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们为何两极分化（第2页）

如今人人都想发财，如果你想要用最短的时间赚最多的钱，那么做房地产肯定是个明智的选择。但是很遗憾，绝大多数人是不能够做房地产的，因为它的投资门槛很高。住房属于生存资料的一种，是老百姓必不可少的东西，它的经营权被开放就必然会带动一条产业链的发展，从生产资料到设计施工，无形中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就业问题，这本来应该是好事情，但是如果政府参与到这个经营过程里，就会出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那就是价格失去管制。，一旦政府开始卖地赚钱，就无形中成了开发商的货源，这时政府就成了经营者而不是管理者，那么这个产业就进入到了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模式当中。部分生存资料失去价格管理者，这就是市场经济带给我们的弊端所在。

问题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是如何导致贫富分化的？

当管理者参与到了一项民生必需品的经营活动里，那么这个产品交易价格必然会失去管制，因为这个过程的获利者都希望能够得到最大利益，于是老百姓就成了最大损失群体。

民生必需品就是老百姓必须去消费购买的物品，是生存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这些东西一旦失去控制完全开放，就会被富人用来投资获利，老百姓是没有那个实力去做这种投资的，所以就只能被迫接受购买，这样一来，百姓手里的钱就会直接流入到富人手里，而老百姓用高昂的成本换来的必需品只能供自己使用而不能作为投资获利的介质，于是老百姓的财富大量流失，富人的财富堆积如山，并且由于缺乏法律的约束，富人累积的大量财富会直接传给下一代，只要这种模式不改变，那么富人的下一代又会继续干这种投资获利的事情，底层大众的子女就自然而然的扮演了新一代失利者的角色，这样一来，不出两代人，贫富差距就会被迅速拉大。

在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市场经济的错误使用难辞其咎。它对两极分化的加剧起到了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上面所谈到的是直接作用，这里我们来谈一下间接作用。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富人的财富总是在富人的圈子里流通，而底层的人通过正常的途径根本无法加入到富人的圈子里，因为自由化市场经济决定了他们的劳动价值，国家对此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和相应的福利，这就显得极不协调。尤其是现在的青年，对他们而言，周围的一切都无比晦涩和压抑，就业面临劳动力竞争性贬值（这个问题后面会讨论），工资低廉通胀严重，生活日益艰难；在中国目前80%的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年轻人的创业也则显得无比滑稽可笑。，在这样的环境里，政府发放的小额创业贷款根本不可能帮助年轻人完成创业任务，再加上通货膨胀，两三万元块钱能做什么呢？选秀节目的大行其道充分说明了底层年轻人已经无路可走。，无路可走之下人们的价值观就发生了改变，变得笑贫不笑娼，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如果通过正常的途径去奋斗的话，那么她的青春一定会贡献给一套房子，如果她选择被有钱人包养，那么她立马就成了中产阶级，至少要少奋斗十年，这跟人品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经济体制将她逼到了这一步。

让大量的财富在一小部分人手里循环，而底层的人只要稍微积累一点财富马上就会被那些经营民生必需品的寡头们赚走。让富人占有大量公共资源一劳永逸的获利，把穷人推入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竞争当中去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就是我们如今市场经济的现状。

制度问题只是程序上的弊病，其实最可怕的是我们思想文化上的顽疾。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如此乌烟瘴气妖孽横行，这个根源恐怕不在于制度。，因为制度是人制定的，不是自然产生出来的，人是一切问题的本源，如果人的问题无法解决的话，我们就不可能适合于任何体制，无论名字换得的再好听，只要我们的自身问题没有解决，就不会出现好的结果。制度是人用来管理社会的工具而已，再好的工具到了我们的手里，它利国利民的那一部分功效便会基本失效，这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过错，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历经兴衰与苦难之后仍没有出现思想上的醒悟。

是谁让我们无法走出两极分化的阴影？归根到底还是要算在文化头上，它是培育贫富战争的土壤。如果忽然间给一个平时叫嚷着要民主要自由的平民足够大的权力，保证这个人再也不会去真心的呼唤民主和自由了，因为他得到了他心目中的民主和自由，那种笼罩在特权光环之下的东西。

3。我们的经济环境是在适应富人

简单地的讲，允许投机性资本进入民生必需品行业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让商业性资本控制住民生经济的命脉，而保障性资本大量被商业化，这无疑是将民生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

我们总是在说为富人改善投资环境，但是最终真的改善了吗？投资环境和投机环境根本就是两个概念，我们却一直将它们混为一谈。如果富人拿着钱去投资合法项目成立企业，既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还能通过纳税等渠道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做出相应的贡献。如果富人拿着钱去投机，那就绝对是坏事情，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让富人投机获利的条件，我们有更多的穷人还处境堪忧，富人的资本更应该被鼓励投资而不是投机。

如果说宠物经济学家们为了迎合资本而不敢多言的话，我相信中央政府也一定是看在眼里的。富人为什么不去踏踏实实办企业，而要去投机呢？因为我们的投机太简单了，太容易获得暴利了，在实体经济由于一些原因而出现经营环境恶化的时候，那些原本的企业老板们就拿着大量的资本跑去炒楼炒股炒大蒜，因为这样做比经营企业要简单一百倍，也要容易一百倍。为什么经营环境会出现恶化，后面会有具体的分析，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的投机会让富人轻而易举的获得暴利，因为这对于投机市场而言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首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何谓投机取巧？

相信很多人在下班回家，走进小区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你需要绕过一大片绿地，才能够走到你住的那栋楼的门厅，很多人在赶时间的时候往往就会选择从绿地直接穿过去（一定有人会骂你践踏草坪的），这种行为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取巧。取一件东西，前提是那件东西一定就放在那里，你才可以用“取”这个字，绿地延长了你的路程，如果你想要缩短路程，可以直接穿过去，前提是你能穿过去，如果将绿地换成悬崖，估计就没人会去穿越了。至于说投机，概念也很简单，就是在某种特殊情况营造出的特殊环境下付出成本获取利润，机会就像《守株待兔》里那只兔子一样，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当它出现时你能第一个看到并捉住，那么就算投机成功了。在投机的世界里，永远不会出现一大群兔子乖乖地的蹲在那里等着你去抓的好事。

拿我们神奇的温州炒房团做个例子，他们之所以赚钱赚得的不亦乐乎，大体上是因为他们都是一群有钱的懒汉，觉得搞实业太辛苦（当然，这其中也有投资环境恶化的因素，不能全怪他们），而我们可爱的房地产不停地的在涨价，一个劲的在那里涨，你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去买，买了就能涨，涨了以后再找个好一点的中介高价卖掉。，于是温州炒房团就成了我们的商业中的传奇，成了中国的犹太人。之所以拿温州炒房团做例子，完全是因为前一阵子看到了两本书，一本叫做《可怕的温州人：中国“犹太人”的赚钱智慧》，另一本叫做《温州人教你买房赚大钱》，书名已经很扯了，可是翻开一看，内容更扯，我们不能否认温州确实有许多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主，但我们必须了解，这批人他们的成功是不具备模仿性的，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不信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看自己能不能成功。温州炒房团不过是一群取巧的懒汉，他们的行为连投机都算不上，这样的一群人和犹太人有什么可比性呢？梅耶·罗斯柴尔德是个犹太商人，他把生意做到了整个欧洲，在温州商人里，有谁能把生意做到全中国的？

弄清了投机与取巧的区别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经济环境。

实业经营环境的逐渐恶化让千千万万的老板们涌入到了股市和楼市里，甚至集结炒作大蒜、生姜、绿豆，这种行为严格来讲根本不能算作是投机，只能说他们是在取巧，这个“巧”就是经济泡沫。除了经济泡沫，没有任何一种投资获利的项目是不存在风险的。当我们用住房、农产品和股市的泡沫为代价让一批富人赚到了钱，让穷人蒙受了损失，那么这个经济环境就是在适应富人的发展需要而忽视了穷人的生存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富人一定会有简单容易的获利途径，这个泡沫破灭了还会出现下一个泡沫，而穷人的财富数量和购买力会呈双螺旋状下跌，这是经济环境适应富人的必然结果。

4。穷人的劳动价值在哪？

现今中国从事工业化与现代化劳动的人口基本上分散在制造业、服务业、建设工程业当中，这些行业没有任何为劳动者以及穷人谋利的特征特性。中国的私有制经济体严重缺乏为劳动者提供利益保护的程序，所以高端的人才大都青亲睐外企和外国，那些自己没有本事却有背景关系的，大部分都进了公有制单位，享受到了计划经济的无竞争、无压力，恰恰是这些人整日喊着“劳动光荣”的口号，让人啼笑皆非。

穷人有两种，一种是因人格的缺陷或知识能力的缺乏而穷困潦倒，另一种是付出劳动而无法得到相应回报的人，我们现在最需要关注的是后者。社会底层的那些普通劳动者们，他们是国家的基石，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之一，也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根本指标。一个国家的普通劳动者在社会群体中所处的位置高低，所拥有的权力大小，以及所付出的劳动与得到的回报是否成正比，这些都是评估这个社会进步或者倒退的重要指标。

穷人的劳动价值在哪？这不仅是现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更是全世界的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的一道障碍。底层劳动者在任何时代与社会背景下，都是占有人口比重最大的群体，他们中也许有一部分人的思想落后愚昧，但他们都在任劳任怨地的工作着，而且是在做着各种最辛苦、最卑贱的工作，底层劳动者的工作有时候侯甚至充满了危险性，如高空作业、地下管道作业等等。事与愿违的是，勤劳勇敢的底层劳动者其结局却往往是以悲惨而告终，所以有了“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的怨语，这是极端荒谬不公的现象。

现在各国政府都在为民主搭台唱戏，自一战结束以后来，民权运动此起彼伏，。但事实上，各国的底层劳动者们从未真正拥有过属于自己的权力，所谓的人权、民权的光环，仅仅是限于理论上的口号而已，是一张数额庞大的空头支票，如果要想让它得到兑现，就一定要有新的思想文化和新的经济模式，能够正确地的引导人们去争取到属于自己的权益，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回望历史，穷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历来都是很尴尬的，每当遇到政权更替之际，便是“得民心者得的天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臆想出来的，如同海市蜃楼一般虚无缥缈，待到政权更替结束之后，便再也一文不值。这与时代、制度是没有丝毫关联的，说的好听些叫鸟尽弓藏，讲难听些，似乎同夜壶的作用十分接近。政治价值尚且如此，劳动价值如何，就不难推测了。经济形式应当是政治取向所决定的，有着怎样的政治主张，便会有怎样的经济形式，而政治取向应该是决定于文化潮流的转变，不同的文化潮流孕育出不同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又决定了政治取向，为了满足政治取向，就必须要建立适合其管理与发展的经济模式并定下制度，这便是决定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们怎样生产生活的基础法则。这当中不可忽视的是文化潮流，也是大众的思想潮流，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奠定这个国家强势或软弱的基础，国民软弱，那么统治者必定软弱，思想强大的人无法领导一群软弱不堪的人，而思想软弱的人也无法领导一群内心强大的人，这是不变的规律。

在这场简单与复杂并存的博弈中，可清晰地的辨出社会发展与变更的本质——投机。过去与现在皆是如此，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希望不会再这样下去。

好的经济，是要让每一个肯劳动的人都能够有合理正确的奋斗之路可以走，让他们最大限度地的发挥自己的能力，从而为自己与社会创造价值，让每一个穷人都能够从劳动中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将会是最令人欣慰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将底层的劳动者们列入到廉价劳动力的行列里，让他们用血汗为老板创造利润，把这叫做“人口红利”，将人口作做为生产资料来对待，红利到最后属于老板。与其说这是以人为本，还不如叫做非人道的人道。

对于这非人道的人道，现在大约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拿中国人口的数量作做为理由，其二是拿美国模式作做为说辞。

中国劳动人口的数量7。8亿左右，其中制造业约占两2亿左右，农业约占3亿左右，制造业是以出口为主，而中国目前的制造业仅限于中低端的制造与加工。官方统计，从2000年至2008年，中国仅仅在粗钢、原煤、棉布、化肥、水泥这些工业产业方面的产量就一直保持在世界第一的水平；农业方面，谷物、肉类、花生、茶叶的产量始终稳居世界第一。，但在这8年间，中国的失业人口却在稳步上升，同样是2000年至2008年，在新增就业人口数量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中国的劳动总参与率从78%跌至75%，农村人口城市化转移的数量也不断上升。2007年以来，中小型企业倒闭数量逐年增加，而垄断企业利润却取得了大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