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之状元下海（第5页）

当年10月，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赶到武昌。10月10日上午，张謇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沪。船开动时，他发现长江对岸起火，“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张謇没有想到，他居然目睹了武昌起义的烽火。

武昌起义，举国震动。作为立宪运动的领袖、新兴实业家代表，张謇的心中对革命及其可能带来的动乱充满了担忧。但眼看星火燎原，江山变色，一向务实的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后，迅速转向共和，辫子剪了，日记里的时间也换成阳历。通州很快宣告独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资本集团毫无损失，张詧出任地方总司令。

实际上当时民国政府政令不能出南京城，军饷都发不出来。这样的政权能有什么前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政治经济学原理，张老板比革命党领袖们更清楚。

袁世凯将“二次革命”镇压下去以后，张謇即于当年10月中旬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龄主持的所谓“名流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

1914年2月，熊希龄被迫辞职，张謇虽然暂时留任，但已不安于位。在内阁垮台5天后，张謇就写信劝告袁世凯警惕已经在国内外广泛传播的“帝制复活”的流言，小心因此诱发新的动乱。他借用苏轼的话以示讽喻：“操网而临渊，自命为不取鱼，不如释网而人自明也。”

1915年2月，张謇辞去袁记政府农商总长一职，标志着他一生全国性政治活动的结束。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

消息传来，张謇不由得感叹：“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清盘

1920年至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大生股票非常抢手，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1922年，持续走红的纱布市场突然暴跌，棉贵纱贱，亏损像瘟疫一样，蔓延到整个行业。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白银，二厂亏损31万多两白银；一厂负债709万余两白银，二厂负债125万余两白银。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就此来临！

其实，这一切并非来自一朝一夕，危机苗头其实早已存在。

一般学者认为，这次行业性危机源自外来冲击，因为一战结束后，外国资本卷土重来。但发生危机的当年，洋纱进口只有107万余担，反而低于1918年的118万担。因此，外来冲击说很难服人。

事实上，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早已露出苗头的生产过剩。

1922年以前的数年内，国内棉纺业一直高速膨胀，纱厂由战前的55家发展到65家，纱锭由55万枚增加到163万枚纱锭。不少“卷土重来”的日资纱厂扩张凶猛，从战前的5家工厂、11万枚纱锭，增长到1922年的25家、67万枚纱锭。

与此同时，国内市场的容纳程度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供过于求的矛盾一直在激化。生产过剩的危机之所以在1922年爆发，导火索是棉贵纱贱。

这些年，纱厂用棉由战前的143万担增加到1922年的469万担，而国内棉花种植根本跟不上，加之1921年秋黄河、长江流域普遍发生水灾，棉产锐减，原料大战更加激烈，棉贵纱贱导致业内多数企业陷入亏损状态。

这些年，以大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企事业，实际上成了一座“倒金字塔”，投资总额达到3300万两白银。张謇以一己之力建设南通新世界，而支撑这一伟业的就是大生集团。从此，大生集团被张謇当做一台现金提款机，资本的运用经常服从于张謇个人的热情和理想，大量资金被抽调到那些公益事业中。只有输出，没有回报，大生的基础早已不足以支撑。

因为没有计划，大生这些年的投资过快过乱。当时，除了纺纱分厂越开越多外，张謇还向交通运输、酿酒、榨油、制皂、制铁、电话乃至印刷出版等行业全面出击，用他日后自我检讨的话来说，就是“急进务广”。但是，超生、滥生的子公司、孙公司大多都经营困难，不仅对主业毫无裨益，而且占用了大量资金，并积累起巨大的债务黑洞。

大生集团本身的管理也是问题重重，人才少，管理乱，跑冒滴漏严重。离开大生后，刘厚生曾感慨万千：“大生各实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张家兄弟请示，但他们对下面的实情并不完全了解，让人钻了不少空子。集团内人才匮乏，特别是各盐垦公司，除了江导岷可以独当一面，几乎没有第二人可以信用。”

不过，过度分红、杀鸡取卵才是让大生走向衰败的致命毒药。

一战期间，有一年年终结账，大生付给股东的息金竟然高达50%。刘厚生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觉得“骇人听闻”，写了一封长信忠告张謇：“欧美各国股息最多不过3%，上海、无锡各纱厂股息也没有超过10%的。通州人总以多付股息为荣，而不知其违反经济原理，风险非常大。”但这些忠告并未引起张謇的注意。

其实，张謇也许不是不知道，而是没办法。分干拿尽是张家与大生股东的一项约定，不然当初如何能顺利确立张家在大生集团经营管理上的绝对权力？这副毒药当时吃起来很甜蜜，现在药性发作了才追悔莫及。

对于股东的责难，古稀之年的张謇同样有一肚子怨言。他说：“本人在二十五六年前办这个纱厂，其志不仅在纱厂，教育、慈善、公益都在考虑之中，那时人人都说好。等到这两年不发利息了，则谣言纷起，说南通没有一个好人。我不敢说南通没有坏人，但目前遇到一点不顺，就变得人言啧啧，只知人利而不顾时势如何，轻下判断，这不是典型的众口铄金吗？！”

其实，大生集团问题的核心，就是因为没有公积金，加之销售不畅，导致现金流枯竭；拯救之道莫过于及时注资，然后资产重组。据当时日资机构调查，只需注入400万两白银的流动资金，大生集团资产即可全面盘活。

为拯救大生，张謇曾向国内银行求助。当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但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主儿，只会锦上添花，这时候哪会雪中送炭？向日、美财团求助，最终也没有结果。

1925年，大生一厂资不抵债，被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张謇成了名义上的董事长。大生改姓，南通自治事业也半途而废。一世心血，付诸东流，张謇不由得感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张謇的不幸，其实正是文人经商的悲哀。也许，张謇本人对实业救国的工具性态度，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更像是一位为国为民的政治家，而不像是一位注重投入产出比的企业家。不计成本的政治家张謇被鲜花与掌声包围，而面临亏损的企业家张謇的危机却在悄悄逼近。

在理想与成本之间，毕竟需要一个权衡。这一点，日本人也许比中国人更清醒。有人说，近代日本与中国在实业救国上的一个最大差别就是：在日本人看来，依据经济规律，做好实业本身就是救国，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将实业与救国割裂，把实业看做是救国的垫脚石。

伤逝

张謇曾说过:“人生要经历3个时期:30岁以前是读书时期，30岁至六七十岁是做事时期，70岁以后又是读书时期。”

退出大生的管理后，劳碌一生的张謇真正开始有了一些空闲，他从濠南别墅搬到西林梅宅小居，坚持每日临怀素帖，读《左传》。

1926年，张謇已是73岁高龄的老人，精力虽然有限，但依然热心公益。这年８月月初，张謇冒着酷暑，拄着拐杖，与人一起在江堤上走了10多里，观察分析了主要危险地段，并筹备护江保堤的石料。一连几天，张謇筋疲力尽，适逢气候闷热，他再也支撑不住，倒下了。

自此，张謇病势转重。儿子张孝若跟三伯父张詧商量，将张謇接回城里濠南别墅家中，商请著名西医诊治。但毕竟年事已高，张謇病情愈发严重，不时陷入昏迷之中。

8月23日子夜，雷电交加，大雨滂沱。次日，张謇在床已奄奄一息，处于弥留之际。上午10点过后，各方面有关人士都聚集到濠南。张詧扶杖含泪而至，移步至乃弟病榻旁，俯身耳语说：“汝来有所自，去有所归，看来时机已到，要把定神志，好好地归去吧！”张謇微微颔首，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终于带着遗憾的神情闭上了眼睛。

张謇去世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唁电像雪片一样飞到南通。胡适闻讯后，感慨万千，他这样写道：“张季直（张謇，字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那天清晨，天气异常晴爽，朝阳渐升，光芒四射。蔚蓝的天穹，明净到一片云都没有。霜露凝盖在树上，愈觉澈亮，寒肃之气，侵入肌骨。

上天好像有意给他一个光明而又冷峻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