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之海归创业（第7页）

玉碎

永久黄的事业越做越大，范旭东的名声自然广为人知。20世纪30年代，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想在中国合资办厂，有意和范旭东合作，只要他投入少量资金，就请他出任总经理，但范旭东专心化工，婉言谢绝。之后，有政要请他出任民国政府实业部长，他觉得当部长不过是给人家捧臭脚，当轿夫和跟班，这类人多的是，他自然不会去。

1929年1月，范旭东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资助2000万元建设“国立酸碱厂”的申请，但未能如愿。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时，制订了10项实业计划，其中有办硫酸（硫酸铵）厂一项。消息传出，英国卜内门公司和德国蔼奇颜料工业公司表示愿与中国合办硫酸铵厂。但在商谈中，外方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商谈破裂。

得知外资想抢建硫酸厂的消息后，范旭东更加着急。得不到政府支持，范旭东便转而求助于金融资本，取得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国银行、中南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助，加上永利制碱公司积累的资本，资金终于筹齐。由于硫酸及相关产品涉及军工，几经周折，经当时的行政院会议批准，1934年3月永利旗下的南京铔厂成立，设计能力为年产硫酸铵5万吨。

为了勘测厂址，范旭东亲自率队先后考察过湘潭、株洲、马鞍山、上海，最后选择了南京长江北岸江苏省六合县的卸甲甸。鉴于过去建设碱厂的经验，范旭东在国内掌管全局，侯德榜去美国负责采购和设计，所有对外的合同都委托当年帮助过永利碱厂的李国钦为代表出面签订。

和建设碱厂时一样，为了节省投资，不引进成套设备，只择优关键单机，如煤气炉、合成塔引自美国，高压机引自德国。至于辅助设备，多是从国外拍卖市场处理品中挑选来的。凡在国内、厂内能制造的机器设备，均自己解决。

1934年7月，南京铔厂动工。1937年2月5日，这里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当时中日之间已经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在这个时机建成这个化工厂，其军事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国人也为之振奋。

范旭东在《记事》里写道：“列强争雄之合成氨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翼；现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两翼，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展翅腾飞了。”

几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了。从此，范旭东曾经一往无前的创业之路，开始千回百折。

范旭东非常爱国。1933年春天，他去上海，一个熟悉的日本商人来看望他。席间这个家伙说到“九一八”事变只是“地方事件”“无碍中日两国邦交”。范旭东十分愤怒，用日语驳斥说：“你欺人太甚！你侮辱我的国家民族，你我势不两立，快给我滚出去！”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日本军舰已经开入天津塘沽港。当时李烛尘坐镇天津总部，范旭东则南下南京苦劝蒋介石抗战，却没有结果。大局既然不可挽回，范旭东便抱着玉碎之心，电告李烛尘：拆迁设备，退出工厂，留津待命。

1937年秋，日本军部华北开发公司授意其下属的兴中公司夺取永利碱厂。由于永利碱厂在国际上负有盛名，日本人希望通过合法手续，“名正言顺”地得到永利的产权。日方几次找到范旭东，要求把永利碱厂买下来。范旭东气愤至极，回答说：“厂子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最后，日军下令强行接管永利碱厂。之后，范旭东在塘沽的产业全部落于日本人之手。

南京的永利硫酸厂同样没能逃脱被夺的命运。日本深知此厂战时可以生产硝酸，于是通过多种途径，**范旭东与其合作。范旭东和永利曾发下誓言：“宁举丧，不受奠仪。”日本军部无奈，出动飞机三次轰炸。12月，日军占领南京，日本三井公司将永利厂据为己有。1942年，日本又将该厂的设备拆运到日本，安装在九州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为日军生产炸药。

1938年1月，永久黄的1000多名员工及家属从天津、南京、青岛、海州等地撒出，陆续到达汉口。范旭东在汉口主持团体领导人会议。在会上范旭东说，不要把这看成是一次逃难，而应该看成是一次创业。大家推举李烛尘为永久黄团体西迁总负责人，指挥西迁入川，到后方再建立一个新的化工中心。

决定后撤内迁在当时的民营资本家中并不是主流，多数商人留在日占区，苟存于日军的占领状态。从华东和华中艰难西迁入川的民营企业大约只有600家。范旭东决定内迁，意味着巨大的机械损失、严重匮乏的资金、辗转崎岖的道路交通，上千人的组织安顿。要理解范旭东的选择，只能抛开商人的身份——范旭东是出于民族义愤，考虑更多的是民族情感而不是经济利益。

蜀道

抗战西迁路上，在武汉码头，一个装有日记和资料的皮箱不慎掉进江中，范旭东的第一反应竟是要跳进江中打捞。

日军轰炸中国香港，住在宾馆的范旭东听了一夜的炮声，第二天对一位记者朋友说，日军的炸药制造技术并不先进，我们加把劲，完全可以超过它。

永久黄一行人到四川后，立即着手重建。1938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当天，新的久大盐厂在自贡宣告成立。次年，永利和黄海也在五通桥重新建成。为纪念塘沽本部，范旭东将五通桥改名为“新塘沽”。至今五通桥山崖的陡壁上还刻着“新塘沽”三个大字。

永久黄复厂后，直接面临的是资金问题。当时蒋介石政府答应贷款2000万元，但直到1939年12月30日才定下。而运输也是异常困难，从美国购买的制碱器材必须取道越南，然后经火车或汽车途经广西、贵州运回四川。范旭东最后亲自到美国买来200辆福特汽车，自己亲自运输。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批设备还是未能抢运出来，永利为了购买设备费尽周折，最后还是功亏一篑。这一点与上海滩大亨刘鸿生的遭遇非常相似。

除了设备之外，原料也成为一个难题。抗战前的永利一直使用廉价海盐作为原料，而在四川只有昂贵的井盐，制碱法也必须相应改变。范旭东派侯德榜远赴美国研究新的制碱法。侯德榜终于不负众望，研究出新的制碱法。1941年3月，范旭东将新的制碱方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闻名天下。

抗战期间的永久黄，可谓是惨淡经营。最艰苦时候，经济困窘到了每人每月只发给白米3斗，每3口人发1块银元的零花钱。但是范旭东和他的员工们仍**未减，继续生产抗战急需物资。他们当时的坚持对国民政府的帮助是巨大的。1942年，蒋介石再次邀请范旭东出任经济部长，他再次拒绝了，说自己矢志实业，无心为官。

抗战胜利前夕，范旭东亲赴美国，争取到160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战后重化工业重建，但国民政府对这笔借款却迟迟不予担保。一天，消息终于来了，宋子文捎来了话，如果让他出任永利董事长，借款合同可立即由中国银行指令纽约分行签署担保。“天啊！”范旭东义愤填膺，他是个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人，这一次忍不住落泪了。

宋子文不能染指永久黄集团，国民政府对贷款担保最后也未予批准。在鲸吞民营企业上面，官僚资本一贯是凶狠的。这样的一幕，在卢作孚、荣氏兄弟身上也曾上演。

预料之中的最坏结局成为现实，范旭东病倒了，倒在沙坪坝南园那间简朴的卧室中。这个一向坚强的湖南人怎么也没料到，这一躺下，就再也没能站起来。三天后，望着前来探望的同仁，他禁不住老泪纵横，留下一生中最后一句话：“齐心合德，努力前进！”

1945年10月4日下午2点，范旭东因黄疸病与脑血管病同时发作逝世。正在美国出差的侯德榜闻讯后，“悲恸三日，足不出户”。

当年10月21日，重庆各界召开了追悼大会。范旭东死后的哀荣异乎寻常，一时国共显贵、文人雅士纷纷撰文颂扬。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为范旭东题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后来又称赞他这位老乡是中国人民不可忘记的四大实业家之一。蒋介石的挽联是“力行致用”，最为平实，却最准确地刻画出了范旭东的一生。

永久黄团体的《海王》内刊发表社论：《永别了，领袖！》。

永久黄的企业理念和责任感，在一个没有法理可申的环境中是非同寻常的。范旭东自己是一个正直敦厚之人，能够和他成为毕生事业伙伴的人必定也都有着相似的品质。他们大多都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挣脱了晚清政坛商界的陈腐气息，是商场中少见的理想主义者；更难得的是他们的原则感似乎并没有阻碍他们的成功。虽然他们也时时需要疏通官僚，但是他们的姿态已经是相当独立的。

身为永久黄团体的掌门人，范旭东自律甚严。他身上充满了企业家精神，不置汽车，不营大厦，一生只拿50元工资。卢作孚说，中国真正的人才，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

侯德榜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揭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实：“先生为公司元首，居总经理之位若干年，不支薪俸，最近始支公司每月400元之薪金。”“先生生前两女公子赴美留学之学费，已苦于无法筹措。家族之生计，侄辈之教育，俱发生困难。”范旭东力行了自己的信念：“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直到1948年，永利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永利公司的所有资产平均分作11份，其中1份的五分之一赠送给范氏遗孀作为抚恤金，依靠这些股息才保障了范氏后人生活无忧。而在范旭东创建的企业中工作的人，却是非常幸运的。据说，永利碱厂工人在20世纪40年代，每家都能用上电扇，比一般中国人整整早了30年。

所谓义门多义士，范旭东所带领的团队中也都是正派之人。孙学悟放弃在开滦的高薪，加入范旭东的事业，负责黄海社的研究；侯德榜经手公司采购器材资金，在战前动辄千万元，他没有同事帮他清理账目，但是账目一丝不苟，比全公司任何人清楚。为了省钱，侯德榜在纽约经常不乘车，而是步行。何熙曾原来在周作民的金城银行办厂矿企业，月薪600元；加入永利以后月薪只有500元，担任名义工程师兼原料部负责人。这样的事比比皆是。

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淮南子》里说：“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范旭东率领的永久黄团队，让国人见证了墨子精神的回响；通过他们，让我们再次触摸到祖先的血脉与灵魂，让我们顿悟久失的浩然之气。

很长一段时间内，范旭东及其创造的辉煌业绩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浪潮中几乎被抹杀了，渐渐为人所淡忘，留下了无数的落寞，历史可以一时被涂抹，但真相不会湮灭，口碑自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