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们为何两极分化（第3页）

事实是最具据有说服力与洞察力的。不仅在劳动力分配与资源分配上存在着不合理，没有为新增劳动人口留下足够的预备就业空间，就连对待市场的意识也存在着严重的倾斜，城镇化发展在逐年加快，我们却并没有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转移人口提供配套性的生存方案。，如此一来，必定会增加剩余劳动人口，而目前解决这隐患的办法居然是将劳动者转化为纯粹的劳动资源，将生产力转化为生产资料来使用，人成了商品资源，可以因为市场的需求而压榨劳力成本或者对外输出满足供求关系，这无疑是种下了更深更大的隐患，使底层劳动者的劳动成本与劳动价值成为企业创利增收的重要筹码，这将使社会的两极分化出现白热化趋势。要解决掉人口数量的问题绝不是现有的将劳动力市场化、商品化那么简单，必须有公平合理的劳资分配，有以科技为主的高端产业的推动从而开发新的市场资源，而不是一味地的破坏自然资源和降低劳动成本，这样的发展是绝对不可能持续长久的。

现在动不动就有人拿美国做盾牌，稍遇到些问题，自己解决不了的或者解释不通的，就开始大谈美国怎样怎样。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虽然有霸主的地位，但是它却并不能代表永远的先进性。难道美国就不能被怀疑吗？况且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学习到美国模式真正的精髓。在宏观的战略问题上，以美国为参照标准的人一定是些没有魄力或目光短浅的人，美利坚最多是作为我们的参考意见而已，绝不能将它当作唯一标准，在许多方面，不能总是以追赶美国为目标。二战结束之后苏美冷战，其结果便是最直面的教训，美国以一招声东击西使苏联窝囊地的死去。美国是个有机体，是具有新陈代谢功能的国家，他们的战略是在不断转变着的，我们追赶它就是在刻舟求剑，如果我们的思想始终被它的模式所局限，认为这就是我们要奋斗达到的终点目标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就会渐渐丧失。美国在劳动关系方面固然也存在着许多与中国相似的问题与矛盾，但决不能因为它是美国，我们就不去怀疑它，那会导致我们始终处于落后的位置而不能自新。

劳动者的付出若想得到合理的回报，那么必定要有相应的改革，全世界的普通劳动者都正在面临或是曾经面临过这样的挑战。只有让那堆积如山的白条一一兑现，让那被当作做生产资料的身躯再变回人来，才有可能实现自我并建立真正的价值。

5。金钱、生命与人道

其实在很多时候，人是不清楚自己是人的，即使有着人一样的外形，且有着健壮的身躯，但因骨子里并没有将自己看作是人，久而久之，便被非人化了。非人化的现象大致有那么两种：一是做金钱的奴才；二是做权力的奴才。奴才与奴隶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奴隶遭遇压迫，起码内心里还是把自己当作做人看待的，而奴才是自愿的，是从内而外的归顺。人若有归顺于某人的思想，那是决不可轻信的，人是不会真正地的归顺于某人或某个团体的，唯有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出卖也是在所难免。而奴才的特征便是出卖一切，且是为了属于自己的私利而出卖。这虽可耻，却也还并不可怕，可怕之处在于如今社会里，这种思想正在渐渐的征服人们的心智。倘若仔细去留意，便不难发现如今的生活中常常会遇到有着一副奴才嘴脸的人。

常在报上看到说某处又发生驾车撞死人的事情，依旧是赔钱了事，起初是愤怒的，但到了后来，却也并不感到愤怒了，而是悲哀，但这悲哀却并非是因那些喊着人道主义口号的高素质的绅士们正在用金钱购买着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而是因那些出卖生命的人。

不久前有位专家认为我们现在下的贫富差距其实未有增大，反而是在缩小。，此话一出，立即被那浩浩****的骂语给淹没了。暂不说这观点的错对，单论这震天的骂声，无疑是危险的，因它极容易将人们的思想诱导入黑暗的深渊，而现实却并未如此之糟糕，这与情绪是极不对称的，因此，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沸腾的民怨。在审视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地的觉察到，这贫富差距所导致的民怨其成分的确可疑，所有叫骂的人中，恐怕大都不是在渴求着贫富差距的缩小，而是想要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这本没有什么，但许多人要求的，却不仅仅是自己的私利得到满足，还希望别人不要被满足，从而使自己可以稍微高大一些，得以享受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快意，有这意识的人，是绝不在少数的，想要否定的人，夜里头不妨扪心自问一下。

在自己被满足的同时，不希望他人亦得到同样的满足，这便是典型的奴才思维。犹如爬梯子，一边拼命往上爬窜，一边紧紧盯着周围的同类，生怕被人抢了先，且凡有机会，便要往别人的肩上踏上两脚，奸猾而又愚蠢。恰是这类人，其言语行为会深深地影响到其他的人，使人的思想渐渐的扭曲，则定然会比常人更加痛恨富人，更加渴望成为上位者，从而便要火上浇油，唯恐贫富之间的矛盾不被激化。；但其自身却又懦弱怕事，往往习惯以造谣生事等龌龊手段为现有的矛盾之墙添砖添瓦，这类人是可憎的，这种思想则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资本论》当中写道：让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这话在许多人看来是无意义的废话，但其实却是核心，因为无产阶级是最难团结起来的群体，当中的缘故，便是这奴才思想在的作祟。

穷人中有人如此，富人中亦有人如此，且比之穷人更胜一筹。要说穷人卖儿女，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出卖自己的骨肉，这且还是存在着理由的，毕竟为生活所迫，偶尔作做一些出卖道德良心的事情从道理上似乎还说得的过去，是可救赎的。而富人所做的奴才事，则不可救赎，不仅于法律上不可以宽恕，道德上也必要受到重责，凡其所作做出卖道德良心之事情皆非为生存所迫，而是为满足其更高层次的享受，包括制度性犯罪的官员，虽从情理上讲是大都是无辜的，但仍是出卖了自己的人格与良心，与妓女是无异的，只是不必要出卖肉体而已，倘若必要，亦会坚决出卖毫不踌躇。，犹似明朝出现过“好男风”的事情，说明在必要之际，达官显贵是可以出卖肉体的。即使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么在高尚与堕落之间选择了后者的人，也许在法律上可以被宽恕一部分罪行，但在道德良心上，也是必须不能被宽恕的，否则这宽恕便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出卖一切的奴才们，便再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了。

在这个金钱与生命等价的社会里，我们不应再空喊人道主义，那将变得毫无意义，“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论》并不能阻挡住奴才们的出卖，所以必须要让人人都理解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从尊重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开始，从将自己重新看作做人开始。过去有地主打死佃户，赔一头牛，今天有煤窑死了工人，赔些钱，唯一不同的是，过去那些死者的家人获得赔偿时往往是有着仇恨情绪的，而今天那些死者的家属则是心怀感激的，只要赔的钱够多，跪下磕几个头尚也无妨，亲人的生命在自己心里是存在着心理价位的，成了商品，而恰是这些人，整日里都在伸手要着民主、要着自由，为人道主义摇旗呐喊，这是荒唐的，无意义的。

穷人想要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是正确的，这叫“维权”，维权是正义的、合理的、光明的索取，但是想要劈开维权之路上的荆棘，就必须抛弃那种可以出卖一切的奴才思想，要在自己的权益得到维护的同时尽可能的去帮助身边的人，让大家都能维护自己合理的权益，只有这样，维权的斗争才是有意义的，才有可能促进真正的进步与和谐。

6。走在人民前头的“裸官”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关官吏出国的记载并不算多，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一直到郑和下西洋，这个中间跨越了中华民族最引以为豪的千年文明史。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的确应该感到自豪，在古时候但凡官员去外国，其所执行之任务则皆是替祖国扬威颂赞，在此之余另作做些为国谋福求利之事，无论最终成与不成，首先是要怀着冒险家的精神才行，这是诚然值得肯定与尊敬的。

鲁迅先生在杂文《看镜有感》中曾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闳放，唐人也还不算弱”。这篇文章是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对外态度的评论，自汉唐一直论到了近代，一针见血地的指出了“今不如古”的原因，可谓精辟之极。从中可以清楚地的看出，我们古至今日，在某些方面的确是一代不如一代。汉朝的时候人们习惯把外来的东西天然的看作做是被自己虏获的一样，拿来就用，拿来就吃，毫不顾忌。到了清朝则完全不一样了，人们对外来的事物总是有着很深的恐惧感，像是要来劫掠自己似的，全体国民普遍性的患上了迫害狂症。而时至今日，我们在这一点上似乎连清朝都不如了，清朝人固然怕被劫掠，至少还说明其思想深处存在着国家这个概念，而我们今天却将这原则性的概念也都抛弃了，不但思想上崇洋媚外，行动上亦不甘落后，宁做外邦犬，不为本邦人。

似乎是从二战时候开始，中国人追求安逸的思想就导致了大多数人对外国的向往。其实向往一个新的生存环境不是什么坏事情，但要明白自己到了新环境里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很重要的。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欧洲人便占领了那里，征服了原本作为主人的印第安人，最后开创了美利坚合众国，成为无数人所向往的天堂。而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远渡移民的结果，便是书写出了华工在美国的血泪史，这是历史的偶然吗？我不这样认为。即使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我仍然认为中国人是不适合移民的，全球各地每年都会传来不同程度的欺压华人的报道，无论是贫是富，似乎都是遭欺侮的对象。

其实官员与其家人也并没有什么优质的特征，这些人到了外国，其本领也无非是消费而已，即使是不停地消费，估计也是很难得到真正的尊重的。美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以及乌克兰，我有许多或留学或工作的朋友目前便生活在这些国家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的生活也并不愉快。有朋友曾向我讲述过自己在异国的生活，颇为苦闷，例如遭遇冷漠，身边人对你爱答不理，抑亦或遭到嘲讽等等。后来我才得知，在美国与英国的学校里，中国的留学生是经常被称作“rabble”的，但即使是发达国家的民众，也难逃人共有的一些劣根性，说这话时却也常常是在私下里议论的。虽都不过是小事，但若遭遇得的多了，人也难免会比较痛苦。诸如尊重、友好、热情之类在我们生活于本土的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物，在那些身处异国的人心里往往会变得无比珍贵，这些促使人与人之间得以善意沟通的桥梁，恰恰是让生活变得美好起来的希望，倘若丧失这希望，人想必在精神上是会出些问题的。

人类共有的一些通病之一，便是无论做什么事，皆希望能够利己，小则是私欲，大则为贪欲或野心。如此一看，不禁令人惶恐，我们现在争前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亲人和财产输送到去外国，这不禁让人我联想到了1947年国民党官员的举动，与我们如今的“裸官”现象真是惊人的相似，这极易令人产生误解，并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不久前有一则新闻，说是据监察机关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约有4000多名贪污官员携500多亿美金的公款潜逃。这据监察机关的是不完全统计，但也实在不了解知道如何才能够作做出完全统计来。其实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吏治腐败的现象，但在任何一个国家却都从未发生过官员大肆敛财并且集体性逃亡的怪事情。，且观此形势，似乎还不能称作逃亡，这是明显的卷铺盖走人寻找新生活的架势，去了是不打算再回来的。如此轻而易举便放弃了祖国，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较为罕见的事情。，遥想以色列人打了几千年的仗，也不过是为给自己的民族争取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度而已，殊不知这在一些中国官员的眼中早已是能够随意舍弃掉的、没有多大价值与意义存在。究竟是以色列人犯傻呢？还是别的什么，实在是难以分辨。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这外逃的官员多了，也不全是坏处，若外逃的官员多了，这官位必然会出现些空缺**的，看现在似乎已经有人在往这方面钻营了。该争的继续争着。但无论怎样，这地球还是会照样转下去的，穷鬼难当，管它再多的×X籍华人，与己也不曾有过什么关联。

7。仇恨的开端

北京现在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你如果想找个“老北京”打听事儿，你能够找到的大概只有出租车司机和街坊老大妈。不免会有疑惑，其他它北京人都去哪儿了？答案是：都去当包租公了。当然也不可能是全部，只是有很多北京人，尤其是北京男人，家里早年有两套及以上的房产，现在自己住一套再租出去一套，每月拿大概三、四千元块钱的租金，偶尔做点小生意，没事出去遛遛溜溜鸟，摆搬弄摆搬弄古玩之类的，现在貌似又流行起来养狗了。

许多人在分析中国贫富矛盾的过程里总是容易忽略固有资产的转移问题，包括自然资源从共享到被少数人独享的过程，这个过程给大多数人造成了极度的心理不平衡，从心理上直接导致了贫富两极的对立与分化，如今贫富矛盾的显现就是由这个过程而引起的必然结果。

19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在分配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农民的损失和城镇居民的得到不成正比。农民赖以生存的是土地，一个农民如果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在农村立足的根本，而农民以失去土地为代价换来的却并非是城镇居民的安居乐业和不愁吃穿，现在的专家和精英们最喜欢卖弄帕累托改进的理论，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和帕累托改进理论相反的现实，即一部分人的得到是以另一部分人的绝对损失为代价，这样的改进恐怕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自20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民间个人财富以及共有资源的转移实际上就是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在农民的土地被征收之后，数以亿计的农民踏上了背井离乡靠打工生存的艰辛路途。，现在城市里诸如建筑工人、餐厅服务员、厕所清洁工等低下、危险的职业通通都是由背井离乡的农民们所从事，而以农民的绝对损失为代价换取的现代化都市却在将农民群体故意的边缘化。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扩大，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这个时候农民们已经没有了土地，所能够依赖的就只有自己的力气和汗水了，然而城市的生存却并不那么理想，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不公平待遇：城市里由农民建设的高档基础设施是农民们根本无法享受的；各地城市居民以素质为理由排斥进城打工的农民；建筑商恶意拖欠、压制农民薪水，动辄对农民工诉诸暴力；用城乡户口这种极端可笑的手段让农民工及其子女无权享有公共医疗教育等权益；行政执法人员的暴力对待等等。有资料显示，仅拖欠农民工薪水和降低其工资等行为就能够让城市雇主平均每年从农民工劳动成本中节省3600亿元人民币。

如今在城市里处于底层的年轻人，大都是城市农村人口的子女，请问：城市对待农村人口采取恩将仇报的方式，那么谁能保证农民的子女会和城市人口的子女（尤其是达官显贵们的子女）和谐共处呢？从这一点上来看，贫富矛盾是有根源的，不是专家们随随便便的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制度问题，而是刻入穷人骨髓的意识形态。

损失了一切的农民是中国穷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的不是小市民的羡慕和嫉妒，而是彻彻底底的仇恨，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下，这导致了他们的后知后觉，如果有一天农民们集体性的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后果将无法计量。

城市有错在先，就要作做出补偿，否则贫富之间的对立迟早会上升为冲突。在这个人人都在大声的呼吁公正与民主的年代里，我们需要的不再是热血沸腾，而是冷静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