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个教授（第1页）
你是一个教授
在完成南亚之旅后，苏曼殊从广州前往长沙，拜会正在长沙实业学堂任教务监督的秦毓鎏。苏曼殊此行的目的除了拜会老友、回忆峥嵘岁月之外，更主要的目的就是利用老朋友们的人缘，找到一个谋生或者栖身的地方了。要知道，东南亚、南亚之行虽是惬意，但黄氏所给的那份遗产也消耗殆尽。
你是一个教授
到了长沙后，苏曼殊以一副天真的面容“欺骗”了单纯的秦毓鎏。秦考虑到苏曼殊的经济困难，一连给他在三所学校里找了差事。第一份差事是在秦所在的实业学堂充任英语教员，同事有张继；第二份差事是在湖南第一所私立学校——明德学堂教图画课，同事有文公直、杨性恂；第三份差事则是托明德学校创办人胡元倓的关系在经正学校当图画老师。
这三份差事能赚多少钱？一个银元相当于现在的140元至150元人民币，苏曼殊当时是二百元的月薪，相当于如今的近三万元。这在当时绝对是上游水平的收入了。
这里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大文豪鲁迅的工资。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时，1919年的月薪已经达到三百元，按照当时一战后的物价水平来估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多。这还不算他老先生平时以各种名讳在各家报刊出版社所得的稿费收入。而鲁迅在八道湾买的房子呢，当时是四千元，合现在二十多万，也就是说鲁迅不吃不喝工作两年就可以在北京买套房了。
所以说，老实的苏曼殊第一次知道了做革命党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在1904年他在长沙做教授时。尝到了甜头的苏曼殊往后便是有当教授的机会就当，有革命党就入。
为了便于“讨伐”，我来一一细数他的“罪状”。
作为教授，他首先就不称职。上课的时候背着学生坐着，歌哭无常；有时候见着女学生，就一直盯着人家看，好几次看得苏曼殊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大家都叫他“苏神经”。
黄钧是苏曼殊当时的学生，他回忆道，苏曼殊一个学期里经常不来教室上课，随意旷课，课余时间则是躲在自己的宿舍里做一个典型的宅男，有时写写诗词，有时描摹两笔。不过也不经常做这些，有时做了也立刻烧掉。有时候单烧不过瘾，苏曼殊会将所绘的图做成画册烧掉。幸亏他的朋友李昭文和学生黄钧是有心人，经常在他烧的时候抢过来自己收藏，比如黄钧就曾抢得一册题有“落花不语空辞树，明月无情却上天”的梅花画册（他们的后人有福了）。
苏曼殊有时兴致一来，会突然驾临教室教大家自在画。什么是自在画？就是图画，自在的意思是不用三角板、量角器之类的工具，可以自由自在地画。不过他不先教画，而是给大家朗诵自己创作的《自在画叙言》一篇，长千余言。苏曼殊的用意可能是学艺的精髓在于学理，画技不过是细枝末节。不过，他的学生们都是少男少女，大家都是初学画画，听他讲画理都十分吃力。苏曼殊有时说的还是粤语，大家也没有经过港台剧的熏陶，能听懂的也只有黄钧这样的少数的外省人。所以，美术老师苏曼殊关于绘画的理论竟然没有人做笔记，苏曼殊自己当然不会留下，这导致他的绘画思想在后来不能传世，这真是中国现代绘画的一大损失！
不得不说，苏曼殊天生是做教授的料子，省力省到家了。教大家习画时，苏曼殊会事先把画稿复印好发给大家，而不是在黑板上画图做板书。怎么复印？当然是依靠留学生们从日本带回来的那种用滚轴的油墨印刷机，要刻版做纸。这在当时的学校是个新鲜物件，只有像经正学校这样的新式学堂才可能用得到。而我还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乡下上小学时，学校印刷试卷还是用这种手工印刷机。油墨的清香，近二十年了，仍是我童年里的美好回忆之一。
在大家自己描摹的时候，他会巡视行列，依次示以轮廓，披着袈裟，手舞足蹈，直到学生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为止。只要大家愿意画，他就愿意教，可以一直不下课，管你下节课的老师得等多久。
苏曼殊的教育思想是对学生一视同仁，无论贫富，无论男女，而女生找他索画更是从不推辞。不过苏曼殊也有一点，不喜欢学生不懂装懂、溜须拍马。比如陈果夫就曾触过霉头。
陈果夫大家都熟悉，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国民党右派，特务头子。
当时在明德学堂读书的陈果夫表现得有些狡黠油滑，这让苏曼殊很不喜欢。一次，陈果夫称赞苏曼殊的画很像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却不知道这四家本以书法闻名。苏曼殊是出家人，自己撒谎成性却不愿意别人撒谎骗他，毫不留情地批评陈果夫溜须奉承、不懂装懂，让他把心思花在习画上。以后每次教学时，苏曼殊必定时时提着陈果夫，耳提面命，看来他对这个学生的未来习性已有预见。
陈果夫对这位严师也是又敬又畏，而后来苏曼殊和蒋介石的交往，据说是因其学生陈果夫的引见。当时蒋正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炒股票挣钱，寓住新民里十一号的苏曼殊也到晚年，贫病交加，蒋介石就将其接回自己寓所调养，由其夫人陈洁如悉心照顾。顺便说一句，陈洁如是蒋介石的结发妻子，当过艺妓，家境贫寒，经过蒋介石坚持不懈的追求，二人结合，但蒋为了政治需求，同宋美龄结婚，诱骗陈洁如远赴美国留学五年，后来二人离婚。可见作为四大家族之二的蒋、陈，在性格上都极为相似。
黄兴、苏曼殊造炸弹
为了掩盖自己“假革命、真赚钱”的面目，苏曼殊在经正学校加入了华兴会，并象征性地参与筹备了武装起义。
1904年年初，黄兴亲赴湘潭，会见秘密组织洪江会首领马福益，商洽起义计划。双方约定，黄兴出枪，洪江会出人，相约1904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万寿”前，在长沙皇殿埋置炸药，炸毙来行礼的湘省大吏，乘机起事。黄兴等人为这个起义准备了很久，招揽了数路“大军”。
湖北方面，派宋教仁、胡瑛赴鄂，设华兴会支部于武昌，招揽会员。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黄兴还亲往联系，商定湘省发难，湖北响应。稍后，又设同仇会，专门负责结纳会党。
江西方面，派陈天华、姚宏业赴赣，游说防营统领廖名缙届时响应。
四川方面，派周维桢赴川联络会党。同时，章士钊在上海设爱国协会，作华兴会外围。
而在大本营湖南，黄兴等人设东文讲习所，借教授日语、算学为名，对长沙的新青年们大肆鼓吹煽动，作为培训会员和秘密联系据点。
那么，苏曼殊做点什么呢？黄兴考虑到苏曼殊上次就是因为没给他差事而闹情绪，这次就让他和自己在学校实验室负责造炸药。
对，造的就是要在皇殿里埋设的炸药。因为当时清政府对炸药的管制和搜查十分严格，带炸药回国十分危险，倒不如革命党人自己造来得实在。
其实当时的很多革命党人都是多面手，比如大家熟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早前是光复会暗杀团首脑，自己亲自造毒药、炸药，还培训女子杀手。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根据这些想法，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为了快速掌握知识，蔡元培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为了早日研制出威力大而且便于携带的炸药，蔡元培带领研制小组攻关，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连续奋战，终于自制出了一种理想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
而苏曼殊、黄兴两人显然没有蔡元培那样的自学能力和专业的科研团队，两人一个只知道拿枪，一个只知道拿笔，能造个什么劳什子出来呢？还别说，通过两人多次试验，终于在某天两人的灰头土脸中造出了一枚炸弹。这种炸弹类似于今天的小孩子们过年时都在玩的“摔炮”，就是利用投掷的猛烈撞击引爆炸弹。但是苏、黄两人都没能对这种“摔炮”的缺点给予改进，因为这样的炸弹既不能保证投掷时一定爆炸，同时对使用者来说又十分危险，受到稍大冲击或震动就会自爆。例如吴樾自制的那枚相对精密的炸弹，也在实施刺杀时，受偶然碰撞而提前爆炸。而这种炸弹的制造过程也较为危险，就连同盟会员刘思福这样在日本学习过制造炸药方法的都曾两次被炸伤。有这些前车之鉴，苏曼殊、黄兴较为谨慎，以至于后来黄兴等人都没有对“摔炮”进行过改造。证据之一就是，清朝军警镇压黄花岗起义后，把收缴的炸弹放置于督练公所的台阶下，督练公所参议吴锡永得意洋洋地想要炫耀下自己的功绩，用脚轻轻拨弄其中一枚，立即就引起爆炸，吴本人双脚被炸残，旁边的兵丁五人被炸伤。
苏曼殊、黄兴为起义就准备了这样的“火器”。苏、黄二人制的这种摔炮埋起来的话没什么用啊，于是黄兴决定利用人海战术，通过群体投掷摔炮的办法炸死前来祝贺的官吏。当时黄兴等人在省城联络了新旧各军和哥老会众，城外则是五路大军响应，这些人加起来浩浩****三千余人马。但二人累死累活，最后只制出了二百余枚。即便是这样的“摔炮”，也不能保证每位起义士兵都能有一枚。
那么，其他人怎么办？诸位，打仗其实有一种“士兵心理学”，就是什么时候都希望自己的弹药多一些，那样个人才充满了安全感。
于是黄兴就给那些没分到“摔炮”的战士，用牛奶罐、香烟罐藏些沙泥，外用白手巾包着伪装成手执炸弹的模样，造成一种“群体威慑力”，谁都不敢鄙视。真的假的，只有提着的人自己明白。
九月初，几路大军开始上下串联，准备起事。就在这个过程中，计划泄露了。现在看来，这个泄露其实很正常，三千多人突然聚拢到长沙附近，义军有些还穿着中山装这么潮的服装，傻子也知道要干什么，而当时的义军对身份的核查并不严格，希望人越多越好，只要说一声支持革命、喊几句口号就可以参加义军，而其中就混入了湖南“土皇帝”王先谦的探子。随后清兵出动捉人，搜查华兴会机关，缉捕首事诸人。黄兴、苏曼殊化装逃离长沙，抵上海，旋赴日本。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也相继东渡日本。
穿袈裟吃花酒，不方便
到了上海后，黄兴等人开始召开各种会议，总结起义失败的教训，经验自然也要总结一些。大家一致决定，为了振奋士气，由万福华牵头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在大家对革命前景的一片担忧中，苏曼殊兴致勃勃地邀请大家革命之余到“江南春”、“海国春”、“一家春”等餐馆吃饭。吃个饭为什么都是春字号呢？这其中的缘故就在于除了吃饭以外，这些地方还提供特殊服务——可以叫姑娘作陪喝花酒。
在长沙任多份教职的苏曼殊此时腰缠甚富，既然有钱了当然要挥霍一番。每次请客一定要让每桌的座位都坐满，有时朋友临时有事来不了，那就让朋友再推荐一位过来也行，弄得有时候一桌子人谁也不认识谁。有人问了，请那么多人干什么？苏曼殊的回答是：“人少了，没意思（客少，不欢也）。”客人们来了就开宴，风卷残云，独有苏曼殊左右妓女护法，谈笑风生。吃完了，大家也不用留名片、交换手机号之类的，也不用跟苏曼殊道谢，各走各的，苏曼殊则坐豪华马车去兜风，弄得大家都很惊讶。
苏曼殊到上海后怪异的生活状态逐渐多了起来，除了请大家吃饭，还不停地叫妓女。座上如果有妓女说自己身世苦，苏曼殊就把自己带在身上的所有钱都给她，注意是所有的钱，也就是说从一元到一千元不等（再多了估计苏曼殊也揣不了），也不怀疑别人是否撒谎。（“座中偶有妓道身世之苦，即就囊中所有予之，虽千金不吝，亦不计傍观疑其挥霍也。”）上妓馆叫局吃花酒要写名牌，他每次写都是和尚，“苏和尚”。陈独秀见曼殊常穿袈裟往来于酒席，就劝他不要穿袈裟，注意点影响，苏曼殊说没有必要在乎这些虚礼。过了几天，苏曼殊突然改穿西装出入妓院，陈独秀很奇怪地问他原因，苏曼殊就说：“穿袈裟吃花酒，不方便。”
其实，对佛教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也很敏感的话题：和尚能不能召妓？或者，和尚能不能谈恋爱甚至结婚？
这个问题在现在来说当然不是什么问题了，存在即是合理嘛。
但是在当时，大家还是有些想法的。陈陶遗有一次在青楼里就大声批评苏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呢?”言时，声震屋瓦，曼殊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