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之巨擘善舞（第2页）

在开平矿务局被盗卖这件事上，周学熙表现出一位士人宝贵的风骨，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仅是与亲家闹不愉快，还失掉了一份薪资丰厚的工作，而此时的他，却正处于一个男人养家糊口任务最重的年头。

失业的滋味当然不好受，闲居沪上的周学熙，一度想公开揭发张翼的卖国行为，但遭到父亲的反对。久经宦海的老周劝诫儿子：“无职无权，在中国是什么事也干不了的。开平方面的事，早晚会东窗事发，不用你去当恶人。你先跟着我一段时间，找机会站住脚，到时候自然有事做。”

1900年秋，周学熙跟随父亲进京拜见李鸿章。李相爷很欣赏小周的洋务志向，亲自将他派往亲信袁世凯担任巡抚的山东省试用。袁当时正在山东推行教育改革，废科考，倡“实学”。行伍出身的袁大帅，武斗杀人行，文治却差点火候，当时正发愁山东大学校长的人选呢！接到老上级的推荐信后，袁世凯心头不由一乐，真是想啥来啥，这不是一个送上门的人才吗？小周虽然没有国内最高文凭（进士），但好歹是个举人；老战友周馥文采飞扬，他的儿子应该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信得过！

袁世凯的眼光是很毒的，他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周学熙到山东后，袁世凯就将教育改革这一摊子事儿全部交给他，由着小周自己折腾。

周学熙也出手不凡，这位山东大学首任校长办事干练，敢于创新，大力推行“新知识”与“旧道德”的结合。在当时国家动**、风气日下的环境下，他的做法有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尤以《山东大学堂章程》在当时的影响最大，成为各地书院改办学堂所效法的榜样，为袁巡抚争得很大脸面。老袁在高兴之余，情不自禁称赞：“老周的儿子果然不错，还是李相慧眼识才，缉之（周学熙，字缉之）称得上当代奇才呀！”

值得一提的是，周学熙的五弟周学渊于1906年出任山东大学的第六任校长。虽然时间不长，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同胞兄弟先后担任一所大学的校长，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不多见的。

山东教育改革一炮打响，这奠定了周学熙一生功业的根基。

1901年，李鸿章病逝，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喜洋洋地从山东移师北上。到了天津一看，袁大帅的心一下凉了半截。

此时的天津，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不仅乱民遍地，而且穷得一塌糊涂，市面现银奇缺，连府库也分文没有。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整顿金融，这件事不解决，袁世凯这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没法干下去。

“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没钱啥事也做不成，看来不把这钱业整治好，咱们在这天津卫就站不住脚啊！”袁世凯对身边的人说。

府库无钱，袁世凯试图空手套白狼，用商人们的钱盘活市场。因此，下马伊始，袁大帅就屈尊邀请各家钱庄的董事们商量救市办法。绅商们也不傻，见势不妙，谁也不愿出头。会上，不管袁世凯如何笑脸赔尽，虚心求教，大家就是一声不吭，一毛不拔。

袁世凯转而求助外国银行，也遭到拒绝。急迫间，老袁大兵哥的脾气又发了：“他娘的，要不是顾及影响，老子真想把这些钱串子抓起来统统毙掉！”

这时，周学熙出面劝道：“慰帅（袁世凯，字慰廷）息怒，这些人回头收拾不迟。依卑职看，求人不如自救，咱们何不以官方名义成立一个银元局，自己铸钱，自己发行，不仅可以平抑银元贴水，压低物价，稳定市场，还能赚不少钱呢！”

“嗯，这倒是个办法，老子不用求人，受那帮钱串子们的鸟气！就这么着，缉之，还是你来操办吧！”他马上委派周学熙为北洋银元局总办。之后，袁总督就前往保定处理公务，他相信小周不会让他失望。

救市如救火。袁世凯走后，周学熙马上四处勘察，利用一座废墟的寺庙，修建厂房，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铸出铜元150万枚。

由于式样新颖，便于携带，加之官方强力推行，北洋铜元的流通区域不断扩大，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也打击了投机奸商。

金融市场平稳了，那些以往靠汇兑贴水而大发横财的钱庄、票号几乎断了生路。钱串子老板们慌了，转而向老袁求救。心中有气的老袁才不管他们的死活，甚至希望他们都死掉才好，因此，当时天津的钱庄纷纷倒闭，只有部分实力雄厚的钱庄与票号熬了过来。此时，周学熙适时提出创建天津银行。这一回钱串子们再也不敢自大了，而是争先恐后响应，很快就筹到100万两白银的股本。但袁世凯这一方却想一毛不拔，结果，北洋色彩很浓的天津银行就这样胎死腹中。于是，钱串子们不动声色地小小报复了老袁一把。

没有一家自己的银行做融资平台，北洋集团就不时面临财经困境。为此，袁世凯派遣周学熙去日本考察，希望他能从日本军阀那里取到“真经”。这趟东瀛之旅，让周学熙眼界大开，尤其是日本的教育体制和金融体制的确立，给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四十多天考察的所见所闻，写成《游日记》，第一次完整形成了“振工兴商，富民强国”的观点。

考察回来后，周学熙积极筹建直隶工艺局，扶持民族资本投资各类实业，从而开创了华北工业的先河。在此基础上，他建议以北洋银元局为基础，吸收社会游资，创建直隶官银号，实际上就是一家北洋银行。这一次，由于周学熙长袖善舞，直隶官银号终于得以成立。这样北洋银元局、直隶工艺局、直隶官银号互为支撑，三位一体，形成支撑北洋集团的核心金融架构。

最为担心的财政问题能被周学熙圆满解决，袁世凯极为满意，他再也不用三天两头求人告贷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这小周看来还真不简单！自此，周学熙成为袁世凯心目中最得力的财金干才，担当起北洋集团的大管家。周一生能官、商两道通吃，根本原因在于深受袁世凯赏识，并和他结为坚定的利益共同体。枪杆子与铁算盘就这样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北洋集团的核心所在。

按照不少学者的说法，中国近代像袁、周这样紧密的政经核心，至少有三代。第一代是李鸿章与盛宣怀，第二代是袁世凯与周学熙，第三代是蒋介石与宋子文。总的看来，第一代是商为官用，第二代近似于官为商用，第三代则几乎完全是官商互为利用。这三代官商利益同盟，实际上也是当时的权力核心，他们分别主导了清末、北洋以及民国时期的政局，深刻影响了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的发展进程。

挖煤

1902年11月，张翼私自盗卖开平煤矿的内幕终于曝光，这不仅惹得舆论大哗，也让袁世凯极为震怒。毕竟，这种事发生在眼皮子底下，而自己却被蒙在鼓里，让这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脸面往哪搁呢？因此，袁大帅连上三道奏表弹劾张翼。

一天，袁世凯召见周学熙。一进屋，袁便将一份邸报扔到他面前，并充满嘲讽地说：“你看看贵亲家大人办的好差事吧！”

张翼的事周学熙早已心知肚明，只是碍于情面没有揭发而已。火气过后，袁世凯又安抚了小周几句，请他理解自己的心情，接着两人便开始商量如何收复开平煤矿。

由于和慈禧太后是拐弯亲戚，张翼实际上没受什么追究，清政府只是让他到英国打官司追回煤矿主权。这种被收买的败类，哪里能讨回英国人已到嘴的肥肉；而清政府早被洋人打趴下了，哪里敢得罪英国。折腾了几年，除了花掉清廷几十万大洋，闹出国际笑话外，张翼一无所获。

眼看开平矿权回收无望，张翼也逍遥法外，袁世凯咽不下这口气，就授命周学熙在开平盆地另开一个滦州煤矿，与开平煤矿公开竞争，争取以滦收开。于是，近代经济史上著名的“开滦争夺战”就此拉开帷幕。

1908年，滦州煤矿陈家岭附矿首先出煤，当年产煤12648吨。1909年滦矿产量达到231731吨，开始在天津市场上与开平煤矿争夺市场，引起开平煤矿的极大恐慌和愤恨。开平煤矿天津销售部主任紧急向上司呼吁：“滦州煤矿这种竞争，影响到一向是我们最赚钱的市场，我们不能放任不管！”自此，开平公司对滦州煤矿展开了疯狂围剿。

外资公司打压中国本土公司主要有3招：逼政府出面施压，收买汉奸捣乱，靠资金、技术优势挤压。这次开滦之战，英国人也不例外。

首先，英国人收买、利用因盗卖开平煤矿而被袁参掉开平督办之职的张翼，想让张翼出来说话，使英国人占据开平矿务局合法化。但周学熙不买张翼的账，这对儿女亲家就此结怨。见张翼说话没用，英外交部就亲自出面，以滦矿侵占了开平矿界、影响开平煤矿权益为由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将滦矿停下来。在周学熙义正词严的申辩下，继任的直隶总督陈夔龙断然拒绝了英公使的抗议。

眼看威胁不成，英国商人施出了最后一招——凭借着本国财团的大力支持，挑起一场煤价大战。1911年年初的天津，几乎成了开平、滦州两大煤矿激烈较量的战场。

开平煤矿动用了资本主义市场中惯用的高压、封锁、收买、联合和大幅度降价倾销等种种手段，把每吨煤的价格降低了几乎一半，而且还根据销量附赠礼品，企图以此挤垮滦州煤矿。

滦州煤矿被迫降价销售，所售之煤的价格大大低于成本，双方均损失惨重。但是，开平煤矿具有完整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又有骗占到手的沿海港口及铁路优惠；而滦州煤矿的煤产量不及开平煤矿的三分之一，成本也高出许多。

开平煤矿可以用长江中下游地区煤炭市场的销煤盈利来弥补天津市场上的损失，而滦州煤矿却只能在矿区周围销售，在天津市场上的损失无法弥补；开平煤矿有强大的国际资本作为后援，而滦州煤矿急需的资金却无从补充。

双方厮杀之中，滦州煤矿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周学熙到处活动，希望能从有关方面借贷到一笔资金来。在英国人的威胁下，国内无一家银行愿为此而冒风险，向外国银行借贷也遭到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