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国育民蒋梦麟（第2页）

蒋梦麟首创的行政会议有点类似于西方民主政体中的行政机关。行政会议及各委员会之委员由校长推举，经评议会通过，一半采纳民主的意思，一半采取效能主义。行政会议操全校行政之权，负责全校日常事务。

教务会议组织体制为仿欧洲大学制，其功能主要是司学术。教务会议之成员由教授互选，亦取民主之义。教务会议的执行机构为教务处，各系主任互选教务长一人，处理日常事务。

总务处的设置是仿照美国的市政制，司事务。总务长及总务委员为校长所委任，纯采效能主义。盖学术重民主，事务重效能。总务长操全校事务之权，负责处理校中庶务。原体制中的各处室也有所调整，使之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共分设校舍、杂务等十三科。其组织，合数科为一部，以总务委员长之，曰某部主任。

现合校舍、杂务、斋务、卫生四科曰庶务部；合介绍、询问、注册、编制四科曰注册部；文牍、会计两科，直隶于总务长；出版、图书、仪器等各自立一部。

在北京大学一系列组织系统中，蒋梦麟担负着一系列重要的角色，除总务长外，还兼任文牍、会计部主任，预算、聘任、学生自治以及修改预科课程等委员会委员。尤其是总务长一职，自北大改组以后，所有行政上一切事宜，均由总务处负责，而取决于总务委员会。该会规定每星期一会议一次，并规定时间为下午4时至6时半。只是从实际情况看，有事稍长，无事则短。不过从总体上说，每次时间都相当紧凑，时间虽不长，但对于校内一切事务，多所整顿。

在蒋梦麟主持完成的这一系列改革中，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北大能够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从而实现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现代教育理想和教育理念，使大学真正成为不受政治干扰，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学术机关，并以无畏地追求真理作为治校的基本准则。

自从到了北大之后，蒋梦麟便将自己的生命与北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每日所思所想，实在都是如何建设北大的事情。只是碍于经济及政治环境方面的困难，蒋梦麟的许多理想并不曾实现。他理想中的北大一定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学，一定是要在世界教育、科学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高等学府。因此他在录取新生时便格外重视学生的素质和质量，不愿以数量牺牲质量。他在1923年9月北大开学典礼上说，今年新生投考的几近三千，学校里只取了一百六十余人。外面因为我们取得太少，有许多误会和责难。其实我们录取新生，标准为重，不甚拘守定额。

在硬件方面，蒋梦麟的理想也是要建设一个像样的大学，各种设备应有尽有。他在北大建校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说，本校的设备因经济关系不甚完全，我们现在所要的“工具”，就是要一所好的大会堂，能容纳多数人在里边开会，不要再像这次临时搭起席棚子。还要造一个图书馆，我们方有研究和创造学术的地方。不过现在经济困难，如何去办呢？总务长天天跑来跑去，还是跑不出钱来。又如想建寄宿舍，必要先觅地基，地基有了，但是没有钱去买。在这种情形下，实在觉得没有法子。现在我们预备无论如何困难，自今年起至明年止，必定将图书馆造成。在科学研究和教学方面，蒋梦麟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认为有三件事值得北大全体同人一起努力：

一、当输入西洋文化，并用全力去注意它。蒋梦麟说，这话虽是老生常谈，不过现在我们是要去实行。从前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总要体用兼备才对。现在我们却要把这话反过来说了，当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因为我们的国学须经过一番整理的功夫才行；整理国学，非用西洋的科学方法不可。所以第一步还是先要研究西学。况且现在应用的学问，大半须从西方得来。以本校而论，想着实地输入西方文化，先要改良图书馆，多买西籍，希望北大诸生熟悉英、德、法文，能直接看书，不至于有不懂和误解的地方。

二、当整理国学。蒋梦麟认为，要是随随便便地拿起中国的什么书籍来看，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如果有了学问，应当去做乾嘉时代一般学者的功夫，以科学方法把国学整理一番，将来好出一部北大的“国学丛书”，使一般国民领会了国学以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好处。

三、当注重自然科学。蒋梦麟指出，现在文化运动基础不稳固，缺点就因为不注重自然科学。我们若想使文化运动的基础稳固，便不得不注重它。西洋文化所以如此发达者，就是因为它们的根基打在自然科学上。现在我们首当明白的，要晓得在中国十年或十五年后，必有一种科学大运动发生，将来必定有科学大兴的一日。所以无论是文科的，法科的，理科的诸同学们，凡关于天文、地理一类的自然科学上，都当着实地注意才好。在学校方面，要把经费节省下来，把理化的仪器室特别地推广，好请一般同学和教职员切实研究切磋，使有最新式最完全的实验室来实现。我们不特去研究西洋已发明的科学，且要发明新原理。这样下去，庶几方有稳固的根基。等到北大建校三十五周年或四十周年时，有了显著的好成绩，也可以在世界上去讲，就不至于竟是挂一块招牌的了。

为了将北大办成世界一流，蒋梦麟深切期望北大能够具备自己与众不同的精神，成为中国教育界的楷模。对于北大应该有的精神，蒋梦麟提出自己的期待：

第一，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和死了的一般。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

第二，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胆小鬼。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恐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了平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种思想上的胆小鬼，被北大渐渐地压服了。北大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北大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北大同人所不为的。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虽然此后中国在政治上风暴迭起，但北大却在这一批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

一次自杀引发的议论

1919年11月16日，北大法律系三年级学生林德扬在三贝子花园（今动物园）投水自杀，引起了知识界的极大关注。

五四运动开始前，林德扬因病在西山疗养。当他听说五四运动的消息后，立即赶到山下，抱病参加学生会国货维持股的工作，抵制日货，每天还写一篇白话文送到新闻股，帮助编辑新闻，到处奔走呼号。后来他又觉得诸同学为国货负贩，事倍而功微，非根本之计。而中国之所以贫弱，也主要在于没有实业作为基础。于是他个人纠集同志创办实业，拿出七百多元，自认巨股，在东安市场开设了“北京第一国货点”。以期以自己的行动为国人树立一个榜样，使中国人都来开点办厂。然而残酷的现实使他处处碰壁，他所经营的国货点也以失败而告终，实业救国的理想彻底破灭。再加上夙疾屡发，遂悲观厌世。

林德扬的死是“五四”后青年心理脆弱的表现，自然引起各界的关注和议论。19日，罗家伦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详述林自杀的情形和原因，并说出三个补救办法：一、美术的生活；二、朋友交际的生活（并男女朋友交际的生活）；三、确立新人生观。

21日，蒋梦麟撰文指出罗文的三个基本观点，都可以赞成，但对罗家伦文中的一些说法，表示不敢苟同，有必要加以申说。蒋梦麟认为，第一，中国人对于自杀不算是不道德，这是不好的观念。因为杀人尚有人要抵抗，自杀就无人能抵抗。所以西洋法律上对于尝试自杀者加以罪。宗教上也视自杀为罪过。天生我堂堂的一个人，要我自己保护。我不保护，还要自杀，岂不是罪？罗家伦把这个罪加在社会身上，我国这种恶劣社会，固当承受这个罪。但社会本来不能自己改良，要我们个人去改良它。社会还没有改良，我就把自己杀了。这社会还有改良的日子吗？

第二，罗家伦认为，中国自杀之风稀少，正是中国人心气薄弱的一种表现。对此，蒋梦麟认为，青年自杀也足以表现中国人心气薄弱。德国因中学功课太重，学生时有自杀的。但通行的风气是决斗，不是自杀。两人决斗，败者伤或死，伤也伤了痛快，死也死了痛快。这是人心强毅的表演。自杀是自示其弱。

第三，罗家伦认为，我们要奋斗到极点，才可自杀。蒋梦麟认为这也是不对的。他指出，我们奋斗到极点，还要奋斗。人家杀我，我没有办法，我们万不可自杀。过渡时代终有许多困难和失望的事，终要遇着许多荆棘。我们终须用大刀阔斧斩一条路。为后人造幸福，万莫灰心。生命只有一个，是可宝贵的，我们常常要抱乐观才好。

五四运动之后，青年学生另外一个心理倾向是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具有极大的兴致，而对于学习则多少有点忽略。1920年9月11日，蒋梦麟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语重心长地告诫北大学子，说他有一天在胡适那里谈天，胡适说现在的青年连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飞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其实连文化都没有，更何从谈新！蒋梦麟认为，胡适的话实在说得非常沉痛。所以我们此后总要立定志向，切实读书。还有一层，就是物理、化学等物质上的文化也应该同文字方面的文化并重。比如现在饥民这样多，因为交通等关系，赈济就这样地困难；有时传染病发生，也往往弄得手忙脚乱，死丧无算。这都是物质文化太不发达的弊病，我们不可不注意。

蒋梦麟对学生的态度是一贯的，作为一校之长，蒋梦麟对他的学生自然是真诚热爱的。但是有一点，蒋梦麟素来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斗争，更反对学生为了政治斗争而作无谓的牺牲。他素来认为，知识界参与实际政治问题要有两个条件：一、维持现状的实际政治，是不必参与的。因为维持现状的政治人物很多，不必知识界来供给。二、改革或革命的实际政治，才有参与的价值。然亦须以不妨害研究学术和较远的问题为界限。不然，知识界失去自己的本职，还有参与政治的资格吗？譬如五四运动，我们不能不承认有相当的效用，但结果还是一个失败。其流毒于全国学校，其害与驱逐几个恶人和阻止巴黎和约签字之利相比较，我们实难定哪个是轻哪个是重。政治恶劣如故，我们也看见的；学校成绩的退步，青年的堕落，我们不能不承认自大学至中学，全国滔滔皆是了！这样下去，不但现今的政治无法改良，将来的政治仍是没有希望。悬崖勒马，能发能收，这是知识界的本职。蒋梦麟强调，知识界要讨论或参与实际政治，决不可忘了自身的本职，那就是努力发展学术、科学、思想等。知识界于本身上站不住脚，根本就不配谈政治。

基于这种政治理念，蒋梦麟在主持北大校务的那些年里，虽然一再要求北大学生不要轻易地介入政治纷争，要求北大教师在参与政治纷争的时候，最好是使用自己单独的力量，而不要轻易地介入某些政治团体，但是，出于知识阶级最起码的社会责任心，蒋梦麟一直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保持高度的重视，积极充当社会良心，不断就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发表见解，并与志同道合者结成团体，以团体的力量做政治上的努力。

教育破产的根源

在蒋梦麟协助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务的日子里，北大实际上一直面临诸多困难。政治上、经济上的困难不必说了，而且还经常遇到一些人的故意捣乱。1921年4月28日午后，北大第一院二层楼西头一个讲堂内火起，延烧一室，而窗户皆上锁，幸有出版部诸人未散，发现烟焰，急呼人来救，乃得扑灭。此次是有人放火，万无可疑。因为四天前，二楼洗手间门后一只木箱内起火，发现一个鸡蛋壳内有硫黄臭味，幸发现尚早，没有酿成大灾。

大火扑灭后，蒋梦麟又在第四层楼一个讲堂内发现烟焰，门也是锁了的。开门进去看，火起于讲座下，讲座下置有蜡烛，正燃着，旁堆着鸡毛及讲义纸一堆，烛尚未烧到底，故未大烧起来。四楼上扑救很不易，放火的人可谓下毒手了。在这种条件下，如何能办好北京大学呢？

蒋梦麟在1922年12月发表的《学风与提高学术》一文中对“教育破产”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说，我们办教育的人，近来真觉得日暮途穷了。从前我们以为政治不良，要从教育上用功夫，养成人才，去改良政治。近年来，政治愈趋纷乱，教育界经济上和心理上，都因此受莫大打击。不但经济破产，精神上破产的征象已渐渐暴露了。于是数年前只讲教育，不谈政治的迷信，渐渐打破；一些学生借群众的势力，去干涉政治，如烧房子、围攻省议会、开国民大会等；一些教员批评政治，或发通电对于政治有所主张。此种举动，于实际政治问题不无小小的影响，但对于政治基本问题，还搔不着痒。若以学校本身而论，因此反惹起外患与内乱。我们办教育的人，更觉苦于应付。

当时的教育界确实处于蒋梦麟所说的这种困难境地之中。学校之中，人心惶惶。数年前勇往直前的精神，为沉闷不堪的空气所包围，好像一轮红日为黑沉沉的云雾所围绕。教育界在五四运动之后那些年所用于自卫或攻击的武器只有一件，就是罢课。但是这件武器一用再用，久已破烂不堪，不能再用了。自卫之道既穷，于是沉闷之气日甚一日。近来又发现一件很困难的事，即是“学风”问题。

什么叫学风呢？一个学校里，教员、学生，共同抱一种信仰，大家向那所信仰的方向走。清末的时候，这个学风就是欧化。一个学校里，能多请几位外国人，或多请几位洋文优长的教员，多造几座洋房，大家就高兴得了不得。自1917年至1920年间，大家所抱的信仰就是“文化运动”。那个时候，一旦讲起文化运动，大家都抱无穷的希望。现在又渐渐地消灭了。哪里还能用“文化运动”这四个字来唤起人们的精神呢？

对于这个问题，蒋梦麟表示现在所能勉强提出的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学术。但这办法实行起来很不容易。一来是提高学术，不是短促时期内所能办得到的。二来是不能马上用来出风头。三来是要在图书馆、实验室里用苦功，哪里能耐烦呢？所以要用提高学术来唤醒精神，养成一个学术化的风气，谈何容易？况且学术两个字太抽象了。哪一门学科不是学术？要提高哪一种？说提高学术，好像说要做好人。好人是人人愿意做的，不过要怎样做便成好人，这就是一个困难的答案了。提高学术，是人人所欢迎的。但怎样才能提高？要提高哪一种？普通地谈提高，是唤不起精神来的。

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是教育界一直难以很好处理的复杂问题。蒋梦麟素来认为，从事教育的不能绝口不谈政治。今日国中优秀分子，以教育事业清高而投身其间者，颇不乏人。若此班优秀分子绝不注意政治，将一任政客之摧残乎？教育家不关心政治，则学生亦将间接受其影响，将来政治之改良，将以何人负其责任乎？故同人以为政治一物，当分作两方面观：一曰政党与政事，教育界所不当涉足或干涉之。涉足政党，则政党之变迁，将影响乎学校，学校之破裂可立而待；干涉政事则阻碍行政，抛荒职务。二曰政论，若剖明是非，主张正义，启发后生，养成平民政治之习惯等，是教育界责无旁贷的事情，弃而不顾，是弃其天职。然而教育界如果抛荒学校事务，运动选举，口虽不谈政治，而实则贻祸教育，罪莫大焉。

基于这种认识，蒋梦麟早在1920年就与胡适、陶孟和、李大钊、高一涵等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强调他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他们。政治逼迫他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的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真民主的实现。

在蔡元培的精心主持和蒋梦麟的积极协助下，北京大学一方面与现实政治积极抗争，一方面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像一叶小舟在风雨中艰难行进。但到了1925年段祺瑞因“三一八”惨案“引退”之后，奉系军阀入主北京，北京的政治环境越来越险恶。翌年4月26日，蒋梦麟得知自己的名字已经上了军阀的黑名单，于是他只得在朋友的帮助下逃离北京，脱离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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