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的棋段祺瑞的子（第1页）
辛亥年的棋，段祺瑞的子
张謇（1853—1926），汉族，祖籍江苏常熟。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
1911年发生的中国大革命，是各派政治势力的一次正面角逐，这些势力在关涉民族大义国家根本利益尤其是人民福祉问题上，各有坚持、各有让步，高风亮节令人敬佩。然而由于多年来阶级斗争史观深刻影响，特别是由于辛亥后政治发展中的利益纠葛，使我们在很长时期对辛亥年中国政治发展内幕不甚了了，对许多人物的政治选择不太清楚。比如在这长达一百多天的胶着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段祺瑞，由于其后来的政治立场不仅与孙中山革命主流为敌，更由于其在“三一八”事件中被鲁迅痛批，因而其在辛亥年所思所想与作为，我们都不太清楚了。我们不知道他在辛亥年的心迹，不知道他为什么最早安排南北秘密交涉，最早向清政府发出退位通牒，又最早警告南京临时政府要尊重历史，善待清政府。段祺瑞是辛亥政治转折的操盘手，是时局转折中的关键人物。在某种意义上说，辛亥年的转折与发展，其实就掌握在这个北洋系强人手里。
战争并非解决危局的唯一手段
段祺瑞生于1865年，辛亥革命发生时四十六岁，职业军人出身，先后就读天津武备学堂和柏林军校，被誉为“北洋三杰”之一，又被称为“段虎”，是北洋系中排名仅次于袁世凯的重要人物。
与湘军、淮军将领相比，到了袁世凯、段祺瑞这一代新军人，他们已与先前的旧军人明显不同了，他们不再是单纯的鲁莽武夫，不再是嗜血如狂的杀人魔王，他们在东西洋近代思想影响下，拥有相当民主的思想理念，知道中国应该走的政治方向，他们是近代中国军人中的佼佼者，尽管他们并没有完成近代中国军队国家化职业化改造，为后世中国遗留了战乱的种子，但他们本身并不是战乱的根源。
如果从政治派系归属说，段祺瑞属于李鸿章的直系，只是到了1896年，因荫昌推荐前往天津小站追随袁世凯练兵，渐渐受到袁世凯重用，逐步成长为袁世凯不可须臾的左膀右臂，成为晚清政治场上袁世凯的重要政治盟友。此后追随袁世凯赴山东镇压义和团，赴直隶及中央练兵处协助袁世凯创办主持各军事学堂，训练军官。北洋系许多重要军官，说起来都算是段祺瑞的门生故吏，有着非同寻常的缘分和师生情谊。
1907年，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翌年又因各种原因被开缺回籍养疴。清政府乘机对军队系统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大调整，但段祺瑞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影响，1909年出任新建陆军第六镇统制，翌年因督办北洋陆军学务有功，赏头品顶戴，加侍郎衔，外放任江北提督，驻防江苏。
在江北提督任上，段祺瑞好像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他或许也认为那是个虚职，不军不民，根本无法有所作为，他只能耐心等待机会。
机会总是有的。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举事，成立湖北军政府，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向朝廷叫板，要求朝廷兑现政治改革的承诺，撤销皇族内阁，调整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平息国内骚乱，恢复国内和平。
对于湖北军政府的要求，清政府并没有听进去。清政府依然按照过去的老办法，兵来将挡，任命陆军部大臣荫昌率部南下，强力镇压。
荫昌出身于满洲，但与汉族下野大臣袁世凯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在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荫昌曾帮助袁世凯在山东主持军务。因袁世凯，荫昌与北洋系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曾担任武备学堂总办，北洋系的一些重要将领像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按说还算是他的学生，可是荫昌毕竟没有打过仗，没有指挥能力和军事才能，最多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主儿。他之所以能够出任陆军部大臣，主要是凭借他的满洲血统和他留学德国的背景。
荫昌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在受命前往武汉收复失地途中，当然不忘绕道彰德请教袁世凯。袁世凯告诫他湖北新军举事情形复杂，他们不是要求加薪，不是要求升官，而是要求政治改革，所以对湖北新军不好鲁莽行事，不好武力镇压。再加上荫昌统率的军队都是袁世凯旧部，他们以袁世凯马首是瞻，荫昌根本指挥不动，所以武昌起义并没有因为荫昌前往镇压而结束。
朝廷似乎也没有指望荫昌能够平息这场军事哗变，所以在命令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不久（10月14日），就起用三年前因病休息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授权节制湖北所属各军，督办剿抚事宜，宣布起用同样赋闲已久的岑春煊为四川总督。
在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后，袁世凯在彰德老家进行了周密准备，就政治解决和军事部署做了安排。在政治解决方面，袁世凯建议朝廷接受湖北军政府的要求，同意并着手准备在明年即1912年召开国会，组成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建议朝廷宽容武昌兵谏官兵，解除党禁。至于军事部署，袁世凯建议朝廷以军咨使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速赴前敌；建议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陆续开拔。在此之前，江北提督段祺瑞已经接受袁世凯的召唤，秘密从任所日夜兼程赶往彰德府，参与袁世凯的政治军事谋划。
段祺瑞在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后并没有像冯国璋一样立即开赴前线，因为在这个政治军事敏感期，突然发生了吴禄贞被刺案，段祺瑞受命转往北方处理此事。
11月16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重组内阁。袁世凯知道，湖北新军和各地新军起义、反正，其实都不是真的要推翻朝廷，他们就是要朝廷兑现承诺，从事改革，因此对于这些起义、反正不能像过去对待反叛者那样，完全以武力镇压，而必须诉诸和平方才能够解决。所以他在让冯国璋大打了一场，赢得对武昌三镇控制权之后，就让段祺瑞上场，实际上就是要以柔性手腕化解危机。
在北军控制了武昌前线局面后，袁世凯调冯国璋回京担任禁卫军总统，调段祺瑞接任冯国璋第一军总统遗缺。紧接着（11月18日），又建议朝廷任命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这实际上将湖广地区善后事宜及南北交涉等一并交给段祺瑞打理。
南北密谈：从君宪到共和
段祺瑞是北洋将领中肯动脑子善于学习并具有新思想的人物，他或许知道战争永远只是政治不得已的手段，政治家的最高境界一定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解决是一切冲突的必然选择，所以当段祺瑞11月28日抵达汉口接任湖广总督后，立即下令停止炮击武昌，暗示其部下可以通过各自的关系与湖北新军进行联系，寻求解决方案；强调武昌起义只是体制内的一次兵谏、一场哗变，是对朝廷改革不力、改革失误的抗争；强调南北新军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别无二致，所以也就不必一定要兵戎相见。
武昌前线的和平攻势当然不会是段祺瑞的个人决策与行动，而是袁世凯整体谋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段祺瑞就任湖广总督同一天（11月28日），袁世凯奏请朝廷颁发上谕，命刘承恩、蔡廷干前往武昌，继续开导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的政治轨道，重开和谈。
刘承恩、蔡廷干与黎元洪之间的接触与谈判获得了预期效果，经过武力压制和好言相劝，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在大原则上同意接受袁世凯的建议，南北和解，推动朝廷兑现政治改革的诺言，重回君主立宪的轨道。
然而，南北新军的共识并不被朝廷中强硬派所接受，这批强硬派就是后来的那批宗社党人，也就是皇室小范围之外的一个利益阶层。这批强硬派执意反对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因为一旦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实行了，他们所享有的政治的、经济的一切特权也就终结了。君主立宪可以保护和尊奉的只是君主和皇室，皇室之外的一切宗室、王公等，当然都不再享有特殊的权利。这就是南北之间始终无法达成妥协的根本原因。
南北无法妥协，关键就在于清政府中的强硬派不愿让步，而不是皇室，不是隆裕皇太后，更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皇帝。于是如何迫使清政府中的强硬派让步，成了时局转折化险为夷的关键。正像后来的思想家鲁迅所说，中国人的性格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就像对待一座腐朽的房子，你要让他拆下窗户，那他是一百个不情愿不乐意。但是你如果让他直接拆了房子，那别说拆窗户了，他甚至连门都愿意拆掉。这就是南北僵局无法化解时的情形。
鉴于这样一种情形，要想打破僵局，唯一的出路就是怎样才能倒逼清政府中的强硬派让步。于是我们看到南方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及新军之间酝酿着两个比较鲜明的政治谋略，两个各具特色、相互平行的谈判渠道。
一个是唐绍仪与伍廷芳大张旗鼓的高调谈判。作为袁世凯的总代表，唐绍仪率领庞大的议和代表团浩浩****从北京至武昌，再至上海，营造和平气氛，稳定各地局势，但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很艰难，主要障碍就是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方案并没有得到清政府强硬派的认同，不得已转而以民主共和去冲击君主立宪，逼迫清政府强硬派让步。这是公开的、透明的谈判，虽然各方私下有交易有妥协，但谈判大体处在公开状态。
与公开谈判几乎同时进行的另一场谈判是秘密进行的，这场谈判的主导者就是段祺瑞。根据袁世凯幕僚原初规划，南北和谈化解危机原本就不是一个单轨策略，当君宪主义不再被朝廷中的强硬派接受后，以共和替代君宪，或者说以共和去冲击朝廷中的强硬派，倒逼他们同意接受君宪主义的思路浮上水面。
这场秘密谈判的主事者都是南北军人，北方军人有段祺瑞的手下靳云鹏、曾毓隽、徐树铮、廖宇春。廖宇春早年留学日本，后协助冯国璋、段祺瑞创办北洋陆军学校等，此时为直隶陆军学堂总办。靳云鹏为段祺瑞的老部下，深得段祺瑞的赏识与器重，与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同列，被视为段祺瑞皖系四大金刚，时任北洋军第一军总参赞官。曾毓隽的职务为参议官，徐树铮为总参谋官，反正都是段祺瑞身边重要人物。他们与北方红十字会负责人夏清贻一起商量了一个和平方案。
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等人认为，现在南北兵力相当，长此下去，不是造成南北分裂，就是和平永无了期，长此以往，受难的还是老百姓，是全国人民。现在南方革命军的宗旨就是实现共和，而这一点北洋军并不反对，北洋军只是忠于袁世凯才与革命军作战，所以南方能够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则共和可望、和平可期。他们以此意上报段祺瑞，获得认同，因为段祺瑞当然知道战争的后果，知道最终的结局只能如此。
有了段祺瑞的首肯，廖宇春等人来到上海找到顾忠琛。顾忠琛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曾任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参谋总长，此时为黄兴的特别顾问。廖宇春等人向顾忠琛说明来意，而顾忠琛很快意识到这是南北和解的一个重要机会。
顾忠琛的这个反应是对的，因为黄兴早在湖北与黎元洪联合抵抗北军打击时，就有过类似的想法与方案，以为南北之间的和解可能还要从袁世凯身上寻找出路。所以当黎元洪、黄兴等人收到袁世凯南北和谈的书信后，于11月8日、9日分别复信劝说袁世凯离开清政府，赞助民军，表示一旦民军有机会重建中华共和国，就一定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
黎元洪、黄兴的主张并没有被袁世凯接受，因为袁世凯此时心中还是期待以君主立宪体制的真正实现作为化解危机的唯一方案，毕竟这个方案已经提出十年了，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识和奋斗，现在机会来了，虽说是一场政治危机，但化危为机，也不失为一个重要选项。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他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一意孤行坚守君宪主义立场，直至清政府内部的强硬派不愿让步，袁世凯的想法开始变了。
以袁世凯为新政府第一任大总统的方案原本就是黎元洪、黄兴的构想，只是当时条件不具备而无法实现，现在段祺瑞的代表向顾忠琛重提这个方案，深知此事来龙去脉的顾忠琛没有不同意的道理。顾忠琛代表黄兴表态说，袁世凯果真像各位所说的那样颠覆清政府，为民造福，那么大总统一席，南方革命军一定会全力支持。黄兴获知这个情报后也表示，自己之所以在过去几天不愿接受南方各界拥戴出任什么临时总统，其实就是虚位以待袁世凯。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所以黄兴授权顾忠琛与廖宇春等人在上海甘肃路文明书局进行谈判，并于12月20日达成五项秘密协议：第一，确定共和政体；第二，优待皇室；第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第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第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的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这个方案就是袁世凯内心深处所想，只是段祺瑞悟了出来，代为进行而已。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揣测。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的命令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禀报，请其赞成共和，重建秩序时，袁世凯还是发了一通脾气，强调我袁世凯为大清国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重托？
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真实的，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袁世凯生气是因为这毕竟牵涉道德层面，这是一个政治家最忌讳的东西。靳云鹏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得到段祺瑞等军方将领首肯，甚至会说这就是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老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袁世凯如果继续坚持先前的立场究竟会怎么样呢？这就是袁世凯转变的关键。袁世凯再问：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样的考虑呢？
对于袁世凯的疑虑，相信靳云鹏早就和段祺瑞等人对过口径，靳云鹏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段祺瑞统率的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拟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此仍不敢太相信，军心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吗，这将把我袁世凯置于何种境地，这不是让我袁世凯不忠不义，让我背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罪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