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之船王悲欢02（第1页）

卢作孚之船王悲欢02

民生公司兼并军轮的过程颇为坎坷。原来，这些军轮公司的经理们全是军阀的三亲六故，他们经营这一行已尝到了大大的甜头——“亏本有东家，油水归自己”。这样的好买卖哪里去找？卢作孚要拿走，他们怎么舍得？

卢作孚在洽谈过程中，做了很大让步，出价很高，且婉言相劝。他后来说：“当时要收买的船，无论如何我总是主张不要惜钱，他要多少，我就给他多少。”他看得明白：在搬开了军轮这个绊脚石后，民生的发展空间将会非常大，“在轮船收买以后的利益，至少比没有收买的为多”。

民生公司从重庆到合川的航线虽然只有几十公里，但却跨越了两个军阀的防区。合川是二十八军师长陈书农的防区，重庆则是二十一军刘湘的防区。两个防区交界处的北碚镇，匪盗横行，却无人过问。航道即便通了，而“人道”不通，民生公司同样无法前行。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为了统一航运，卢作孚只得着手去打通军阀的关节。陈书农好办，用钱便疏通了；但是刘湘因为与杨森结怨，而卢作孚曾是杨森的亲信，所以刘湘处处与他为难。卢作孚去找刘湘，刘湘甚至不面见他。

卢作孚便采取迂回路线，重金收买刘湘所敬奉的算命先生刘从云。刘从云对刘湘说，卢作孚所办的航运利于刘湘的风水五行，刘湘从此转而支持卢作孚，甚至到后来越发器重。

杨森是卢作孚的朋友，卢作孚一张口，他手下的船就直接划归民生经营了；操作最困难的，是刘文彩属下的“蜀通”、“南通”、“昭通”三轮。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人、四川军阀刘文辉之兄。卢作孚曾经亲自去叙府，与刘文彩面商，希冀以一个公平的价格收购他的3条船。但刘文彩不愿交出，“王顾左右而言他”。卢作孚只得转赴成都，与刘文辉商讨。刘文辉早就不同意他哥哥经营航业，于是电令刘文彩无条件合并，后来又当面斥责乃兄：“你们纵容底下的人办轮船，这事是那样简单能办好的吗？应该交给卢作孚，凑合一个朋友，办成一桩事业。”但刘文彩仍对其弟的命令阳奉阴违，一直拖到爆发了“二刘之战”（刘湘、刘文辉之战），这3条船落入了刘湘之手，才由刘湘将3条船租给民生公司使用。

1932年年底，民生公司的船只总数量增加到19只，总吨位为7000吨，职工人数增至1071人。至此，与公司刚成立时相比，轮船总吨位已增长100倍，职工人数增长80倍。至此，长江上游的几十家中国轮船公司，全部成功整合在民生的旗帜下，形成了航运界声威赫赫的“中国航母”。此时，距“民生”轮初航，不过6年时光！

从后来的发展事态看，“化零为整”、“统一川江”的意义极为重大，这不仅仅是一项经营战略，还是民族经济力量的一次高效聚合，它为下一步与列强势力争夺航权，乃至为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战时运输，积蓄了巨大能量。

夺路

民生在川江上下，“化零为整”，希望一统江湖。

卢作孚忙得欢，别人也没闲着，特别是太古、怡和、日清3个外资轮船公司，一直在旁边虎视眈眈。为了对付日渐强大的民生，这3只“庞然大物”开始行动了。

他们或明或暗，或联手出击，或单打独斗，对民生实施打压。

第一招就是压低运价，不惜亏本运营，希望把民生拖垮；第二招更阴，直接收买渔船，去撞击民生的船只。

为打压民生，英商太古公司故意放低运价，由上海运至重庆的棉纱，每包运费由原来的25元降到8元。这个价位，仅相当于每包装运起卸的人力报酬。

怡和不久也加入降价行列，竟然与太古联手，把棉纱运价降至每包2元；其他如药材每100斤原运价为6元，他们降至1。2元；一担海带，只收0。25元。这样的运价，还不够船上的燃料费，等于倒贴钱运输。

在客运方面，他们也屡有“奇招”。日清公司规定，凡在宜昌至重庆段乘坐他们的船，可以不买船票，船上还另送日本洋伞1把。免费坐船，这一手，够绝！

这样赔本的生意，天长日久，他们能赔得起吗？

其实，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堵截”方案：外商在宜昌至重庆段这种亡命的干法，是以长江下游和沿海航线的运营作为后盾的。彼此互补，目的就是要把民生掐死在川江上。

三大外轮公司如此咄咄逼人，川江上下顿时风声鹤唳。

1935年年初，有人便预言：本年必然倒闭两家大公司，一个是美国籍的捷江，一个就是新起的民生，因为这两家公司都是只经营川江航线。在如此惨烈的竞争下，他们难逃一死。

这时民生的财务状况也不乐观。在连续多年的并购中，民生资金链紧绷，融资渠道也不通畅，并购中还承担了其他公司的一些债务。到1934年年底的时候，公司负债已有70多万元。

三大公司沆瀣一气，怎么办？不降价，就可能揽不到生意，只有等死；跟着降，赔本赚吆喝，无异于找死！

1935年6月，美籍捷江公司终于撑不住了，轰然倒塌。三大外轮公司接着死死盯住了民生，等着看民生的笑话。

民生将如何突出重围？

此时，“九一八”事变已爆发4年，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民众爱国热情日益高涨。民心可恃，卢作孚在逆境中得到了最可靠的支撑。面对外资的步步紧逼，重庆一带的民众自发地提出了“要坐民生船，不坐外国船”，工商业者也不把货物交给外轮公司运输。

民生公司给员工解决了那么多事情，员工都齐心协力解决公司的事情。当民生公司陷入重围、资金链面临断裂之时，公司员工也爆发出高昂的爱国爱公司热情，疾呼“为公司争口气”“勒紧肚皮，也不让民生公司被外商挤垮”。员工们向公司提出，可以缓领或少领薪水。一些职员只顾忘我工作，根本“不问发薪多和少”，誓与公司共渡时艰。

民生的员工送票到每一家旅馆，动员中国人坐中国船；开船前，天不亮就到旅馆接客人，年纪稍大的客人就把他背上船；到站后，送客人上岸，打起洋伞为他们遮雨遮太阳。他们还有一手更绝，就是在长江沿岸各码头，组织当地的乞丐，排队迎接那些外国船，当中国人从外国船下船时，乞丐们就齐声喊：“中国人要坐中国船”等，这些人羞辱难当，就不敢去坐免费外国船了。

困难时刻，卢作孚充分施展了灵活机动的手法，体现出他一贯的“原则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争取多方支持，尽快脱困。

民生公司一方面降低成本，一方面积极争取客货来源，顶住了外轮公司的压力。此时，四川地方当局颇有远见，对民生给予大力支持，帮助民生获得了重庆至长寿、涪陵和万县诸航线的专营权，并让民生包揽特货运输，使民生的收入大增，缓解了资金危局。

针对三大外轮公司在客运上的降价，民生公司的对策是：不打价格战，提供新服务。他们加快了轮船的改造和更新，增加了船上的救险设备和生活设施，安装了无线电台、电冰箱、蒸汽消毒柜、电风扇、收音机；增添了浴室、卫生间、阅览室、娱乐室；为旅客代办电报和邮件收寄业务。这些，过去在川江上的中国轮船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1935年冬季，民国著名的女作家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从汉口乘船入川，坐的就是民生的船。她说，坐民生的船，感觉到一种“自尊的舒适”。

就这样，民生不仅没有垮掉，一年下来，还接收了捷江公司的7艘轮船和码头设备。而从1930年到1935年期间，民生共计收购华轮28艘、外轮15艘，一举成为川江航运老大，英、日轮船公司彻底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