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雪雨时节（第2页）

我赶紧在榻榻米上屈膝跪坐，叩头谢罪，然后马上进行纳棺。等一切安排妥当，诵经声响起时，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后来从那位“人质”同事那里了解到，那些前来诵经的僧侣等得不耐烦起来，提议说，干吗不让亲属自行动手纳棺。在场的家属亲友面面相觑，惶恐后退，并反复解释，已经请了“入殓师”，很快就会到场，以此搪塞。

我就是这么开始被称作“入殓师”的。

回到家，我翻查字典，并没找到“入殓师”一词。

自从立山落雪以来，北陆地区迎来了冬季。艳阳高照的晴天和淅淅落雨的日子交替反复，每两三天一个周期，今天就是个雨天。

也许是因为下雨，天黑得格外早。

落下的雨也是一场比一场冷。

就在这么一个夜幕低垂、飘着冰冷雨滴的傍晚，一个十多年没见面的远房叔父突然登门造访。一开大门看到叔父那张脸，我就知道来者不善，马上把他带到附近的饮茶店去谈。

果然不出所料，他质问我：“为什么偏偏干这一行？！”

我干这一行还不到十天，就连妻子和朋友都不知情，怎么一个远房的叔父却知道了呢？想必是哪一次在丧主家工作时，碰巧我家的亲戚也去吊唁了，因而认出我并张扬开去。

叔父一开始只说有好工作介绍给我，但是没说几句，话头就转了，说什么我们家族可是几代以来都很体面，责问我这直系本家的长子，竟干起入殓师的工作，成何体统？！还说我们家族出过很多教师、警察等国家公职人员，在社会上有名声、有地位的人也很多，说我是家族的耻辱，等等。

最后放出话来，如果我不辞去现在的工作，就和我断绝关系。

我只好答应会考虑考虑怎样辞去这份工作，才打发他离开了，但我心中却开始赌气。

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跑来提醒我，我知道亲戚都在从事什么工作。从我刚刚懂事起，就背负着长子的重担，我早已不堪重负，一次又一次跌落失败与绝望的深渊。更令我气愤的是他还扬言要和我断绝关系。其实我们之间早就没有来往了。

我还想说，那些当医生、护士的人，甚至警察中的法医鉴定人员，不是比入殓师更频繁而彻底地接触尸体吗？

然而冷静下来想想，叔父的反应背后还有个社会成见的问题。殡仪馆的社会地位很低，从事纳棺或操作焚尸炉之类工作的人，难免会被人们嫌恶，就像人们对死和死尸抱有嫌恶之情一样。

看来，我入了犯忌讳的一行。想到这些，我不由得心生不安。

然而，当叔父问我为什么会干这一行时，我回答不上来。事实上，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就从事了这项工作。我只知道这么做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

如今回想一下，冥冥之中有股力量在引导我走向这一行。

我四岁时，被母亲带着远渡重洋去了中国东北。战争结束时，我才八岁。

在当地出生的弟弟和妹妹等不到撤退，相继去世。母亲当时因染上斑疹伤寒而奄奄一息。我记得是和一个不认识的阿姨一起，把妹妹和弟弟的尸体火化。那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

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十月，母亲奇迹般康复，和我一起回到日本。父亲却被调往西伯利亚，从此音讯全无。

当我们回到位于富山县的黑部河冲积地、我出生的旧居时，偌大一栋房子就只住着祖父和祖母两个人。

村子由五十余户散居在广阔的水田间的人家组成，村中一大半人姓同一个姓，而我家是这个姓氏的直系本家。我家祖孙几代好像都是地主，以往殷实的生活境况，由于“农地改革”而从根本上动摇、瓦解了。

后来不得不靠变卖祖上留下的家产度日，我的祖父母却仍不肯靠劳动赚钱，两个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要死撑面子装出优雅富足的样子。

我母亲原本就和祖父不和，为此才去了中国，因此回国后没过多久就搬出去独住，在富山市的黑市上找到了工作。

我就在自家的大宅中度过了少年时期。等到我上大学时，祖父卖掉了最后一间仓库和一部分家屋，为我凑够了学费，这也意味着我那延续了二十八代的家族从此彻底没落。

我进入大学，正是一九六〇年反《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狂潮席卷大学校园的时期，每天都休讲停课。我终日感到莫名的愤怒，不知不觉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

反对安保条约的斗争结束后，我无所事事。这时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于是赶回了富山。实际上，母亲是盲肠炎误诊，很快就治愈了。我却在帮母亲打理小酒馆期间定居了下来，再也没返回大学校园。

后来，我自己开了一家酒吧式咖啡馆。当时喜欢写点诗，我的店就成了诗人和画家聚集的场所。

我身为经营者，却经常请客，陪客人畅饮。当时在我们那种小地方，店里这种特别的气氛还挺吸引客人，生意相当红火。

有一天，作家吉村昭先生不期然地出现在我的小店里。我们隔着吧台，是酒保和顾客的关系，但我对他说，我在写诗。他问：“你写小说吗？如果你写了短篇小说之类的东西，就寄来看看吧。”说完就走了。

这件事就此没了下文。终日沉溺于酒色的生活使我渐渐应付不过来。与诗人画家的交往当然写意，酒馆的经营却日趋艰难。我原本就没什么生意头脑，加上总这么交游玩乐，酒馆出问题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