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四 说法（第1页）

辑四说法

谁摘了袁世凯的顶戴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清政府起用罢官归隐三年之久的袁世凯，并在随后不断加大他的权力，希望袁世凯能够在危难时刻作为中流砥柱，拯救王朝。然而到了最后，重出江湖的袁世凯不仅没有力挽狂澜拯救大清，反而亲手将这个两百多年的帝国予以终结。更令人不解的是，作为大清王朝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并没有随着这个帝国的消逝再度归隐，反而成为此后中华民国大总统。更恶劣的是，过了几年，袁世凯帝制自为，试图建立中华帝国。这一系列变动弄得人们眼花缭乱，不由自主想起袁世凯在辛亥年出山之初种种作为，可能与其三年前罢官归隐有关。而那次罢官归隐之所以发生，似乎又与摄政王心胸狭隘、容不得这位汉人能臣有关。袁世凯之所以见死不救，甚至乘人之危攘夺天下，可能就是公报私仇，报复摄政王载沣迫使其归隐山林的一箭之仇。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复仇故事非常合乎逻辑，合乎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期待，于是这个故事讲了一百年也没有人怀疑。其实，这个故事是假的，与真实的历史相差甚远。

宠臣失宠

袁世凯是慈禧太后在李鸿章之后最为信赖的汉大臣，在慈禧太后最后几年掌握着相当的权力，对当时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做出过重要贡献。当然他也得罪过不少人，多年来弹劾他的奏章一直不断。这种弹劾在专制政体下当然是一种政治威胁，然而被弹劾者如果真能经得起查，经得起考验，那么这些弹劾不但不会减分，反而会加分，成为被弹劾者升迁被重用的机会。

随着预备立宪在全国的推行，袁世凯于1907年奉命离开经营多年的直隶，调往中央参与军国要政，出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他与从湖广总督任上调来的张之洞一起，成为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生命最后岁月里最为倚重的汉大臣。张之洞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

四十多岁的袁世凯是大清王朝的政治明星，年富力强的他与年迈的张之洞形成巨大的落差。他们都是两宫的心腹和仰赖对象，但从两宫立场说，对张之洞是回报，对袁世凯是期待，期待他在未来岁月中为大清王朝再建奇功。

袁世凯确实没有辜负两宫的期待。在那两年时间里，清政府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尤其是袁世凯主管的外交活动，获得了非凡成就，举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政治改革方面，经过几年实践，地方的谘议局运转逐渐成熟，中央层面的资政院也在发挥着相当作用，只是资政院毕竟不是正式议会，人们的政治期待就是能够早点儿召集正式国会，步入常态国家。各地的呼吁和内外大臣的建议符合朝廷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所以朝廷在1908年8月接受了这些建议，明显加快了立宪步伐。8月27日，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宣布立宪筹备清单，定九年后召开国会。现代中国的一丝曙光终于在东方地平线上显露出来了，中华帝国和平转轨为一个常态国家好像已经为时不远。

正像中国老话所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当举国欢庆这一政治进步时，或许是因为太过劳累，或许是因为太高兴了，光绪帝自1907年秋天开始犯病，1908年11月初病危。13日，慈禧太后懿旨命令将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领到宫中，作为接班人培养。第二天（14日），朝廷又以皇上的名义发布一道上谕，宣布此后朝会大典等重要典礼上诸王的座次及排序，都将摄政王排在最前面。这当然意味着摄政王载沣将担负起王朝的重要责任。

同一天（1908年11月14日），大行皇帝龙御上宾，年仅三十八岁，因毕生没有生养龙子龙女，不得已过继他的弟弟——也就是现在这个摄政王载沣的长子溥仪为嗣，继任为新皇帝。因为这个小皇帝年龄太小，所以只是被抱养到宫中进行培养，王朝政治只好交给小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以监国的名义进行打理。所有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监国作出决定，裁度施行。当然，慈禧太后也对摄政王监国有个限定，即要求他遇有非常重大的事件，必须请光绪帝未亡人隆裕皇后给予最后决定。换言之，隆裕皇太后对于日常事务不予过问，只是在非常事件上拥有最后的否决权。在作了这些安排后，慈禧太后撒手西归，结束了长达四十八年的政治统治。此时距光绪帝去世不过二十四小时。

袁世凯是慈禧太后的红人、宠臣是不必怀疑的，他在两宫生命的最后岁月鞍前马后做出许多贡献。然而，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君主专制体制下，旧时代的宠臣袁世凯能够成为新朝的重臣，其实是令人怀疑和忐忑不安的。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在光绪帝去世同一天，正在美国的康有为就大胆宣布，皇上的突然死亡是袁世凯的阴谋和加害。他甚至为此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指控袁世凯试图变换中国君主，扰乱中国，因而请求美国政府联络各民主国家，对于清政府的非法行径予以谴责，对于清政府的权力变动不予承认，设法遏止袁世凯等政治势力上位。

康有为的说法当然没有多少证据和道理，只是当年流传较广的一个说法而已。不过，从中国政治的特有运转规律看，在两宫相继去世后，袁世凯还真是遇到了巨大麻烦，他确实在一夜之间失宠了。

袁世凯的失宠，当然是对接替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主持大清国朝政的摄政王而言。这里面的真实情形可能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那个样子。不过有一点确实不同，在两宫管事的时候，无论反对袁世凯的力量多么强大，都能被袁世凯柔性化解，也能被两宫压住；而现在不仅摄政王无意继续压住这些反对的声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期待着这种声音。毕竟一个新的政治架构刚刚建立的时候，一个强大的老臣对于新朝的主子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好事。

反对袁世凯的潜流一直不断，在慈禧太后活着的时候就是如此。1908年10月3日，号称刚正不阿的御史江春霖向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具疏弹劾袁世凯权势太重，尾大不掉，对朝廷是个威胁。其理由是袁世凯在9月15日（八月二十日）五十大寿时大肆张罗，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江春霖给出的罪名很大，也举了许多例子，建议朝廷吸取以往权臣祸国的经验教训，防患于未然，严加惩处袁世凯。

江春霖是清末有名的御史，向来以敢言、敢与权臣死磕而出名。晚清自庆亲王、袁世凯、徐世昌至孙宝琦等大大小小权臣，不管著名不著名，权大还是权小，江春霖职责所在，从不姑息。据说他平生仅弹劾袁世凯一人就有八次之多，只是他的那些证据实在有点儿捕风捉影，不够牢靠，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弹劾并没有戳到袁世凯的痛处。袁世凯反而在他的这种另类监督下步步高升步入青云。这一次也不例外，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对江春霖的举报并不认同，只是根据江春霖举报中的内容对袁世凯略有提醒，袁世凯又一次躲过了一劫。

现在情形不一样了。两宫不在了，小皇帝太小了，摄政王载沣又是那样年轻，所以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真的没有什么人能保护袁世凯这样的权臣了。谁让你如此锋芒毕露树大招风呢？于是一场新的围攻在两宫去世不久就开始酝酿了。12月2日，宣统小皇帝即位。19日，为表示新朝恩泽，朝廷下令嘉奖庆亲王世袭罔替，嘉奖世续、鹿传霖、张之洞、袁世凯等重臣为太子太保。这原本只是中国王朝政治的统治手段，但在江春霖等御史看来又有问题。江春霖向摄政王上了一个密折，认为庆亲王在庚子事变中虽然稍有功劳，但自当国以来，政以贿行，官以私进，如袁世凯、徐世昌、杨士骧、赵秉钧、冯汝骥、唐绍仪、袁树勋、增韫等，莫不以重贿破格擢用。而袁世凯尤为其心腹，他们借新政之名，引用私党，遂令官场相习成风，以奔走为事，钻营为能。江春霖向摄政王举报庆亲王、袁世凯等相互勾结，结党营私，提醒摄政王设法反制庆亲王尤其是袁世凯。

配合江春霖的举报，晚清政治舞台上另外一个不甘寂寞的著名御史赵炳麟也趁机发难。他上书监国摄政王密陈袁世凯包藏祸心，结党营私，挟制朝廷，如果让袁世凯继续留在军机处，他日必生意外之变。赵炳麟建议监国摄政王趁着袁世凯势力尚未高度集结时突然行动，将袁世凯逐出军机处。赵炳麟预言，只要清除了袁世凯，那些与其进行利益结盟的政治小人必将闻风而散；反之，如果听之任之，袁世凯的政治势力必将急剧扩大，到了那个时候，根深固结，再想动他就很难了，监国摄政王或许也得像先皇帝那样面对袁世凯这样的权臣敢怒不敢言，忍声吞气，俯首帖耳。

江春霖、赵炳麟以袁世凯戊戌年出卖先皇帝的由头刺激监国摄政王，有点儿文不对题，不过他们所说的袁世凯培植势力有政治野心，真的使监国摄政王有点焦虑。据说，摄政王在批阅这几份奏折密报后极为震怒，责成秘书班子拟旨将袁世凯开缺。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最高领导者当然最忌惮大臣功高震主，专权跋扈。江春霖、赵炳麟的举报挠到了摄政王的痒处。不过当摄政王拿此事和庆亲王、世续等皇族成员商量时，这几位皇族要员都不太赞成。经过协商，满洲贵族最高层达成妥协：第一，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即免去袁世凯的现有职务，让他回老家休养，理由是袁世凯一直治不好的脚病；第二，调满洲贵族那桐进入军机处，填补袁世凯开缺后的遗缺。

不过，无论是江春霖的举报，还是赵炳麟的密报，在朝廷给袁世凯的开缺决定中都没有提及，甚至连一点影子都没有。这份免职令反而刻意强调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过去许多年夙承先朝，屡加擢用，为朝廷重臣，原本应该在这新旧转换的特殊时期发挥更大功用、承担更多责任，不意袁世凯现在的足疾越来越严重，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不得不免除其现有职务，让他回老家专心静养，以体现朝廷关爱体恤之意。

从朝廷的这个命令中，我们根本感觉不到袁世凯犯了什么错误，有了什么问题，只不过是因为袁世凯患了足疾，步履维艰，无法继续任职，需要休息而已。

朝廷的处理当然没有达到江春霖、赵炳麟等御史的最低限度要求，朝廷甚至根本无意使用“罢斥”之类的字眼。这个谕旨给人的感觉就是对一个有功之臣的病休和惋惜，所以江春霖、赵炳麟等御史们看到这个谕旨非常生气。据说赵炳麟在朝廷的谕旨颁发后又上了一道密折，建议监国摄政王必须坚定去袁决心，必须缜密从事，必须任用正人，必须解散党羽等。还有传闻说赵炳麟在与监国摄政王对谈时，甚至建议公开宣布先皇帝手诏，杀袁世凯，起用袁世凯的死对头岑春煊掌控禁卫军和军咨府，起用康有为、梁启超等袁世凯的死敌为朝廷顾问，罢斥庆亲王等。这些说法和传闻当然非常荒唐，因为作为监国摄政王，他太清楚他的哥哥先皇帝的真实情形了，太清楚袁世凯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所以对江春霖、赵炳麟的建议并不予以采纳。朝廷对袁世凯只是采取开缺回籍的处理，让这位刚过半百的老臣回到老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谁也想不到仅仅几年时间，袁世凯又会成为朝廷所仰赖的重要人物。

化不开的心结

作为清政府政治的新核心，摄政王载沣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多年关照和栽培下，不至于幼稚到相信康有为的造谣和宣传，他当然清楚1898年中国政治转折的关键点，知道袁世凯是有密可告但并没有告，袁世凯在康有为这些改良主义者和清政府两个方面都是道德无缺。假如袁世凯当年真的像康有为所指责的那样不堪，那么就很难理解袁世凯在戊戌之后的升迁和不断被重用。

问题在于，康有为在外面的宣传，使社会上对摄政王载沣掌控清政府政治权力后的政治走向有了诸多猜测，舆论上一般相信摄政王载沣一定会为他的哥哥光绪帝报仇雪耻，整治袁世凯。其实这只是外界的揣测，并不代表真实的历史。

摄政王载沣与袁世凯之间确实有矛盾，只是这个矛盾并不那么幼稚和简单。按照一般规律，新主人上台后总是要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大赦天下，提升心腹，收买人心，重振王朝新气象。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政治的一般规律。在比较平和的情形下，摄政王载沣掌控权力后，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尽量向流亡在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放政权，像民国初年新政府所做的那样，不管康有为在1898年做了多少对不起太皇太后和光绪帝的事情，其在国外流亡的这些年毕竟始终以保皇为号召，毕竟没有与革命党联手对付朝廷。现在慈禧太后不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回归主流社会的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出现了。如果摄政王此时顺应潮流，从这些方面入手，相信在民族和解、民主重建、民生提升这几个方面一定能够在先前君主立宪改革的基础上再出发，宣统元年的情形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然而摄政王没有按照这种历史惯例和常规进行，他在太皇太后去世后不久，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拿太皇太后当年的宠臣、重臣袁世凯开刀，结果适得其反，人心丢失了一大半。

摄政王之所以拿袁世凯开刀，当然不是他认为袁世凯有负于他的哥哥光绪帝，主要的还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坐大，功高震主，已经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政治安全，是清政府内部少壮派无论如何都不能继续无视和容忍的。

我们知道，袁世凯是继李鸿章之后汉大臣中的第一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手腕比他的老师李鸿章更厉害。他不仅拥有清政府的绝大多数权力，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对财富本身的潇洒与大方，使他在清政府内部攀缘结交了许多重要关系。在大清国，谁都知道袁世凯是慈禧太后的大红人，是朝廷倚重仰赖的重臣。

袁世凯炙手可热，天下无敌，在强权人物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掌控下，当然没有问题。因为只要主子有本事，有权谋，再能干的奴才也只能是奴才，不会变为主子。有本事的奴才会得到主子的青睐。这种青睐不过是让奴才多管些事多出些力，并不意味着主子准备把这个家交给奴才。主子随时可以将这个能干的奴才废了，因为只要抽掉这个奴才的活动平台，再有本事的奴才也没有办法。袁世凯在慈禧太后、光绪帝的时代，无论拥有多大权力，其实都是在给大清国办事，在给朝廷办事。袁世凯这个分寸把握得很好，所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从来没有感到袁世凯对他们会有什么威胁。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是弱势的摄政王执政，而摄政王在过去几年中，就屡屡与强势的袁世凯有冲突，且每每被袁世凯打败。他们之间的相互怨恨已经积累很久，摄政王不想继续使用袁世凯这个能臣了，袁世凯似乎也不想为这个新主子服务了。现在，相互有点怨恨的双方终于找到了爆发的突破口。

摄政王与袁世凯之间的怨恨，主要还是因为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高官，尤其是军事高官的崛起，不仅损害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威胁到了摄政王的政治统治。在慈禧太后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清政府在过去几年的政治改革中，确实准备走上行政中立的政治道路，准备像东西洋立宪各国一样，最大限度地消弭人们生而不平等的出身问题，所有的人享有生而平等的政治权利，除了君主之外的政治职位对所有人开放，不再以出身决定一个人的升迁罢黜。清政府的这个政治选择当然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压力，但从本质上说也表明清政府和满洲贵族中大多数人开始觉悟。行政中立的原则既没有表明汉人高官的政治优越，也没有再规定满洲贵族的政治优先，但是毫无疑问，满洲贵族在政治架构中永远只能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虽然这个政策在表面上并不是要损害满洲贵族的利益，但在客观效果上肯定对满洲贵族不利。这也是后来之所以会出现一个令人奇怪的“皇族内阁”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