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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三姑言

一个念头的诞生——孙中山的转变

当我们纪念甲午战争的时候，无论如何不应该忘记孙中山。孙中山就是通过这场战争而放弃了先前的思想，转向革命，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最先发现，指望清政府去推动中国现代化根本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不仅这样认为，而且十几年坚持不懈，硬是将“一个人的革命”发展成了全民族的觉醒，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两百多年大清王朝垮台。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将两千多年帝制送进了历史，建立民权，开启了中国历史新时代。

改良主义信徒

孙中山不是天生革命者，其革命思想的发生具有传奇色彩和戏剧性。先前的研究不太注意其中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不太愿意承认孙中山最初的改良主义立场和对清政府的政治认同。

大清王朝虽然是由中国周边族群满人建立的，但到了孙中山的时代，说句实在话，种族主义革命思想已非常淡薄，满洲贵族虽然仍保留着许多固有习俗和狭隘心态，刻意避免与汉人通婚，避免其血统杂乱，但毕竟过了两百多年，满汉之间的差异已不那么明显。

到了近代之后，西方“新异族”东来，文化冲突、经济冲突，使汉人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满人这个“老异族”，满汉之间，至少从汉人士大夫层面说，久已没有传统儒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紧张，汉人士大夫在“我大清王朝”既成政治架构下也活得比较滋润，特别是在慈禧太后当国近半个世纪期间，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其实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政治领导，他们享有大清国的所有权、领导权，但其经营权、管理权其实差不多都交给了汉人高官。清政府虽然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岗位设置“满汉双首长制”，但满大臣基本上是尸位素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要不涉及、不侵害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满大臣一般都能很放手地让汉大臣尽心出力满负荷工作。满汉政治高层在那几十年相处得大致比较融洽。

汉人特别是汉人士大夫阶层已经被清政府的“联合执政”统一战线弄得神魂颠倒、不分东西，即便是后来觉醒要反满、要推翻大清王朝的孙中山，其最初阶段也不是要反满、要反清，而是想着法地跻进大清王朝既成体制，参与联合政权，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幕僚角色。

对比新旧史料，可以感觉到孙中山对李鸿章怀有期待大约发生在1891年。那时，孙中山正在香港西医院读书。这是英国人创办的一所学校，但由于主持者与中英政界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因而其政治地位似乎比较高，李鸿章是这所学校的名誉赞助人，而当孙中山毕业时，出席典礼并向孙中山颁发毕业证书的竟然是香港总督。

或许是因为这所学校政治背景的缘故，孙中山在经过五年学习后，对医学专业并不感兴趣，他在三十年后回忆说，毕业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这个说法当然有后来思想演进的添加成分，但他在毕业后确实想在政治上有所发展。

香港总督受托给英国驻华公使写了一封信，请其便中转商北洋大臣李鸿章，斟酌能否在北洋给孙中山安排一个位置。李鸿章很快给香港总督回信，表示可以让孙中山来京候缺，暂给月俸五十元。然而，当孙中山前往广州转商两广总督换张介绍信时，却受到总督衙门诸多刁难，孙中山毕业即踏上政界的想法落空。

及时踏入政界的希望落空了，孙中山只好与各方面合作从事老本行，开药房挂牌行医。无奈，孙中山志不在此，到了1894年春，他在广州的药房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而他自己却躲在乡下给李鸿章写信，依然希望通过这条捷径进入体制。

孙中山这封写给李鸿章的信，当然不能说是闭门造车，但一百多年后公平分析，孙中山的独创性见解真的不多。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四大纲领，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孙中山认为，这四个方面是现代西方各国富强之大经、治国之根本，是中国继续发展应该遵行的道理，而不是只知道坚船利炮。

这些意见，在孙中山看来或许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不要忘了，他的预设读者是李鸿章，那么从李鸿章的立场看，这四点建议似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李鸿章对这四点意见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这还要深。马建忠十几年前就在《上李傅相书》中讲述过西方强盛的根本原因不在坚船利炮，还有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因素。在大清高官群体中早已知道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议院，知道立宪。即便拿孙中山这四条建议与康有为六七年前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建议相比较（《上清帝第一书（1888年12月）》，《康有为政论集》），不但是理论上不及后者，就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则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

失望，仅仅是失望

李鸿章当然还知道，孙中山这样的上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唯一的，或特例，一些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除了花钱捐官，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不厌其烦、坚持不懈地上书，万一哪一天哪一份上书打动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样的终南捷径，在那个年代太正常了，孙中山这样做，康有为也这样做。

在李鸿章看来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但在上书者，在孙中山看来却是一件非常不一样的大事。孙中山此时不论多么有名，他的名也只限于他的那些年轻朋友中，还是典型的“名不见经传”，而李鸿章是什么人，那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皇太后和皇上当时最为信赖的心腹大臣，是大清国的栋梁。

孙中山对这次上书看得非常重，在陈少白帮他修改之后，他决定前往上海找找关系，看看谁能够与李鸿章幕府有比较直接的关系。东西药局他已无心经营，陈少白帮他盘点，交给那些出过股本的人。孙中山几乎彻底斩断了后路，他破釜沉舟，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李鸿章身上。

1894年春夏间，孙中山在陆皓东的陪同下，乘船北上，前往上海。既抵沪，经香港朋友介绍，拜访王韬、郑观应等名流，请求指教，当然也是请求指点门路。

王韬是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人，蛰居香港20年，全身心经营《循环日报》，向国人提供信息资讯，现在隐居上海，与社会各界依然有着相当广泛的联系。据说，他看了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颇为赞许，并为之修订数语，又应孙中山的要求，作函介绍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罗、徐都是王韬的好朋友，说得上话。

至于郑观应，那可是孙中山的小老乡，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也是洋务事业的践行者。孙中山究竟何时与郑观应有联系不可考，但据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竟选录了孙中山1891年前后写的《农功篇》等文章，可见他们之间应该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郑观应此时正在盛宣怀主持的招商局任职，所以他也为孙中山写了一封给盛宣怀的推荐信。

盛宣怀是李鸿章的门生，与李鸿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当然也是孙中山此行主攻的一个目标，所以离开广州时，孙中山就托澳门海防同知魏恒给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写了一封信，希望盛宙怀转托正在天津的盛宣怀，能够在力所能及或方便的时候帮助一下这个年轻人。

带着这些名人所写的推荐信，孙中山信心满满地和陆皓东一起离开上海，于1894年6月下旬抵达天津。到了天津，他们二人手持港沪友人所写的那些推荐信拜访了罗丰禄、徐秋畦等人，述说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罗丰禄、徐秋畦都是李鸿章幕僚班底中的重要角色，他们看到王韬、郑观应、盛宙怀等人的推荐信，对孙中山的想法似乎也能够认同和理解，于是他们答应一定会相机协助，一定争取把这件事情办成。

孙中山的上书很快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似乎就孙中山上书中提出的要求做了批示。孙中山在这份上书中强调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中国之要务，表示愿意出国考察农业，以便拯救农业、农村和农民。

对于孙中山的这个要求，李鸿章欣然答应，责成罗丰禄代领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一本交给孙中山。至于接见面谈的事情，李鸿章推托实在太忙，也就不见了。

李鸿章不愿意见孙中山，或者说是罗丰禄、徐秋畦等人根本就没有安排见，这在后来看当然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情，但在当年，其实真的不算一回事。尽管孙中山有这么多贤达名人写推荐信，可你毕竟是一个不名的年轻人，不说李鸿章是大清国屈指可数的当朝大臣，仅其71岁的年龄，不与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闲聊一通，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李鸿章不见孙中山最直接的原因是军务繁忙。这一点是孙中山最大的不满和不理解。但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此时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是年4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紧接着中日之间为是否派兵前往朝鲜镇压发生持续不断的争执。到了6月初，李鸿章听信袁世凯所谓日本“志在商民，似无他意”的错误判断，决意“遣兵代剿”，令丁汝昌、叶志超等率领军队跨过鸭绿江，出兵朝鲜。

李鸿章的决策正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遂借机出兵朝鲜，并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到了6月下旬，也就是孙中山、陆皓东抵达天津的时候，正是中日交涉最为紧要的关头，中日双方虽然尚未以兵刃相见，但由于利益攸关，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后不到一个月，战争就真的爆发了。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即便李鸿章借口军务繁忙，拒绝延见孙中山这一平民百姓，似乎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