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裕棠之制造中国（第5页）

严裕棠的棉铁联营企业，到抗战前发展到了它的顶峰。

1937年，大隆资本总额为法币50万元，各种工作母机500余台，工人1300多人，所获纯利20余万元。有业内资深人士评价说：“我国最先仿造纺织机器其成绩最良、规模最大者，现唯大隆机器制造厂一家而已。”

但大隆的好运，很快就要到头了。就像许多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一样，大隆的厄运是从1937年开始的。这一年，日寇开始全面侵华，民族工业的上升路径至此断绝，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辉煌。没有国，哪有家，严氏家族的产业也没能逃过这一劫。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虽然政府号召工厂西迁，但严裕棠故土难离。虽然没有西迁，但大战在即，严裕棠还是抓紧时间转移资产。他一方面将各厂的核心资产特别是最精良的机器设备转移进租界，一方面密切关注着时局发展。

不久，上海沦陷，大隆被日军占领，苏纶等纱厂也落入日寇之手。消息传来时，严裕棠正因为终日劳累而中暑卧床。惊闻噩耗，严裕棠如万箭穿心，自己辛苦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挣下来的家当就此沦入外敌之手，他气得口喷鲜血，当场就昏迷过去。醒来后的严裕棠，第一件事就是吩咐老三严庆祺马上去重庆，与国民政府保持关系。他自己，则带着其他老小，留守上海孤岛，以图东山再起。

严裕棠立刻拍板，让严庆禧与严庆龄联手筹建新厂，假借了美商头衔，取名“美商泰利制造机器有限公司”。一年后，严裕棠满面春风地站在渚安浜路上，打量着簇新的泰利，710平方米的工厂，210平方米的办公楼和宿舍楼，真是气派大方。想起大隆初创时的景象，严裕棠不禁感慨万千，不由得感叹：“真是大隆的儿子呀！”

更值得老严欣慰的是，泰利厂里的刨床、车床、磨床、铸冶、热处理等重要设备，都是泰利自己制造的。听着小六子的介绍，老严不由眉开眼笑，他的心情很久没有这么好过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儿子就应该比老子强啊！”

虽然如此，严裕棠心中却始终对大隆割舍不下。大隆被日军侵占后，改做了兵工厂。他不时叫自家车夫开着车在厂门口有意地经过一下，好透过车窗看看那自己一草一木搭建起来的厂子，每一次都是百感交集。

泰利开工后，生意挺火暴，高峰时工人、学徒近千人。但是，日本人是不会让中国商人安安稳稳地做生意的，隔三差五地前来找事。为以防万一，严庆龄又委托德国朋友在租界另建一处仓库，把部分最精密的设备转移到那里。日本与德国算是盟国，那里应该比较安全。

不久，日军找上门来，要求与泰利合作生产军火，被庆龄一口回绝了。日本人很恼火，没过几天，就借口有人举报泰利私通重庆暗地生产军火而将严庆龄抓走，关押到宪兵司令部。闻听消息，严裕棠非常焦急，小六子这不是进了鬼门关了吗？他急忙派严庆祥想办法找人救。严庆龄也挺有种，在宪兵司令部里软硬不吃。最后，日军没办法，就卖个人情将他放了出来，但要求泰利恢复华商身份，继续营业，并给原先没收的物品补了几张军用票，算是征购。

小六子有惊无险出来后，严氏一家更加低调。在严裕棠支持下，严庆龄开了一家利达重工业银行，将之作为大隆的融资平台，吸收同业存款，其中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便是无锡望族出身的唐星海。当时，唐星海虽然还办着庆丰纱厂，但主要精力都放在苏浙皖纱厂联合购棉委员会收花事务上。这笔钱就存放在利达，存款经常有数千万之巨。这笔巨款，为严家生产、投资带来很大便利，赚了不少钱。当然，唐星海也落了不少好处。

严家祖籍安徽，安徽乡下贫苦老乡到上海后，往往首先去投奔严家，顺带也会借一些安家费用。日积月累，这些欠款加起来为数也很可观。严裕棠当家后，他把乡亲们借严家的债务票据统统清理出来，全部烧掉，让他们可以安逸地睡大觉。

他还把很多精力放在办学上。严裕棠把平凉路房子搬到严家宅，并在旁边开了第一所光裕小学。光裕小学的入学对象，不但是同乡，也包括大隆各厂在职职工子弟，社会上有些家庭困难读不起书的孩子也来免费入学读书。之后，他又连续办了多所光裕小学。

20世纪30年代，湖北发大水，严裕棠慷慨解囊捐赠巨款救济灾民，后来获得当时市政府的表扬。经营苏纶纱厂后，严裕棠出资修缮了苏州门外一座桥，后被当地人叫做裕棠桥。

抗战烽烟四起后，严裕棠出资设立了裕斎助学金救济贫苦孩子，他还资助中国科学社190万元，其他善举如对徐家汇孤儿院、育婴堂、中华慈幼协会、时疫医院、普善山庄等社会单位的捐助更似涓涓细流，一直未断。

赴台

终于熬到了日本投降，严裕棠心中的一块巨石终于放下了。

因为早就派儿子严庆祺到重庆活动，所以，在战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搜刮中，严家没受什么冲击。相反，通过严庆祺，严家动用和政界的关系，还低价收回了大隆。就连当年与日伪有些瓜葛的老大严庆祥，被严裕棠从苏州叫回上海后，因为严庆祺接任后，大把花钱，八面玲珑，也没受到什么追究。

此时，严家已拥有了好多厂，但厂家再多，严裕棠对大隆的感情也没有一丝一毫地变淡。风风雨雨四十多年了，大隆一直没有倒下，严裕棠怎能不欣慰呢？在将大隆交给儿子们掌管的日子里，他总是经常到厂里走两圈，看看，听听，闻闻，心理上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愉悦和分外的满足。

抗战胜利的欢呼声犹在耳畔，内战的枪声就已响起。不到两年，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即接近破产，便又开始打起改革币制的主意，强制发行金圆券，变相掠夺民间资本。

进入1948年，时局更加混乱。严裕棠决意不再枯坐愁城，他授意庆祺去香港开办恰生纱厂，先占个落脚处再说。他又与庆龄仔细商议了去台湾开设裕隆机器厂的事。当年8月19号，严裕棠将儿子们召集起来，正式分了家。几个儿子都有厂子，只有老大庆祥得了一些地皮和现金，没有拿到实业。家业再大，最后也是子孙的，但在这国家多事之秋，仓促之间被动分家，严裕棠心里还是有些悲凉。

此时，严裕棠已经将近70岁。他打算先到香港落脚，观望一下内地形势再说。在这个年龄还要背井离乡，内心的那种悲凉感受是无法言说的。

走过熟悉的十六铺码头，登上准备驰往香港的海轮，站在甲板上，严裕棠举起手，对着所有送行的亲友微笑着告别。江风猎猎，送行的亲友的身影越来越小，岸上的楼房也越来越低矮，最终消失在视野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下意识地，他吟出这两行悲壮的诗句。虽有预感，但他也不敢相信，这一别，就此山高水长，再无归途。

不久，上海解放。再不久，新中国正式成立。

严裕棠先在中国香港住了一阵，之后就转道去了巴西。严家子女多数都从内地出走，飘散国外，只有严庆祥一家例外。严裕棠走后，严庆祥把存在香港的外汇调回上海，接办华丰钢铁厂，自任总经理。1952年，他又将存在香港的40亿元巨款调到上海仁德纱厂，补充厂内的流动资金。之后，他的各类企业都被公私合营，1957年，严庆祥因病退休。

在巴西住了一段时间，严裕棠从海路到了中国台湾，与小六子一家住在一起。这里毕竟离内地近，来台的相亲熟人也多。

早在1948年，吴舜文就与丈夫严庆龄一起踏上了台湾岛。严庆龄在台北开始筹备设立裕隆汽车制造厂，吴舜文也在丈夫的支持下开始步入企业界，筹建纺织厂。从此，台湾企业界迅速升起了两颗光芒四射的新星。

1953年，严庆龄夫妇在严裕棠的支持下，创立裕隆汽车制造公司，这家汽车企业充当了岛内经济工业化的领头羊。目前，由严家祖孙三代打造的裕隆集团已成为岛内一流财团，其投资领域横跨海峡两岸，成就了家族发展史上新的辉煌。

1958年11月，78岁的严裕棠病逝于台湾。临终前，他已什么都说不出声，只是用手反反复复地在被单上画着圆，一再做着重合终点与起点的努力。而那双不愿意闭上的眼睛，至死都望向北方，流露着不尽的遗憾。

一湾浅浅的海水，就这样隔绝了海峡两岸无数个家庭。严裕棠的遗憾，也是成千上万流落到台湾的有识之士心中共同的感受，那种血泪之痛，正像于右任《望大陆》一诗中所写的那样：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雁过留声声声急声声慢急急慢慢说大隆，人过留影影影浓影影淡浓浓淡淡看光藻。

这副无名氏的挽联，可谓道尽了严裕棠一生的坎坷与业绩。

作为自学成才的大企业家，严裕棠一生曲曲折折，历尽艰辛，好几次都差点丢掉性命，在同时代企业家中，这样的经历几乎绝无仅有。而他所从事的工业基础设备制造业，在1949年前，几乎很少有人涉足。在那个一根铁钉都需要进口的时代，严氏家族的大隆机器制造厂，确实是中国民族资本一面独一无二的特殊旗帜。

“中国机器制造业之父”——这样的产业地位，确实是严裕棠一生主动追求的，而最终能得到社会承认，为历史所铭记，也算是求仁得仁，足以告慰这位老人于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