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与初恋 一寸春心早已灰（第1页）

求学与初恋：一寸春心早已灰

终于要离开上海了。

也许是苏杰生对儿子的前程早有安排，也或许是苏曼殊再也无法忍受在上海的困顿生活而执意要求回日本探母。1898年，在黄浦江柳枝转青、二分春色来临之际，苏曼殊随表兄东渡日本前往他的出生地横滨。

横滨，苏家在日本的发迹之地，也是苏曼殊六岁前生活过的地方。如今，他又回到了这个地方。不过，物是人非，曾经的苏家大宅早已败落，而现在的新主人则是当年苏杰生带到日本学习经商的林紫垣。林紫垣本是林北泉之侄，苏曼殊称其为表兄。林在日本生意做得很大，家境尚好，正是这个缘故，苏曼殊到横滨后就寄住在林家，并由林紫垣提供其在横滨大同学校的学费。

大同学校的权力争夺

让苏曼殊到日本留学应该是苏杰生为儿子所做的为数不多的安排之一。或许是看到儿子无意经商，或许是苏杰生因为父子间多年隔膜，对这个混血的儿子心存愧疚，苏杰生将他送到大同学校中接受中西合璧式的新教育。

何谓“中西合璧”式的新教育？

这得从大同学校的创立说起。1897年，横滨侨商领袖冯镜如（冯自由之父，兴中会东京支部负责人）等因在日华侨子弟就学问题集会，大家决议创办学校，并公请兴中会推荐校长人选。兴中会会员陈少白推荐了当时在上海办报的梁启超，不过，当时热衷政务及变法的康有为并不同意，而是推荐了自己的弟子徐勤担任此职。

陈少白等本来已经拟定校名为“中西学校”，但康有为将之改为“大同学校”，大同一词出自《礼运》篇，取其“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的寓意。这一观念，随后也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采纳。

不过，两派的分歧与矛盾其实已经开始了。

不仅是改校名，康有为还亲自为该校书写匾额、条幅和楹联，并同时委派弟子林默庵、陈荫农、汤觉顿前往该校主持中文教习。

可见，康有为等立宪派从一开始就有意将该校培养为其在海外活动的基地。作为该校的发起者，兴中会之所以要求立宪派加入，本意是为了促进与立宪派的合作，因为当时立宪派在国内的政治声望颇高，革命党人渴望与之攀上关系无可厚非。不过，正筹办变法事宜的“帝师”康有为对这些由各种新旧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党没有好感，对合作并不热心，只是理所应当地将大同学校收归自己旗下。

另一方面，学校的另一部分发起人和出资者多是横滨中华会馆成员和侨商，他们在政治上多主张温和改良的方式，而对孙中山所主张的暴力革命心存疑虑甚至畏惧。所以，双方不谋而合，革命派自然被排斥在了一边。据说，有一次孙中山到大同学校看望校员，校方对此十分冷淡。陈荫农甚至留下一张纸条：“孙文到此不受欢迎。”此事差点使得两派在日本刀兵相见，孙中山也因此决意退出在大同学校的权力争夺。而康有为等人更是向当时的日本政坛靠拢，聘请犬养毅等政坛要人担任学校的名誉校长，欲为自己增加政治砝码。

青年苏曼殊很爱国

在立宪派的主持下，学校以尊崇儒家为办学方针，强调读书、合群、尊教、保国等维新思想。校长徐勤专门以救国来勉励学生，每次演讲都慷慨激昂，使听者都莫不为之感动。为此，他为学校拟定了“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的校训，并编写了一首短歌让师生每日诵读：

亡国际，如何计，愿难成，功莫济。静言思之，能无！勖哉小子，万千奋励！

这种爱国主义感情与当时康梁在甲午战争后提出的“保国保种保教”口号有血缘关系，进校后的苏曼殊也一定深受影响。他的一个同班同学曾回想起，同学之间谈到革命时，苏曼殊时常谈到一句名言：“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

这里的“李杜”是指东汉末年的两位名士——李膺与杜密。

刚刚迈入青年的苏曼殊显示出少年时期少有的慷慨豪迈、中流击水的气概，常以范滂、荆轲自喻，这与大同学校的校风有很大关系，也预示着苏曼殊今后的革命倾向相当激进。

除此之外，学生还须向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所学的中文亦多为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著作，只是间或采用《昭明文选》的论文书启为课本，其他的诗词曲赋很少讲授。在新学方面，大同学校的设置则较为科学，学生须学英文、日文，兼攻算学、天文、地理，传播西方的民主科学。

对一个新创办的私立学校来说，这个学校里的教员也是相当优秀的。除康有为的四大弟子外，当时教中国古典哲学的是卢湘甫，英文是由香港皇后学院的毕业生们教授。同时，学校还请几个日本教员教授军事学。

苏曼殊是在1898年春学校开幕之日入学的。学校将学生分为甲乙两级，甲级所授为中英两科，乙级所授为中文一科。苏曼殊被编入了乙级班，这并不能说苏曼殊的英文水平不行或者是上海的英文教师罗弼·庄湘教得不好。其实，已学习英语三年的苏曼殊的英文在当时的学生中应属上游水平，只不过因为当时被编入甲级班的多为横滨本地的学生，他们的中英文学习都较为系统、扎实，苏曼殊则只是在私塾读过几年的《四书》，中文积累尚浅。

当时被编入该班的还有后来与其交往较深的冯自由。

冯自由这个同学

冯自由，人如其名，如黄家驹的歌所唱的那样，“不受羁绊爱自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晚年获得中国革命史史学家声誉。

他的父亲冯镜如，除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作为大同学校的创始人之外，本职是横滨一家文具店的老板。其与孙中山的结缘，源于孙中山、陈少白1894年在广州发动第一次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在冯镜如家避难。同年，孙中山力邀冯镜如组织和领导兴中会横滨分会的工作。此后，冯不仅自己身先士卒加入革命洪流，还把自己十四岁的大儿子也带到这个秘密组织中，从而使冯自由成为最年轻的成员。

孙中山对落难时给予自己无私帮助的冯家颇为照顾。从此直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冯自由一直是孙中山最得力也最信任的助手。

冯自由作为兴中会日常事务的组织者和革命思想宣传方面的领导，在香港、温哥华、旧金山等地进行革命串联，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贡献巨大。

然而，在革命成功后的民国政府的论功行赏里，冯自由却被排挤出权力层，据说，这是源于冯自由极力反对政府与苏俄签订联合条约而失去孙中山的好感所致。在后来蒋介石的反共政权中，冯自由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未能东山再起。冯自由退出政治舞台后就专心致志地搜集整理自己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之前的革命史。

而在冯各种各样的历史著作中，与我们今天所谈的主人公相关的，就在于他对大同学校生活的回忆，作品主要见于《革命逸史》、《苏曼殊之真面目》等著作。

苏曼殊和冯自由于1898年同入大同学校并很快结识为好友。冯自由在自己的书房中贴了一幅自撰对联：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

此联被苏曼殊大加赞赏，认为冯“少有成人之风，胸怀凌云之志”。在两人的交往中，苏曼殊渐渐被冯的这种**所感染，投入到火热的保家卫国的革命事业中。

对于曼殊在大同学校中的表现，冯自由以“相当迟钝、平庸”

来描述，这似乎有些失真。因为通过一些细节来看，苏曼殊虽然中文基础略差，性格内向，但却绝不平庸。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苏曼殊极用功。苏曼殊读书虽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但是他之后的文学造诣更是建立在其对书籍的钻研与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刚进大同学校的苏曼殊由于基础较差，很多科目跟不上，但笨鸟先飞，为省火油费的他将白天能用的时间都用来看书，晚上则很早就睡觉，以至于同学们问他为何如此时，他说：“我的课本，白天就已经熟读了，晚上还点什么灯呢？”

第二，苏曼殊虽在课文方面基础较差，但是画艺超群。曼殊自幼嗜画，虽无名师指导，但多年练习，早已是无师自通，下笔挺秀。在大同学校期间，其画作即流传于同学间，后来还为教材画插画，并兼任该校美术教席，就连冯自由本人亦不得不承认苏曼殊之才“非出自天授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