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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与战斗文章

1911年10月10日，就在苏曼殊还在爪哇岛四处游历之时，武昌却已经打响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枪。国内政局从此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之前沉闷的茫茫黑夜不同的是，这一声枪响，彻底加速了风雨飘摇的清廷的败亡，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至此宣告终结。其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首鼠两端的清廷重臣袁世凯也开始逼迫清帝退位，革命者的春天似乎已经到来。

然而，1912年的这个春天似乎来得有些迟了。或者说，武昌起义的炮声尚未停息，革命就像一个早产的孩子，已经卷入了各派的疯抢和纷争之中。

站队伍？没那习惯

支持谁不支持谁，在当时是很现实的问题。临时政府建立时出现的几十个政党，对刚刚回国的苏曼殊来说，实在难以选择。苏曼殊作为文艺界、佛教界、革命阵营中的名人，虽然他和革命若即若离，但若能争取到这样一个人，各党还是觉得会为本党增色不少。

这其中，有竞争力的有三家：孙中山的同盟会、刚刚失去陶成章的光复会、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联合会。陶成章死后，章太炎变成了反对孙中山最激烈的一个。他不仅公开和孙中山分庭抗礼，还自己组建政党，成了革命队伍中的离心力量。

1912年4月2日，苏曼殊满怀喜悦地踏上祖国土地。不过，迎接他的不是陶成章、章太炎这些昔日好友，而只是柳亚子、马君武、叶楚伧等南社好友。上海附近炮声零星响起，苏曼殊感到，大清朝倒是没了，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

袁世凯成功逼迫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之位，并着手组织自己的内阁。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多少苏曼殊的友人跻身于新政府的各个部门，高官厚禄，峨冠博带，以革命功臣自居，殊不知，所谓的革命果实早已不在自己的手里了。首先感受到这种异变的恐怕就是站在外围观望的南社诸友们，事实上，从袁世凯坚持定都北京、着手组织新内阁那时起，很多人就感受到其中的不同寻常。然而，面对袁世凯翻云覆雨的手腕，再加上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拆台，辛亥革命只不过是彻底地剪掉了一条大辫子，便急不可耐地和旧官僚握手言和、称兄道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骨气有余，然终归能力有限。

面对急转直下的严峻形势，苏曼殊心灰意冷，狂热的建国**落入冰窟之中。这种失望之情其实是不难推测的。想想，某衙门督抚把屋檐的瓦片挑落两块，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的都督。挂羊头卖狗肉地高喊几声民主、平等之后，一切还是在原封不动地运作，不过是大家重新排定座次而已，跟老百姓一点相干没有。

当时纷乱的时局下，如果苏曼殊想要谋得一官半职或者是弄点钱财是很容易的。之前也说了，苏曼殊也是各党争夺的焦点，而他本人却“冥鸿物外，足未尝一履其门”，谁都不求，谁求也不去。

苏曼殊曾在文章中故意将“众议院议员”写成“众蚁院蚁员”，并在一幅《螃蟹》的漫画上，题写“大有横行意，青袍误此身”这样的诗句。

戴启钧《在曼殊说集跋》中说：

窃观鼎革之际，一时英俊，各据高位骄人，下焉且奔走权贵，以求升斗之禄。智者如曼殊，独视名利若浮云，优游物外，或以情痴目之，曼殊未尝失其节也。

革命成功，大家奔走相告，求的竟不过是养尊处优、捞点好处。苏曼殊看到许多革命党人为了争位子、争钱财而不择手段，他的心再次遭受打击，也对革命的目的充满了怀疑。苏曼殊在自己的书信中专门提到说：“昨天在海上碰到本家的弟弟，听老家的人谈我已经还俗了并且做了什么官、什么党、什么会，这都是瞎说，我的性格这么懒惰怎么可能去厕身于四间房呢？”

他在《燕子龛随笔》里记录过这两句话：南雷有言，“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为”、“笼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

革命成功，苏曼殊自然欣喜，而庆祝的方式是想约朋友“痛饮十日”，“然后向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仅此而已。

他对那些拉他入仕的朋友说：干吗要我这个山野和尚坐绿呢大轿子呢，干吗要我和那些红胡子蓝眼睛的人为伍呢？！明末有童谣，“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没想到现在在上海看见了，情况还是这样。苏曼殊不仅自己这样破口大骂，对老友章太炎跟袁世凯打得火热也大感不满。

老友章太炎“叛变”革命？

章太炎这个人确实很奇怪，之前多“革命”的一个人，现在却看不出袁世凯的野心，你要说他“疯”，而他知道袁世凯称帝后的表现又堪称高洁之士。或者，章太炎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知识分子，固执，随性而为。

章太炎之所以另立政党，这和他跟孙中山之间多年的隔阂有很大关系。在临时政府成立时，两人有过短暂的“蜜月”期，然而，毕竟双方隔阂已深，伤痕尤在，这深刻地影响了彼此对时局的判断，以及对新的权力结构安排的看法。章太炎始终认为，孙中山长于议论，这不过是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并坚持“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政见，这些都为孙、黄所排斥。

因为不满同盟会的现状，章太炎与程德全、张謇、陈三立等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陶成章被暗杀后，1912年2月上旬，孙中山任章太炎为枢密顾问，邀请他去南京，他的回答是：“上海江宁咫尺地耳，若有献替，邮书半日即至，不需要常住南京。”所以还是回了上海，继续办他的党、报，而这种所谓的中立，客观上有利于袁世凯的夺权。书生气十足的章太炎恐怕想不到，袁世凯等正是要利用他与孙中山一派的不和，坐收渔翁之利。联合会和统一党的经费甚至都是袁世凯暗中支助的。

同盟会对章太炎偏向袁世凯的行为也没有停止过攻击，有人骂章是“同盟会的蟊贼，统一党的败类”，并发匿名电报嘲讽章“袁要给他教育总长或最高顾问之职，请他速进京陛见”云云。其后，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以激进著名的戴天仇（季陶）不断地在《民权报》对章太炎破口大骂。

苏曼殊当时也在上海，我们现在奇怪的是，二人为何没有见面？

苏曼殊在《燕子龛随笔》中记述：及余归至上海，居士（章太炎）方持节临边，意殊自得矣。

这是指章太炎接受袁世凯任命，留任总统府顾问，并担任东北筹边使一职。苏曼殊对他的这种逢迎行为十分义愤和不齿。他在1912年3月的《答萧公书》中说：

此次过沪，与太炎未尝相遇。此公兴致不浅，知不惠进言之缘未至，故未造访，闻已北上矣。

当时的上海议论纷纷，章太炎主张定都北京，袁世凯要嘉奖他，着他“速进京陛见”。其实当时章太炎仍然在上海，只是苏曼殊一怒之下，拒不造访章太炎。章在为苏曼殊辩护时说苏是“独行之士，不从流俗”，“厉高节，抗浮云”，看来他的确知道苏曼殊的个性，既是曼殊不见，他自己再腆着脸来见面也没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