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国育民蒋梦麟（第1页）

育国育民蒋梦麟

在北京大学这一“百年老店”中，蒋梦麟应该是到目前为止职掌校政时间最长的“老板”，然而或许是因为蒋梦麟后来追随国民党败退台湾等原因，蒋梦麟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并不被“新北大”所看重，北大“书写”的各种历史书中并没有给他相应的地位。

代蔡掌印北大

蒋梦麟是留学美国归来的教育学博士，是著名教育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与胡适之、陶行知等同门。回国后因黄炎培的关系参与江苏教育会，具体负责江苏教育会与北大合办的《新教育》杂志，由此与北大发生了某种联系，被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主讲教育学及教育学史。

蒋梦麟兼职北大教授，当然是因为他在《新教育》杂志的影响，另外两个直接的原因也不容忽视，即他既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得意门生，又与当时北大“明星教授”交情甚笃，政治理念、教育主张也相当一致。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在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指导下，北京大学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学生自然成为这次爱国运动的主体。所以事件发生后，北京政府对北大极端仇视。5月4日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召集内阁紧急会议，提出解散北京大学、撤免蔡元培校长的动议，后又不断扬言要“焚北大校舍，杀北大学生”，“以三百万金购人刺蔡”等。8日，北京政府内定由孔教会会长马其昶接替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随即下发三道命令：一、查办北大校长；二、整顿学风；三、由警厅将已释放的学生送法庭讯办。

8日午后，蔡元培获悉政府决定。他认为自己如果再不辞职，倘政府迫不及待，先下一令免其职，一人之不体面而犹为小事，而学生恐不免起一**，遂于当晚送出辞职呈文，请求自动解除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翌日晨悄然离京，经天津转赴杭州。

蔡元培是当时国内极富声望的大教育家，他的出走立即引起广泛的影响。当天，北京大学召集各校代表紧急磋商，宣布于即日起全体停课“待罪”，恳请政府下令对蔡挽留，万毋允准辞职，“以维学务而平舆情”。北大教职员代表李大钊、马叙伦、马寅初等也到教育部请愿，表示如果蔡元培不留任，北大教职员便有可能一致总辞职。19日，北京各校学生罢课；26日，上海学生也跟着罢课。

迫于无奈，政府接受了北大师生的要求。以教育总长的名义公电蔡元培，称“学府主持，非公莫属；众望所在，翘企同殷”。

对于政府的敦请，蔡元培起初并未答应。他认为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巴黎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和秩序，因为学生们很可能因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

在各方面的竭诚呼吁下，蔡元培坚决不回北大的想法也曾一度动摇。他觉得坚决不回北大也有点对不住北大和那些关心他的朋友们，尤其是胡适等人为他规划的五年十年计划，不应忽然一抛，且有一些经他签订的契约如聘请杜威等事情，都有可能因自己不愿返回而无法履行。基于这些心事，蔡元培对于重返北大也就半推半就，有了可商量的余地。

蔡元培能否尽快返回北大复职，不仅对稳定全国的学生至关重要，而且对北大秩序的恢复更是具有无人可以替代的功能。6月29日，与蔡元培关系极为密切的汤尔和从北京赶到杭州，晨8时至杨庄与蔡元培见面，历述蔡离开后的北大情形，并为言此后“出处之策”。鉴于蔡的一些为难处，汤尔和建议蔡可以接受回北大复职的要求，但不要急于回去，而是委派蒋梦麟前往代理。汤尔和的建议正好迎合了蔡元培对北大未来的担忧，即学生在五四运动胜利后难以管理，而蒋梦麟是研究教育学的专家，对学生心理状态有很深的研究与把握，且其学问手腕足以服人。学生心安，其余可迎刃而解。

汤尔和是有名的“小诸葛”，也是蔡元培信任的浙江同乡，蔡元培虽然对汤尔和的建议一时反应不过来，但也觉得汤尔和的折中建议似乎有道理，一来他的身体状况似乎确实不允许他立即赶回北京，二来他先前信誓旦旦地表示决不回北大，因此也必须给自己留下一个回旋的时机。

在说服了蔡元培之后，汤尔和又去游说蒋梦麟。蒋梦麟本受胡适等人的委托，也正在劝说蔡元培返校，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由自己代理的问题。所以，对于汤尔和的建议，蒋梦麟毫无思想准备，遂以在江苏教育会及《新教育》杂志的工作太忙为由婉拒。蒋梦麟的婉拒出于实情，汤尔和也能够理解，不过他提出的调和方案是蒋梦麟在代蔡元培出掌北大后，可以“半年留京，半年在沪，可兼顾而不至偏废”。对于这一方案，蒋梦麟无话可说，只好答应了汤尔和的请求。

汤尔和建议提出的第二天，北大评议会委派的代表沈尹默、马裕藻、徐森玉等亦来到了杭州，他们受命劝说蔡元培尽快北上复职，而不是委派蒋梦麟暂代的问题，因此他们对汤尔和的方案甚不以为然，“所见略有不合”。只是蔡元培既然已经接受了汤尔和的建议，他们也不便过多反对。7月14日，蔡元培邀蒋梦麟、汤尔和等人冒雨游花坞，几经劝说，蔡元培晚餐时“决请梦麟代表至校办事”。

蔡元培和蒋梦麟都接受这个折中方案后，仍碍于“手续繁重”，即蒋梦麟怎样才能名正言顺地代表蔡元培。为此，汤尔和于7月16日晨9时再至杨庄，为一一疏解，蔡公恍然，遂定议。汤尔和约蒋梦麟20日同行北上视事。

紧接着，蔡元培又在杭州与蒋梦麟进行谈话，具体规划蒋梦麟北上之后的步骤，以及如何处理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蔡元培对蒋梦麟说：“大学生皆有自治能力者，君可为我代表到校执行校务，一切印信皆交君带去，责任仍由我负之。”议定蒋梦麟以北大总务长的名义暂行代理校长职务。

对于蔡公的信任，蒋梦麟不胜感激，他在稍作考虑后，当即提出两点要求：

一、只代表蔡公个人，而非代表北京大学校长；

二、仅为蔡之督印者。

对蒋梦麟的这两点要求，蔡元培表示无异议，并告以三点注意事项：一、各界代表之至杭者日必数起，迄未答谢，请代表致谢各界；二、代蔡说明有回北大之决心；三、大学责任，蔡愿意继续完全担负。并告诉蒋梦麟：“自今以后，须负极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在这一变动中，实际操纵局面的人物是汤尔和。汤尔和劝说各方接受这一方案，不仅化解了当时各方的矛盾，解决了各方一直胶着的问题，而且对蒋梦麟个人来说，也至关重要。正如胡适后来所认识的那样，“尔和先生是当日操纵北京学潮的主要人物，他自命能运筹帷幄，故处处作策士，而自以此为乐事”。“尔和爱护蔡先生，自是诚意；其推崇梦麟，似也是出于诚心。尔和自是好事者，然八年夏秋之间，他于北大是有功的。他拔出梦麟，亦有造于梦麟”。他还当面夸奖汤尔和说：“五四之后，留蔡之事，先生用力最勤，而梦麟兄之来北大尤为先生第一大功。”

治事功夫与办事手腕

蒋梦麟接受蔡元培的重托后，遂与汤尔和及北大学生代表张国焘等离开杭州，7月21日抵达北京。稍后，教育部批准蔡元培的请求，同意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的职务。

7月23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学生全体集会欢迎蒋梦麟，蒋梦麟即席发表充满**的演讲，系统阐述了蔡元培之伟大精神，并由此勉励学生必须求学始能救国。他说：蔡先生这种伟大精神是怎样得来的呢？是从学问中得来的。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及。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地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比拟？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讲演，而作致国民书曰“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唯有青年学生。现在青年作救国运动，今日反对这个，明日反对那个，忙得不得了，真似“可怜年年压针线，为他人补破衣裳”。终不是根本办法。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日日补破衣裳，东补西烂，有何益处？深望诸君，本自治之能力，研究学术，发挥一切，以期增高文化。又须养成强健之体魄，团结之精神，以备将来改良社会，创造文化，与负各种重大责任。总期造成一颗光明灿烂的宝星，照耀全国，照耀亚东，照耀世界，照耀千百年而无穷。

蒋梦麟在北大毫无根底，他到了北大拿什么资格来替蔡元培代办校长事务呢？特别是因为蒋梦麟来自黄炎培的江苏教育会，而当时的北大有些教授特别担心江苏教育会对北大的野心，因而对蒋梦麟之来持反对态度。当五四运动发生不久，北京政府酝酿解散北京大学时，江苏教育会的黄炎培、蒋梦麟等人确曾设想过，万一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果真保不住了，他们就请北京大学的新派教授到南方，努力办好一个东南大学，作为新教育的重镇，而将北大交给那班旧派人物去搞。不论这种建议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北大同人对江苏教育会存有戒心则是合乎情理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大家一致拥护蔡元培返校主政，而蔡自己选定的蒋梦麟已经到了北京，如果不让他代替蔡元培又能怎么办呢？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假定不让蒋梦麟来做代表，连蔡先生也不回来了，仍就妨害了大局。于是从全局利益着想，与蔡元培关系密切的马叙伦等人在教授中做了许多疏通工作，化解教授们对蒋梦麟的敌意。不过，初来乍到的蒋梦麟也很识相，在出席教职员欢迎晚会的时候，很谦虚地说：“蔡先生派我来代捺捺印子的，一切请各位主持。”

对于蒋梦麟谦逊的姿态，北大教授们自然感到满意，于是评议会顺利通过蒋梦麟担任总务长代行校长职权。此后，只要蔡元培离开学校，蒋梦麟就顺理成章地代理校长了。

蒋梦麟的治事功夫和办事手腕不独表现在与教授的关系上，在他的治理下，一切均措置得宜，北大各方面的秩序很快获得了恢复，各方面均有宁息之象。教育部那些原先总与蔡元培为难的人，无不降心相从；先前不遗余力对北大攻击的安福系，也因蒋梦麟的到来停止了。北大因蒋梦麟的到来不独外得众心，而内部亦消灭许多反侧。

北大秩序得以恢复，有蒋梦麟的功劳。蒋梦麟付出了很多代价，吃了很多苦头。他在当年8月写给张东荪的一封信中描述这一过程时说：“我21日到北京以来，吃了不少的苦，好像以一个人投在蛛网里面，动一动就有蛛子从那屋角里跳出来咬你。唉！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我任凭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以前，我不妨做些做人应该做的事。我记得王守仁有句话：‘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策驱虎如驱牛。’我又记得‘四书’里有句话：‘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我本了这个精神，向前奋斗，过了半月，诸事已有端倪。我对于校内校外帮我忙的人，终身感激他们——他们不是帮我的忙，是帮中华民国的忙。现在大学里面，教务、事务都积极进行，新生取了四百人，上海投考的结果亦已揭晓，取了九十一人。下半年的课程，已经起首安排。教职员方面，精神一致，都天天兴高采烈地做事。你若来看一看，必以为大学这回并没有经过什么风潮。学生方面更不必说了，这班青年，个个是很可爱的。并不是说空话，我实在爱他们。他们对我说，此后他们要一心尽瘁学术，定要把这个北大成了中国的文化最高中心；这班青年的眼光是很远的。我有一句话，要给在上海的诸位先生讲，北大学生是全体一个精神的，并没有分迎甲、迎乙的派别。”

一个字：容

暴风雨过去，乌云渐散，霁日重现。在各方力量积极协助下，初到北大的蒋梦麟比较顺利地开展了工作，从而为蔡元培重回北大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9月12日，蔡元培在各方期待下，重返北大复职视事。在此后的日子里，蒋梦麟便以总务长的身份协助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

作为教育哲学家杜威的门生，蒋梦麟对现代教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在主编《新教育》时所发表的那些文章，足以表明他的现代教育理念和理想。现在的问题是，他如何将这些理念和理想用在北大的实践上。他认为，正像西方的谚语所说的那样，“旧瓶不能装新酒”。作为新思潮的发祥地，北大既有新精神，便不可不有新组织。犹如有了新酒，不可不造一个新瓶。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创设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蒋梦麟自任总务长，顾孟余任教务长。

根据教授治校的原则，蒋梦麟于1920年将原有的评议会职能扩大，与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并称四大部。评议会司立法，行政会议司行政，教务会议司学术，总务处司事务。教务会议仿欧洲大学制，总务处仿美国市政制，评议会、行政会议为北大首创。

按照组织规定，评议会委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在教授的互选中，约五人中举一人，取民主之义。北大当时有教授八十余人，举评议员十七人。校长为评议长。评议会的功能，简单而言相当于民主政体下的立法机关，为学校最高立法机构。举凡校中章程、规定，均需经评议会通过。评议会有权制定各项规程，授予学位，维持学生风纪。

评议会为协助校长调查、策划大学内部组织事务起见，又议决成立一个“组织委员会”，定额九人，由校长指认，并征求评议会同意。蒋梦麟是这个组织委员会的委员长。按照简章规定，组织委员会的主席为校长，但校长不能出席时，则由委员长出席。组织委员会成立后，首先负责修改完成《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规定了北京大学组织管理的基本模式，即校长为大学最高领导；评议会为大学立法机构；大学行政由行政会议负责，其组成方式由各常设委员会委员长组成，校长为当然议长，教务长为当然会员，总务长为当然会员兼书记，协助校长，推行全校大政；各常设委员会有组织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聘任委员会、入学考试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庶务委员会、仪器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学生自治委员会、新生指导委员会等。各委员会成员由校长指定，但明确规定以教授为限，显然这是为了实现教授治校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