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与战斗文章（第2页）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数年前，两人在合作反清时的慷慨激昂，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我们要说章真的成了袁的走狗似乎也不合适。

“宋案”发生，南北即将破裂，刀兵再起，章太炎毅然辞去筹边使一职南下。1913年8月，他冒险入京，在总统府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结果被幽禁达三年之久。鲁迅的描述是：“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

关于章太炎大闹总统府，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如此报道：“章手执团扇一柄，团扇之下系以勋章，足穿破官靴一，在院内疯言疯语，大闹不休。”或者章太炎只不过是一个有缺点的传统读书人，他喜欢那些虚名，而在权力上没有过多诉求。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学问家，所以他在旁人纷纷逃避南下之时反其道而行，“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让“读书人一声长叹”！

《太平洋报》社里有两个和尚

苏曼殊抛开政界要人的纠缠，和南社诸友参与《太平洋报》的编务工作。苏曼殊暂居于苏州河以北七浦路柳亚子租的寓所，同住的还有朱少屏。福州路一侧的望平街有“报馆街”之称，4月1日创刊的《太平洋报》即坐落于此。当时的上海新闻界报馆林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百余家报纸刊物，其中与《太平洋报》媲美的还有《民呼报》、《民立报》、《大共和报》等，而这些报纸的主持人如于右任、宋教仁、章士钊、黄侃、包天笑等都是苏曼殊的好友。

《太平洋报》中大半是南社人物，社长姚雨平，经理朱少屏，文艺编辑柳亚子。

在这短暂的时期，苏曼殊进入了其创作的高峰期。苏曼殊将自己在南洋时创作的小说《断鸿零雁记》在该报上再次发表，这使他声誉大振，迅速跻身著名作家行列，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据说，后来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就曾为该小说润过色，两人被当时同事称为“南社二僧”。不过奇怪的是，人们至今没有找到有关他俩直接往来的确切史料。

李叔同与苏曼殊都是《太平洋报》的主笔，又都擅长美术，他俩的交往应该是无可置疑的。在文学性的传记里，他们的交往是有的，但不可作为正史来对待。不过，我们仍可在一些旁证材料中捕捉他俩交游过往的影子。

当时南北议和已经达成，“杏花春雨，滴沥增悲”，柳亚子曾说：“合议既成，莽操尸位，党人无所发抒，则麇集海上，日夕歌呼北里。”《太平洋报》编辑多为南社同人，他们在编辑之余，经常出入于歌廊酒肆之间，“或使酒骂座，或题诗品伎，不脱东林复社公子哥儿的习气”。苏曼殊虽早已出家，却也混迹其中。据柳亚子回忆：

每天都有饭局，不是吃花酒，便是吃西菜，吃中菜。

西菜在岭南楼和粤华楼吃，中菜在杏花楼吃，发起人总是曼殊。

于右任回忆道：

曼殊于歌台曲院，无所不至。视群妓之尤，如梨花馆、好好、张娟娟等，每呼之侑酒。高士之于名花小鸟，心赏目娱，皆成悟悦。与言政事，则辄曰：“不成问题。”继是即作风花语矣。

当然，于右任似乎忘记了，苏曼殊最常叫的还有花雪南，这个阔别多年的女友如今和他已成挚友。花雪南虽在风尘，但是南社众人与苏曼殊也并未轻看她。好友包天笑的《海上蜃楼》、姚鹓雏的《恨海孤舟记》都有涉及诸友的吃花酒活动。

这倒是一点也不奇怪。怪的是唯李叔同孤高自恃，绝不参与。

李叔同绝不参与和苏曼殊的次次参与都是真性情的流露。不过我们怎么看两人的这种差异，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

而据两人的相互评价来看，他们的关系似乎颇有意味。

苏曼殊对李叔同目前只有一则材料，就是他对李叔同等当年在春柳社演出活动的言论，其中似乎颇有微词。他在《燕影剧谈》中说：前数年东京留学者创春柳社，以提倡新剧自命，曾演《黑奴吁天录》、《茶花女遗事》、《新蝶梦》、《血蓑衣》、《生相怜》诸剧，都属幼稚，无甚可观，兼时作粗劣语句，盖多浮躁少年羼入耳。

从大量史料来看，春柳社作为中国近代戏剧的开创剧团，当年在中国和日本戏剧界都广获好评，原因之一就在于新和西方化。

而苏曼殊如此评说，似乎只是从观剧者本身的感受出发，亦算他的“一家之言”，只是不知道作为演员的李叔同听到后是不是会火冒三丈。

李叔同与苏曼殊的交谊里还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情节，这就是柳亚子在《苏曼殊研究》里提到的《汾堤吊梦图》的由来：《汾堤吊梦图》的事情，大概是如此，《太平洋报》社的广告主任是李息霜（即李叔同，作者注），住报社三楼，有一房间，布置甚精，息霜善画，画具都完备。有一天楚伧不知如何趁息霜不在报社时，把曼殊骗到此房间内，关了门画成此画。但未必是完全硬骗，盖楚伧索曼殊画，曼殊恒以无静室及画具为辞，楚伧引彼至此房间内，一切都完备，且言，如嫌外人闯入，可以关门，于是曼殊无所藉口，不能不画了。

关于此事，叶楚伧也有诗序记录，只不过没有讲到这事是发生在李叔同的房间里。叶楚伧的诗及小序中说，他在《太平洋报》社楼上，供养糖果，扃置一室，让苏曼殊替他画《汾堤吊梦图》。叶诗为：池上人寻午梦，画中月罨孤坟。难得和尚谢客，坐残一个黄昏。

这幅《汾堤吊梦图》很快就被李叔同铸版发表在《太平洋报》上，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叔同自己的一幅用隶书笔意写成的英文《莎士比亚墓志》，时人称这两件艺术作品为“双绝”。

而关于《断鸿零雁记》连载时李叔同是否帮助润色加工过，柳亚子却否定了这种说法。虽然没说明具体的理由，不过作为《太平洋报》同人，又是李叔同、苏曼殊的共同好友，他的话应当值得重视。他认为：“以方外而列入南社籍者，……逃释归儒之曼殊，与逃儒归释之弘一。”现在人们说李叔同、苏曼殊为“南社二僧”，其源头可能也就是柳亚子的这段话。而就在苏曼殊去世三个月后，李叔同也披上袈裟，皈依佛门。或许二者不同之处在于，苏欲以遁世求解脱，而李叔同则先渡己后渡人。

写文章骂人的不单单是鲁迅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他说自己“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实际上，说鲁迅爱骂人或者除了骂人就什么也不会，这实在是误解了鲁迅。和他所尊崇的老师苏曼殊一样，杂文、议论文不过是一种被排斥在公共谈话空间之外的孤独者的“自言自语”，这只是孤独者特有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而已。

这时的苏曼殊在《太平洋报》上主要发表了三篇杂文：《南洋话》、《冯春航谈》和《华洋义赈会观》。从中我们看到了苏曼殊汪洋恣肆的战斗文风，这和他之前的诗画风格大为迥异，革命者苏曼殊好像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