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的传言与危机（第2页）

二、关于文、理两科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蔡元培也在声明中否认，以为此事曾由学长及教授会、主任会议议定，当时陈独秀也在场，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半谷通讯”说自学期实行，显然是不对的。至于设立教务长一人，纯粹为教务进行起见，于陈独秀是否辞职并没有必然关联。

蔡元培的这个解释其实等于否认陈独秀辞职或许是事实，因为文科不再设学长，而归诸教务处，就是“半谷通讯”中说的。而且北大《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确实在3月1日的北大评议会上通过。更为吊诡的是，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会议，当场议决将已发表的《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提前实行，并由各主任投票公推教务长一人，马寅初当选。这里面虽然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圈内部不易说不便说不忍说的矛盾和阴谋，但也不能一味指责张厚载是造谣生事。

三、至于张厚载在“半谷通讯”中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四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并谓陈独秀已在天津，态度消极，而陶孟和、胡适等三人，则由校长以去就力争，始得不去职云，蔡元培在声明中认为“全是谣言”。

然而，细绎陈独秀等人在此时前后的心迹和活动，也不能说张厚载的说法全无根据，全是谣言。

陈独秀是一个敢做敢当的男子汉，性格率直，不拘小节，他在北大主持文科的时候，确实得罪过不少人，这些被得罪的人在大节上斗不过陈独秀，就只好在小节在私德上做文章，而陈独秀恰恰在这方面是弱项。

蔡元培有心保护陈独秀，所以在1919年初，他出面发起北大进德会，规定不嫖、不赌、不娶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这简直有点禁欲主义的味道。尽管如此，陈独秀也在这个戒约上签了字，成为会员。

然而入会不久，却有一个流言在北大传播，说是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嫖妓，而且抓破了妓女下身。这可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终于使那些反对派抓住了把柄。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书，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大概说的就是陈独秀嫖妓这个传闻，“深以外间谣该纷集为北京大学惜”。

林纾的信件加剧了这些传言的传播，同一天的《公言报》在《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标题下，以林纾信中所说为据，指责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等人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批评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教员中与陈独秀沆瀣一气的，主要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而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即前后抒发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发行。文章暗示北大同时创刊的《国故》杂志与《新潮》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不一样，相互争辩，各守新旧，然而遗憾的是两派总是忘其辩论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

这篇文章还说，日前哄传教育部有训令给北京大学，令北大将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三人辞退。但据记者详细调查，则知尚无其事。这虽然否认了北大将辞退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的传言，但无风不起浪，谣言依然在知识界继续流传，人们总是相信这个谣言变成事实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由于《公言报》的这条消息直接牵涉《国故》杂志和刘师培，《国故》和刘师培即便不能认同陈独秀等人的学术主张，但他们也不愿介入这种人事纠纷，于是《国故》杂志社和刘师培很快发表声明予以驳斥。只是这个声明只涉及《国故》和刘师培自身，至于其他事项，他们当然也不愿表态。

《国故》与刘师培的声明是否受到某种压力，我们不好推测，但蔡元培有恩于刘师培，而刘师培和《国故》且都是北大的人和北大的杂志，则是事实。这个事实当然使他们不希望北大内讧，即便内讧，他们也不希望这些家丑外扬。

刘师培和《国故》杂志社的声明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新派教授对老派教授的怀疑，但是这个化解刚刚开始，不料又被张厚载给粉碎。张厚载大约当此时致信蔡元培，表示林纾的小说《荆生》是他转给上海《新申报》的，“半谷通讯”的栏目是他张厚载的，有关北大的那些传闻都是他张厚载发的。

张厚载的“投案自首”并没有使蔡元培感到高兴，一向对学生无限宽厚的蔡元培这次终于忍不住发火了。他告诉张厚载：“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温文尔雅的蔡元培终于一反常态发怒了。

蔡元培的愤怒等于坐实张厚载、林纾所言并非全虚，尽管有的地方可能有夸大，有失实，但其毕竟是无风不起浪，总有蛛丝蚂迹可寻。于是北大和蔡元培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有3月26日在汤尔和家专门讨论怎样处置陈独秀问题的会议，与会者有蔡元培、沈尹默、马叙伦和汤尔和等。而后面这三个人都是蔡元培最为倚重的浙江帮，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蔡元培的三个“谋客”。他们在蔡元培背后出主意，原本都是怎样对付北洋政府的，不料今天晚上他们将精力、智慧都用在怎样对付陈独秀和胡适等人身上。

按照胡适后来的说法，蔡元培颇不愿意此时“去”独秀，因为这样一来等于承认外面的谣言是对的。而汤尔和不知什么原因力言陈独秀私德太坏，并根据外间传言添油加醋地渲染陈独秀狎妓事，说陈独秀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陈独秀将该妓女下体挖伤以泄愤。汤尔和认为此种行为如何可作大学师表。这个说法其实与林纾的攻击一致。

汤尔和滔滔不绝讲了几个小时，劝蔡元培解除陈独秀的聘约，并要制约胡适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

蔡元培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汤尔和等人说了几个钟头后，方才点到问题的根本。汤尔和说，如果我们一味保护陈独秀，那么北洋政府就不会放过北大，那么我们多年来的辛苦就将付诸东流。这句话真的打动了蔡元培。蔡元培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而且，那时，蔡元培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所以当听了汤尔和等人所讲的陈独秀那些“私德”后，也不好再为陈独秀辩护。

政府诸公的闹心

北大内部纠纷有着复杂背景，陈独秀案只是新派知识分子内部纠纷的一种表现，更多的当然还是新、旧两种思想观念的冲突。我们知道，北大之所以惹来外部麻烦，其实就是从1919年1月1日发行《新潮》杂志始。

林纾、张厚载以及报章杂志如《公言报》的批评说到《新潮》，而最直接的警示，则是来自对北大爱护有加的教育部长傅增湘。傅增湘3月26日致函蔡元培说：“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傅增湘对《新潮》所代表的激进思想高度关注。

傅增湘对激进思想的关注主要来自政治高层和守旧势力的压力。段祺瑞和安福系对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很不感冒，他们其实一直在关注着蔡元培和北大的动静，担心教育上出问题，担心学生闹事。所以从蔡元培、陈独秀，乃至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的理念和防范看，其实也是一直在提防着段祺瑞和安福系的黑手。

说来其实也很奇怪。段祺瑞和安福系的主要人物都来自安徽，而陈独秀、胡适这些人也是安徽人，但是这两股安徽势力各自争锋，他们就是不愿意交叉不愿意沟通，宁愿与外省人一起收拾安徽人。这也算是安徽人的劣根性了。所以陈独秀在6月被捕时所散发的传单，其主要斗争矛头就是段祺瑞和安福系的徐树铮、段芝贵等人。

大约在3月末，安福系参议员张元奇以北大教员、学生鼓吹新思潮的“出版物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特地前往教育部，请教育总长傅增湘加以取缔，当时携去《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为证。张元奇还表示，如教育总长对此无相当之制裁，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并弹劾大学校长蔡元培。但据新国会中的人说，弹劾案的提出须得到多数议员的赞成，此次张元奇表示要弹劾傅增湘，只不过是参议院中少数耆老派的意见，并不能形成参议院的共识。张元奇向傅增湘提出警告，不过是恫吓而已。

尽管张元奇和安福系一时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扳倒傅增湘和蔡元培，但他的恫吓也不能不引起傅增湘的重视。4月1日，蔡元培应傅增湘的要求到教育部面谈一切。由于年初以来外间议论纷纷，《新青年》早在2月15日出版的6卷2号开篇就刊登大字声明，否认《新青年》与北大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声明指出，“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这个声明一方面告诉人们外间的谣传还真的不少，而且时间也比较早；另一方面为保护北大和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理直气壮地声明这个杂志与北京大学无关。

《新青年》编辑部的声明减轻了蔡元培的一个压力，蔡元培需要向傅增湘并通过傅增湘向安福系说明的只是《新潮》杂志的问题。

《新潮》确实是经蔡元培、陈独秀同意出版的一个刊物，其经费补助也来自北大官方。根据傅斯年的回忆，他与罗家伦、顾颉刚、潘家洵（介泉）、徐彦之（子俊）等同学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理念的影响下，觉得应该成立一个社团，创办一本杂志，表达一些主张，为自己将来走向社会提供一次锻炼的机会，所以他们想到了创办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并由徐彦之找文科学长陈独秀汇报，得到陈独秀的大力支持。陈独秀表示：“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所以说，《新潮》当然是北大的刊物，尽管是以学生为主体。

有了陈独秀的表达和支持，傅斯年等人加快了筹备步伐。1918年10月13日，他们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确定了杂志的基本宗旨：

一、批评的精神；

二、科学的主义；

三、革新的名词。

基于这三点宗旨，徐彦之将杂志的英文名字定为：TheRenaissance，直译应该是“文艺复兴”，而中文名字在罗家伦的坚持下定为“新潮”，其实也蕴含着英文的意思，两个名字恰好可以互译。11月19日，开第二次会，把职员举妥，着手预备稿件。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新潮社使用，北大出版部主任李辛白帮助他们把印刷、发行等事情搞定。于是到了1919年1月1日，《新潮》如期面世。

《新潮》出版之后很快发生很大的影响，有几家报纸几乎天天骂《新潮》，几乎将骂《新潮》作为他们的职业。甚至在北大的某某几个教员休息室里，也从此多事。傅斯年等人不免有受气负苦的地方，甚而至于树若干敌，结许多怨，尤其是傅斯年和罗家伦两个人，更是因此成为许多人攻击的对象。特别是有位“文通先生”，一贯和北大过不去，所以当《新潮》出版两期之后，他又开始看不惯，有一天拿着两本《新潮》和几本《新青年》送给地位更高的一个人看，加了许多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的评语，纵容这位地位最高的来处治北大和傅斯年等人。

这位地位最高的交给教育总长傅增湘斟酌办理，并示意蔡元培辞退陈独秀、胡适这两位教员，开除傅斯年和罗家伦这两位学生。这就是当时传言的所谓“四凶”。他们之中两个是《新青年》的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所以仔细阅读蔡元培复林纾的信，可以感觉到蔡元培在那封信里，并不只是对林纾说话，而且是向徐世昌喊话。

接着就是所谓新参议院的张元奇找到傅增湘，要求查办《新青年》《新潮》和蔡元培，弹劾傅增湘。再接着，就是林纾即傅斯年所说的那位“林四娘”找到“他的伟丈夫”徐树铮。接着就是老头子们罗咤当局，当局罗咆蔡元培。接着就是谣言大起。校内校外，各地报纸上，甚至辽远若广州，如成都，也成了报界批评的问题。谁晓得他们只会暗地里投入几个石子，骂上几声，罗咤几回，再不来了。按照罗家伦在《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的说法，这位“文通先生”就是江瀚，而那位“地位最高”的，就是大总统徐世昌。

最高当局对蔡元培对北大已经严重不满，接下来或许会有所宣布，所以在“五四”前夕，北大和蔡元培实际上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他们之所以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传言影响下一跃而起，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还有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