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的传言与危机（第1页）

“五四”前的传言与危机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究竟是怎样爆发的，多年来的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流意见是从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上概括北大师生的动机，以为巴黎和会不断传来的外交失败导致了北大师生的不满。这些主流看法当然有道理。不过，我们还可以从许多比较世俗的视角对这场具有中国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提出不同的看法。

文人发难

当年，蔡元培是满怀热情来到北京来到北大，他就是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宗教精神改造北大，重建北大，将北大由先前的官僚养成所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最高学府。经过差不多两年的奋斗，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的指导下，蔡元培起用了一大批新人，替换了先前一大批旧人，这势必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甚至坚决反对。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是黎元洪当大总统时候的事情，现在北京政府权力掌握在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手里，而段祺瑞和安福系对蔡元培职掌北大后的作为非常不满，以为引用非人，败坏士习，借教育家之美名，实行灌输社会革命、无政府等说，阴为破坏举动。北京政府将蔡元培主持北大所引发的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视为洪水猛兽，北大和蔡元培实际上与政府处于几乎全面的对立状态。

说得更明白一点，蔡元培隶属于南方的国民党，是孙中山的老朋友，他此时主持北京大学是用北京政府的钱，但在许多政治理念上，蔡元培和北京大学却与南方的孙中山政府遥相呼应，而南方的孙中山政府此时正在想方设法推翻北京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蔡元培不成为北京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呢？势之必然，不得不然。他们双方都在积蓄力量，都在寻找机会予以突破。

到了1919年初，这种平衡终于因某种因素的注入而被打破，北大和蔡元培逐步陷入被动状态。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年元旦，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主编的《新潮》杂志创刊，其中的激进思想终于被反对者抓住了把柄。于是从1919年初起，北京官场、学界乃至一般知识界关于北大的传言就越来越多。如果仔细体会林纾在“五四”游行前发表的那两篇影射小说和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就知道当时政府对北大的不满其实已经传到社会上。

林纾的第一篇影射小说是1919年2月17日发表在《新申报》上的《荆生》。这部小说写“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三人同游京师陶然亭。他们力主去孔子灭伦常和废文字以行白话，终于激怒了住在陶然亭西厢的“伟丈夫”荆生。荆生破壁而入，出手痛打，田其美等三人抱头鼠窜，狼狈而逃。

这里的皖人田其美，显然是指陈独秀，田与陈本一家，这是中国史的常识；美与秀对举；浙人金心异显然是指钱玄同，钱为金，同对异；新归自美洲的狄莫当然指新近留学归来的胡适，胡为周边族群的汉人称呼，而狄则带有某种程度的歧视。至于伟丈夫荆生，或以为为段祺瑞的重要助手徐树铮，或以为是练过武功的作者本人，或以为是林纾心目中卫道英雄的化身，是理想化的英雄。

《荆生》的发表终于使林纾出了一口鸟气，因为陈独秀、胡适及钱玄同等人的新文化主义太不拿他林纾当回事。林纾原本自戊戌年间就是新文学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只因为给陈独秀新文学的绝对主义提了那么一点点建议，希望在提倡新文学的同时注意“古文之不当废”，就被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给打入旧文学的阵营，并被钱玄同、刘半农以“双簧信”的形式肆意调侃，恶意攻击。

林纾的积怨并没有因为《荆生》的发表而消解，他似乎也有点得寸进尺，得理不饶人。紧接着，林纾又在《新申报》上发表第二篇影射小说《妖梦》。说一个叫郑思康的人梦游阴曹地府，见到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楹联一副：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学堂里还有一间“毙孔堂”，堂前也有一副楹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学堂内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叫“元绪”，显然影射蔡元培；教务长叫“田恒”，显然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叫“秦二世”，显然影射胡适之。

对于这“鬼中三杰”，作者痛恨无比，骂得粗俗刻薄无聊。小说结尾处，作者让阴曹地府中的“阿修罗王”出场，将白话学堂中的这些“无五伦之禽兽”通通吃掉，化之为粪，宜矣。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拙劣的影射和比附，有失一个读书人、写书人的基本风骨与人格。

为林纾这两篇小说居间协助发表的是北大学生张厚载。张厚载即张缪子，笔名聊止、聊公等。生于1895年，江苏青浦人。时在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读书，1918年在《新青年》上与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等北大教授就旧戏评价问题展开争论后，为胡、钱等师长所不喜。所以他后来似乎有意动员、介绍他在五城中学堂读书时的老师林纾创作影射小说，丑诋胡适、钱玄同、陈独秀、蔡元培。

或许是张厚载的唆使，使年近古稀的林纾接连写了这两篇只能是发发牢骚的影射小说。只是不巧的是，当林纾将第二篇小说《妖梦》交给张厚载寄往上海之后，他就收到了蔡元培的一封信，说是有一个叫赵体孟的人想出版明遗老刘应秋的遗著，拜托蔡元培介绍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及林纾等学术名家题辞。

蔡元培无意中的好意感动了林纾，他们原本就是熟人，只是多年来不曾联系而已。现在自己写作影射蔡元培的小说，似乎有点不好，所以他一方面嘱张厚载无论如何也要将《妖梦》一稿追回，另一方面致信蔡元培，坦言自己对新文化运动的若干看法。他认为，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最近外间谣言纷集，这大概都与所谓新思想的传播有关。晚清以来，人们恒信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现在民国将十年，上述期待都成为现实，然而国未强民未富，反而越来越乱问题越来越多。现在所谓新思想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其实，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像中国过去那样崇奉伦常，但西方国家的伦理观念也不是现在所谓新思想所说得那样简单。林纾在信中指出，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以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若《水浒传》《红楼梦》，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书，不知《水浒传》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编》，《红楼梦》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这是林纾关于文言白话的系统意见。

至于道德，林纾对当时所谓新道德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的说法予以批评，以为当时学术界一些新秀故为惊人之论，诸如表彰武则天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尊严嵩为忠臣等，其实都是在拾古人余唾，标新立异，扰乱思想。他认为，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借自己在知识界的地位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是非常危险的。很显然，林纾尽管没有直接批评蔡元培对新思想、新道德的支持与纵容，但至少奉劝蔡元培善待全国父老之重托，以守常为是。

小说《妖梦》没有被追回，而林纾致蔡元培的这封信却又被《公言报》于1919年3月18日公开发表。林纾原本可以与蔡元培等人达成某种妥协，却因这种机缘巧合而丧失了机会。

蔡元培收到张厚载具有挑衅性的来信后似乎非常愤怒，指责张厚载为何不知爱护本校声誉，爱护林纾。至于他看到林纾的公开信后，更一反温文尔雅忠厚长者的形象，勃然大怒，公开示复，就林纾对北京大学的攻击以及对陈独秀、胡适等人废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等言论有所辩明。

就事实而言，蔡元培分三点解释辩白北大并没有林纾所说的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这三项情事，外间传言并无根据。借此机会，蔡元培公开重申他办教育的两大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的言论行动，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当然也就不能代其负责。比如帝制复辟的主张，为民国所排斥，但本校教员中照样有拖着长辫子而持复辟论者如辜鸿铭，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人管他；再如筹安会的发起人，被清议所指为罪人，然而在北大教员中就有刘师培，只是他所讲授的课程为中国古代文学，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由学校过问；至于嫖、赌、娶妾等事，为北大进德会所戒，教员中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引诱学生与之一起堕落，则亦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即便如您老琴南公，亦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假使有人批评您老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学，难道不觉得好笑吗？然则革新一派，即或偶有过激之论，但只要与学校课程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强以其责任尽归之于学校呢？

蔡元培的解释或许有道理，但在林纾看来，他之所以公开致信蔡元培，实际上并不是指责蔡元培管理不力，而是期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背景特别是与那些年轻激进分子的特殊关系，方便的时候稍作提醒，不要让他们毫无顾忌地鼓吹过激之论，对于传统，对于文学，还是持适度的保守态度比较好。他在写完致蔡元培公开信的第二天，就在一篇小文章中表露过自己的这点心迹，他表示自己多年来翻译西方小说百余种，从没有鼓吹过弃置父母，且斥父母为无恩之言。而现在那些年轻一辈何以一定要与我为敌呢？我林纾和他们这些年轻人无冤无仇，寸心天日可表。如果说要争名的话，我林纾的名气亦略为海内所知；如果说争利，则我林纾卖文鬻画，本可自活，与他们并没有什么关联，更没有利害冲突。我林纾年近古稀，而此辈不过三十。年岁如此悬殊，我即老悖癫狂，亦不至褊衷狭量至此。而况并无仇怨，何必苦苦追随？盖所争者天理，非闲气也。林纾似乎清醒地知道，他与胡适、陈独秀这些年轻人发生冲突，对自己并没有多少好处，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攻击谩骂，但因为事关大是大非，他也不好放弃自己的原则听之任之。林纾决心与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周旋到底。

然而林纾为道义献身的想法并不被新知识分子圈所认同，当他的《荆生》《妖梦》及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发表之后，立即引起新知识分子圈的集体反对。李大钊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应该本着所信道理，光明磊落地出来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鲁迅也抓住林纾自称“清室举人”却又在“中华民国”维护纲常名教的矛盾性格大加嘲讽，敬告林纾您老既然不是敝国的人，以后就不要再干涉敝国的事情了罢。《每周评论》第12号转载《荆生》全文，第13号又组织文章对《荆生》逐段点评批判，并同时刊发“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摘发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十余家报纸谴责林纾的文章。

传言的困扰

林纾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中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该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

蔡元培何止“必有所闻”，而且正为此事而烦恼。1919年初开始，关于北大的谣传就不断，这些谣传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刻意造谣，要之，北大确实进入一个动**岁月，多事之春。3月4日，在上海出版的《神州日报》“学海要闻”栏刊载“半谷通讯”，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记者为此往访北大校长蔡元培，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之说并无否认之表示。且谓该校评议会议决，文科自下学期或暑假后与理科合并，设一教授会主任，统辖文、理两科教务。学长一席，即当裁去。

“半谷通讯”的“斑竹”为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张厚载。张厚载或许确实与北大那些新派师长有不同意见，或许与老派师长来往密切，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在1919年初通过《神州日报》的“半谷通讯”栏目一再散布的消息，诸如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以思想激进受政府干涉，陈独秀态度消极，准备辞职等，虽然被蔡元培、胡适一再否认，并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然而我们现在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是，张厚载的这些所谓“谣言”，为什么都在后来不幸言中？

张厚载关于陈独秀辞职的报道显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专注，上海报纸甚至有专电以言此事者，以为北大将发生大变故。舆论界的传言显然影响了北大的运转，不得已，蔡元培在张厚载的消息发布后半个月致函《神州日报》，提出三点更正：

一、陈独秀并没有辞职的事情，如有以此事见询者，鄙人绝对否定之。“半谷通讯”中所谓并无否认之表示者，误也。

蔡元培信誓旦旦说这番话是在3月19日，不幸的是，此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3月26日，蔡元培就与汤尔和、胡适等诸君商量关系陈独秀事至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