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 风雪来招武士魂（第2页）

其二

激浪怒涛翻海水，膻雨腥风扑胡尘。低徊我自无言说，珍重前途为国民。

第一首回忆起大家在狮子山为国招魂时的情景，情感颇为真挚，而痛哭中又蕴育着刀剑无情的寒光。虽然是剑无光，酒不温，爱国志士只能仰天长叹，长歌当哭，但是人的死生流转相对于国家安危来说算得了什么呢？一个民族尚武之魂若是醒来的话，个人生死都是值得的。

第二首以浪涛的急翻过海水、腥风血雨扑灭胡尘来暗示革命的风雨推翻清朝统治的情景。诗句极具气势，有排山倒海、震彻乾坤之威。当时的清王朝，风雨飘摇，万马齐喑，一片沉闷，急需革命之浪潮、革命之风雨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这座大厦。

从诗文意蕴和文学价值来看，包天笑的这两首七绝逊于苏曼殊的赠别汪国顿的二首。包天笑的这两首诗缺什么呢？缺的是苏曼殊那份天才，缺的是苏曼殊那颗敏感的心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和反复无常。当然，包天笑不必因此剁手。

此时包天笑是苏曼殊在苏州最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他成为近代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人物，这也解释了二人日后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相似性，即都趋向于描写理想中的美好女性及充满虚无主义的故事。这遭到后来的多数文学史家的诟病，不过本人对此则表示：不敢苟同。

《国民日日报》

包天笑的嗅觉似乎很灵敏，因为此时的上海确实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政府和主张革命的知识分子之间正剑拔弩张地暗中较劲。

清政府在上海制造的紧张气氛并没有吓住革命人士的反清活动。1903年8月7日，就在《苏报》停刊后的二十三天，由章士钊、张继、陈去病、卢和生、何糜施等主办的《国民日日报》在上海重整旗鼓，陈独秀、柳亚子等人也参与了文字工作。该报的发起人卢和生是英国海军工程学校的毕业生，因此该报以他的名义在英国领事馆注册，受其“保护”，以迂回的政策逃避清政府的查封。

《国民日日报》有过《苏报》而无不及，继续鼓吹反清革命，而篇幅上较《苏报》更为新颖，发刊不久就风行上海滩，时人都评之为《苏报》第二。就该报地位而言，它无疑是革命党人在上海的主要喉舌。苏曼殊听说青年会的张继（剪人发辫而被遣返那位）、陈独秀回上海办报，即辞去在吴中公学的教职，投奔到上海的《国民日日报》报社。

这时的《国民日日报》正处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成长时期。对于任何初生事物来说，无斗争无出路。所以，新生事物的先锋性往往是与生俱来的，这于文学理论、天才作家都是一样的。《国民日日报》正是在与清朝报纸、保皇党报纸的口诛笔伐的口水战中逐步确立起自己的先锋和激进地位的。

在此期间，苏曼殊的杂文长进不少，在十余天内连续发表《女杰郭尔缦》和《呜呼广东人》两篇文章。他还意译了雨果《悲惨世界》第二章，改名为《惨社会》在该报连载。该书后来由镜今书局出版单行本，改名《惨世界》。这算得上是苏曼殊文学创作活动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苏曼殊第一篇杂文《女杰郭尔缦》中提到郭尔缦这位女性，实际上她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生于立陶宛，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在其坎坷的一生中，她主要从事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多次被囚于监狱中。

而苏曼殊这篇文章最主要的目的，则在于借议论郭尔缦来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暗杀主义，即苏曼殊所谓的“狠辣”手段，以配合当时革命党人在上海制造的恐怖活动。尽管苏曼殊也引用了郭尔缦辩白中所谓“无政府党的主义，是要破坏社会的恶组织，在教育个人，并不是利用暴力的主义”这样的话，但是在后文中，他还是列举了一系列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事件：与奥匈帝国皇帝佛兰西斯·约瑟夫分居的妻子伊丽莎白皇后1898年在瑞典被杀；1900年7月意大利国王洪柏特被杀；1901年3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不来梅火车站被刺伤；1902年11月比利时王利奥波德二世被暗杀未死。苏曼殊在文章结束时写道：“继此风云，尚不知其何所极也！”1大有鼓吹在国内掀起暗杀风潮的意味。

《呜呼广东人》，以悲怆的行文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在一片向西方学习的声音中，我们中一些人是不是在忘记自己的“根本”。

苏曼殊说：“无论其手段如何，‘根本’二字，万万是逃不过，断没有无根本的树子可以发生枝叶的。”对列强时刻准备瓜分中国的现实表现出清醒的认识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他举广东人为例，广东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而发展较快，但因此媚外之风也颇为盛行。他愤怒地对这些加入外国籍以寻求庇护的“西崽”大加鞭挞：

他偏不愿做广东人，把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弃掉，去摇尾乞怜，当那大英大法等国的奴隶，并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国奴隶，来欺凌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

并因此而“悲来血满襟”，“几握管不能下”地正告广东人：“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先亡于广东人之手；我广东不亡则已，一1《曼殊全集》第1册，第155页。

注释

亡必亡在这班入归化籍的贱人手里。”1这篇尖锐抨击广东同乡的文章，有着鲜明的青年写作的强烈情绪和民族意识。它像一把投枪，刺向那些“狡猾的广东人”。客观来看，苏曼殊所说的崇洋媚外的“西崽”确实存在，然而如孙中山这样的具有忧国忧民思想的广东人也大有人在。

广东，后来成为国民革命的重镇，这与广东人的开明意识是分不开的。而苏曼殊在这里的激动情绪，则更多的属于“怒其不争”

的性质。尽管我们知道苏曼殊是中日混血儿，而在文化和民族认同上，苏曼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而非日本，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近年来有些学者将苏曼殊后来的逃禅和颓废归结为由于血统问题而产生的“文化失根”，倒不如说是这些学者自己失根了。

身为广东人，苏曼殊对广东的文献比较关注。其在1907年编成的《岭海幽光录》，记述了明末清初的广东人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他在序言中写道，我广东在南海海边，明朝亡国之际，人心尚能统一。艰难困苦中，先贤们奋起反抗，雄才瑰意，智勇过人。古德幽光，宁容沉晦？现在的广东人中虽然也有有识之士，但拘泥门户之见，自相倾轧；妇女们则是竞相奢侈，贪图享乐。可见，在表达对历史先贤的敬仰之外，《岭海幽光录》更有深刻的现实内涵。这种指涉，与《呜呼广东人》中的对国家责任感的强调是一致的。

还有一点，这篇《呜呼广东人》是用白话文写成的。我们知道，白话文运动是在大约十年后才由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发起1《曼殊全集》第1册，第159页。注释

的，在这个运动之前用白话文写作的人极少。这篇文章在语言上虽然不太成熟，在白话中还夹杂着一些古语，但作为实验性的语体，苏曼殊的尝试还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这一点，我们的文学史显然将它忽略了。

《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

《惨世界》无疑是该时期苏曼殊最重要的著作。之所以说是著作，是因为苏曼殊在翻译法国大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时做了大量的自我发挥。全书十四回，前六回半和后面一回半是由雨果小说翻译而来，中间六回则是苏曼殊的个人创作。而这近六万字的小说，不过雨果《悲惨世界》的4%，而且书中将中国的社会现象和原著的形象场景进行了巧妙的嫁接，所以说它是创作也不为过。

陈独秀曾对苏曼殊的《惨世界》进行过润色，在他看来，苏曼殊在译书时喜欢乱添乱造，对于想从苏曼殊的翻译了解原著的读者来说，这是一种痛苦。不过，对于试图通过该书了解苏曼殊内心活动和中国社会现实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机会。在那个年代，篡改原著、杜撰人物和情节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是一种十分流行的风尚。

苏曼殊的这种自我发挥首先表现在对黑暗腐败、倚强凌弱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上。译作首回，主人公华贱（这名字起得）在寒风落叶的悲凉气氛中登场，他被关了十九年，刚刚被释放，罪犯的身份使他处处受到歧视，想找个地方过夜也无人收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草窝还被野狗赶出来。苏曼殊力图通过他为我们说明“世界上有了为富不仁的财主，才有贫无立锥的穷汉”的真理，展示一个“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不平等世界。可见，苏曼殊同情苦难中的人民的人道主义立场是十分鲜明的。

那么，怎样改变这种现实呢？苏曼殊在书中把前途交给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天皇玉帝、礼仪神佛、道德圣人都是粪土，要用“狠辣”（即起义、暗杀）的手段来粉碎它，建立一个“公道的新世界”。苏曼殊通过臆造的人物说出了自己对公道世界的看法：1．瓜分富户财产给贫民；

2．做工自由；

3．已经出卖的土地可以索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