罢免傅翁龢是光绪的意图吗（第1页）
罢免傅翁龢是光绪的意图吗
爱新觉罗·奕?（1833—1898），道光帝第六子，遗诏封“恭亲王”。咸丰十一年（1861），授议政王之衔。光绪二十年（1894）起历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
1898年6月15日，即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是当朝帝师、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傅翁龢的六十八岁生日。凌晨一时许，京城开始下起了小雨，渐渐越下越大，年迈的翁大人以为是个好兆头，喜而不寐。晨起，郑重其事叩头如仪，然后乘轿子入宫上班，批阅各地报来的奏折，治事如常。翁师傅万万想不到他的政治生涯竟然在这一天戛然而止。
早朝时，傅翁龢如同往常一样与各位大臣准备进入会议大厅，突然宫中主管宣布傅翁龢暂时不要进来。各位大臣进去后，傅翁龢感到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头，遂独坐看雨，随手将一些看过未看过的奏折等文件五匣整理出来交给苏拉英海。
大约一个小时后，同人退，宫中太监向傅翁龢宣读朱谕：“协办大学士傅翁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辞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傅翁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
一个故事的不同解读
当天清政府还宣布了另外两项人事调整：一是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迅速来京陛见，稍后以户部尚书入值军机处，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一是命协办大学士兼总理衙门大臣荣禄接替王文韶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两项人事调整案显然与傅翁龢开缺回籍密切相关，是清政府在四天前宣布“明定国是”进行变法维新后的一个重大举措，迅即引起国内外各种各样的解读，即便是后世研究者也对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看法不一，莫衷一是。
一种流传比较广泛且被人们长时期认同的说法是：这些人事调整案预示着以慈禧太后、荣禄以及军机大臣刚毅为中心的保守势力对光绪帝主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不放心，罢免傅翁龢就是刻意斩断光绪帝的左膀右臂。甚至有一些外国观察家认为将傅翁龢免职实质上构成一次政变，它的重要性在于即使不是真正废黜了，也实际上废黜了光绪皇帝，因为二十天前清政府重臣恭亲王奕?的突然死亡，已使光绪帝失去了一位老一辈的庇护者，而慈禧太后又立刻进了一步，胁迫这位可怜的年轻皇帝革去了他最忠诚的支持者傅翁龢的官职。同时，慈禧太后还强迫光绪帝下令，受任新职的高级官吏必须到太后面前谢恩。这就意味着，她将亲自垂询这些高级官吏对当前事件的见解，并亲自向他们颁发怎样处理这些事件的懿旨。
当时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还听说，清政府内部高层已在议论真正废黜光绪帝，而不只是实际上的废黜了，但是又惧怕牵涉到外国列强而引起复杂的局面，似乎已放弃了这种设想。他们根据这些传言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突然罢免当朝帝师傅翁龢的一切职务，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光绪帝可能已被剥夺了权力。这些解读基本上都是依据帝党、后党权力冲突的两分法，以为以太后为首的后党先发制人，夺回了权力。
其实，经过几天观察，许多人发现事情的真相远非那样简单，罢免傅翁龢的一切职务、改组政府，可能并不是太后的意思，更不是所谓后党发动的政变。真相可能相反，当时占据主动地位的是光绪帝，而不是慈禧太后。人们很快发现，两宫之间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他们的分歧，罢免傅翁龢是两宫协调一致的政治决定。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开始意识到，在罢免傅翁龢这件事情上，无论是慈禧太后占据主动，还是年轻的光绪皇帝占据主动，其结果都意味着新改组的政府已经摈除原先的保守与暮气，将傅翁龢免职不是削弱光绪帝的权力，更不是保守派对革新者的打击，恰恰相反，是清除了傅翁龢这个极端保守主义者，是为新政府将要进行的改革扫清人事上的障碍。国内外许多关心中国政治形势的人相信，没有傅翁龢的新政府，在光绪帝的带领下和慈禧太后的协助下，一定会采取许多有意义的改革。美国新任驻天津领事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称，被开缺回籍的傅翁龢多年来一直身居要位，且深得皇帝宠信。他相当诚实，心地善良，但极端排外，“是顽固派中的顽固派”。对于中国政局的未来，美国领事一方面忧虑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别迟早会引出麻烦，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充满信心，相信随着慈禧太后重新掌握权力，李鸿章将很快再次复出并恢复其影响力，而李鸿章是中国高级官僚中少有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们相信李鸿章主导的政府一定会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改革，促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缩小中国与西方文明世界的距离。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根据自己与傅翁龢直接交往的经验，表示傅翁龢的出局不会影响中国的政治改革，恰恰相反，他的出局为中国的改革力量扫除了一个坚定的、受人尊敬的保守派。窦纳乐说，傅翁龢是守旧派，他的影响是以不变应万变，以此反抗革新及进步。傅翁龢思想极端保守和落伍，只是在个人修养方面，傅翁龢有学者风度，受人尊敬，是“一位守旧的中国政治家最优美的典型”。
连连失误
与傅翁龢有着很多直接交往的英国人赫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认为傅翁龢总体上代表了旧的方面，他的出局应该有助于改革的进行。赫德说，傅翁龢被开缺回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它意味着清政府对一种过于守旧的政策的放弃。这可能表明了宫廷内的争吵，皇太后要废掉光绪皇帝。赫德表示自己很为可怜的翁老头难过。傅翁龢有很多卓越的见解，但是据说他利用了作为太傅的职权，过多干预了这位皇帝关于实行民众参政的主张。可惜的是，光绪帝没有把它施行得更温和一些。赫德既为傅翁龢的结局感到遗憾与惋惜，也庆幸中国终于放弃了过于守旧的内外政策。这大概就是当时人们的一般看法。
其实，日本驻华公使林董早在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就预料到，傅翁龢与李鸿章的矛盾不可调和，他们两人之间迟早会有一拼。当年12月3日，吏部右侍郎汪鸣銮与户部右侍郎长麟被突然免职，永不叙用。由于两人均为傅翁龢的门生，故而当李鸿章获知消息后，辄对人说：此乃是对傅翁龢进行的第一重打击。而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的罗丰禄等人认为，此事意味着李鸿章恢复势力的第一步。据林董说，傅翁龢在任职总理衙门时经常露面，他也屡屡与其会面，但汪鸣銮、长麟的事情发生后，却很难再见到傅翁龢。林董曾就此向各国公使询问，其他人也同样很难见到他。这大概是因为外交事务之困难，常出于意想之外，而令其不知所措。因此，傅翁龢不能像往常那样，旁观于局势之外，放言高论。他在甲午战争后担负着巨大的外交责任，然而他并没有足够的外交经验，长此以往，傅翁龢不能保其地位，必受挫折，似乎可以肯定。而接替傅翁龢充当外交责任的人选，在林董看来，非李鸿章莫属。所以甲午战争后被视为承担战败责任的李鸿章也一直等待着傅翁龢出局。
李鸿章在等待机会，他并没有在甲午战争后很快与傅翁龢闹翻。相反，在最初阶段，他们两人在表面上更加和气，甚至相互恭维。尤其是当李鸿章出访欧美归来后，他们先前势同水火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被视为李鸿章门生的伍廷芳、罗丰禄跃升为出使大臣时，傅翁龢对此不仅没有表示异议，反而大加赞助。从其处理总理衙门事务的情况看，两人也未见有特别轧轿的现象，相反有了几分惺惺相惜、互相依赖的倾向。据法国公使施阿兰的观察和分析，傅翁龢与李鸿章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契合，是因为傅翁龢已知道目前与李鸿章相争的害处，且厌恶与各国公使直接谈判，从而利用李鸿章，以李鸿章当谈判之冲；而李鸿章亦知目下与傅翁龢相争乃失策之举，故利用傅翁龢无勇气与各国公使折冲的机会，自当其冲，企图渐次恢复自己的势力。此乃相互利用之事，故外表相和，而内心不然。他们都在相互等待着对方的倒霉和失势。据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内田康哉观察，此为大清国官吏之常习，互相伺隙，何时昔日关系重演时，也难免会反目为仇。
至于国内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对傅翁龢被罢免一切职务的看法在当时虽有多种说法与评论，但大体上，他们并不像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强调的那样，开除傅翁龢意味着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运动不满，意欲制约主张变法维新的光绪帝的权力，真实的情况或许正相反。他们差不多都对清政府如此严厉处分傅翁龢觉得有点过分，但也承认傅翁龢可能真的代表了守旧的一面，其为守旧党之领袖或为事实。民间知识分子对傅翁龢似乎一直没有多少正面的评论，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说傅翁龢“满面忧国忧民，满口假仁假义，满腹多忌多疑，满身无才无识”。国内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一般认为，傅翁龢的出局或许有助于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傅翁龢被罢官第二天，康有为按照既定的安排觐见光绪帝，他不仅没有对傅翁龢被罢官提出任何异议，相反却鼓励光绪帝为了能够顺利推行变法新政，应该更多地将那些守旧高官剔除出局。在他等候皇上召见时，巧遇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向他咨询怎样才能补救时局、顺利推行变法，康有为明确表示仅仅将那些守旧高官免职出局还不够，最好能够杀几个一品大员。由此可见康有为此时似乎并不同情傅翁龢的遭遇。
康有为在当年并不同情傅翁龢，但他在戊戌年过去之后却一再表白对傅翁龢的同情，表示对慈禧太后罢免傅翁龢的愤懑。于是傅翁龢的形象在康有为、梁启超那里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颠覆，他们认为变法之初将傅翁龢开缺回籍，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意欲斩断光绪帝的左膀右臂，是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人在变法正式开始前的一个大阴谋。
参照这个说法，最近几年又有一个全新的解释，认为傅翁龢被开缺不能归罪于慈禧太后，是光绪帝本人的意思。即便慈禧太后有责任，那也只是默许而已。
诚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指出的那样，傅翁龢之被开缺是戊戌年间政治改革成败的一大关键，因此弄清楚傅翁龢为何被开缺，以及这一事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什么，确实是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中的一大课题。
作为光绪帝的师傅，傅翁龢不仅长期受到光绪帝本人的信赖和倚重，实际上也为慈禧太后所信任。试想，如果慈禧太后在过去不信任傅翁龢，她会让他长时期在年轻的皇帝身边充当老师吗？所以说，傅翁龢被开缺，不必从更远的背景去寻找。还是应该回到光绪帝所宣布的上谕上来，通过这份上谕的主线去贯穿大家都能看到的史料，看看哪些符合逻辑，哪些只属于戊戌政变后的政治宣传。
朱笔上谕所列傅翁龢免职的原因主要是两项，一项是从远处说，另一项则从最近期的责任上说。先看第一项，该上谕开篇第一句说傅翁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显然，傅翁龢的免职是因为他“近来”工作实绩及效果不佳。那么这个“近来”究竟有多远？所谓“众论不服”的“众论”又指哪些？所谓“屡经有人参奏”的那些奏章又都说了什么？对于这些指责傅翁龢是辩解，还是承认？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弄清傅翁龢被免职的关键因素。
根据这些提示，我们不必远求，只需分析甲午战争后傅翁龢主要担负哪些职责、他的工作效率如何，就可得知什么原因导致他从两宫最为信任和依赖的宠臣、重臣而变为被人指责、被人不断参劾、最终被两宫不得不疏远的人。
在甲午战争前，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和不断挑衅，傅翁龢是坚决主战的领袖人物，在他的影响下，年轻的光绪帝渐渐被莫名的**所激**，逐步走上了主战道路。可惜这场战争失败了，清政府不得不面对《马关条约》所规定的巨额战争赔款和巨大面积的国土丧失。当此关头，傅翁龢提出“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的主张，清政府的决策者似乎也接受了这一主张，于是有三国干涉还辽的发生。中国借此收回了辽东半岛，却增加了更多的赔款。
在短时期内筹集这一笔巨大的战争赔款是战后清政府最主要的工作。曾经提出可以增加赔款而不愿割地的傅翁龢，自然要对怎样才能迅速筹集到这笔资金担负相当大的责任，更何况他还以帝师身份兼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督办军务处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数职呢？
根据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要想依靠自己的财政结余去偿还这笔巨款是根本不可能的，清政府的唯一选择是向西方国家筹借。
清政府在战前向西方国家借款之事，基本上是由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负责经办的。于是当清政府在战后有意向西方筹借款项作为赔偿日本的费用时，赫德就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希望将海关每年两千万两白银的洋税全扣，这样差不多十年的工夫，就可以将这笔巨额赔款全部了结。赫德的建议遭到了户部侍郎张荫桓的反对。张荫桓以为如此办理肯定会影响政府的日常财政支出。接着，赫德提出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五千万两白银，除了偿还日本的费用外，还可以剩余一千数百万两白银作为办理其他事情的费用。
向英国的商业银行借款没有成为事实，因为当时俄、德、法三国自认为在联合干涉日本向中国归还辽东半岛的交涉上有功，企图以此强制中国向他们借款。而清政府内部如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看到三国干涉还辽的外交意义，同样期待通过向俄国等国家进行借款，加深两国的关系，以便联合俄国等国制衡或者压制日本。
经过反复交涉与争夺，甲午战争后第一笔大借款由俄、法两国共十家银行分摊提供，总额折合白银一亿两，年息四厘，九四又八分之一的折扣，分三十六年偿还，以海关关税为担保。中国方面由总理衙门和户部共同负责，徐用仪、张荫桓等户部堂官等参与谈判，而担任户部尚书的傅翁龢因故没有参加，这就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根据中俄法达成的共识，这次借款所附的政治条件是，俄国不但要插手中国海关，分享由英国人独占的权力，而且获得了不少通商优惠以及在中国境内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商业机会等；而法国则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中越分界通商条约》，获得了中国云南境内的大片土地使用权，以及投资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及通商等方面的商业利益。
政治借款附带某些商业性的条件，按理说也是外交上的通例，况且吸引外国资本到中国投资、开发市场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不过，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的户部尚书傅翁龢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他的看法是，中国因这次借款“受亏不少”。基于这种认识，傅翁龢批评徐用仪在与俄国人的谈判中一味屈从俄国人的要求，甚至同意俄国人提出的九三折扣率，致使中国蒙受了不该有的损失。他甚至与同样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的张荫桓联名致电中国驻俄公使，要求更改折扣率。作为清政府负责此次谈判的徐用仪当然也有自己的理由与感受，他既不承认屈从俄国人的压力出让国家利益，更没有因为傅翁龢的特殊身份而接受傅翁龢的指责。
同为军机大臣的徐用仪没有接受傅翁龢、张荫桓的指责与劝告，他们之间自然发生了深深的误会乃至“龈龋”与“忿争”。再加上那些自命清流不明事理的御史王鹏运之流接二连三的告状，徐用仪很快就被光绪皇帝罢免了职务。
1896年3月，《马关条约》规定的第二批赔款到期，清政府依然需要向西方国家借贷。鉴于第一笔借款中的曲折坎坷，清政府决定这次借款由傅翁龢与户部侍郎张荫桓具体负责。张荫桓在外交主张上有联英拒俄制日的倾向，而管辖长江流域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倾向于向英国和德国借款。他们分别致函傅翁龢表达了这一看法，希望傅翁龢通过这次借款保持各大国在中国的战略均衡态势。翁同赫接受了这些主张，他与张荫桓开始了与英、德方面的借款谈判。
这次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英、德方面提出了相当苛刻的借款条件。经反复交涉，1896年3月终于达成协议，此次借款折合白银共一亿两，年息五厘，折扣九四，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分三十六年还清。清政府还同意，在这笔借款没有偿还完毕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仍由英国人担任。
这次谈判的附加条件是英国通过《中缅条款附款十九条》掠夺了大片土地，扩大了在云南境内投资修筑铁路及在西江通航、通商等商业机会；而法国则获得了龙州至镇南关修筑铁路的合同。
两次借款的达成使中国付出了不少代价，尤其是各种折扣、佣金以及政府内部的挪用、个别官员的贪污等，都使实际上偿付日本的数额大为减少。如果照此下去，《马关条约》约定的数额必将大为增加，中国的负担将更加沉重。长痛不如短痛。傅翁龢与户部满人尚书熙敬及户部侍郎张荫桓等都觉得，这样拖下去不如将剩余的赔款一次性偿还，中国为此还可以节省一千数百万两白银的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