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兄弟之得道多助(第2页)
开厂前,荣德生偶遇一个和尚给他看相,和尚端详他半天后,信誓旦旦地说:“你气色已露,不宜读书做官,但将来地位会高于道府。你一生运数大致已定,廿五至卅五露头角,四十五大佳,名利双收,以后一路顺风。”
荣德生比较迷信,这一年,他刚好跨过25岁,那个和尚的话无疑坚定了他办厂的决心。他还很信风水,对祖上坟地很注意维护。因此,荣氏兄弟发达后不少人说他们不仅命相好,祖坟风水更好,特别是他们的父亲荣熙泰的坟地是难得的金蚕吐丝地。
这些都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式的齐人野语,荣氏兄弟的事业真正壮大确实有一些运气的成分,但真正使荣家事业发展的不是面相或祖坟,而是他们执著的事业心,以及识人用人的胆识。
1902年2月,保兴面粉厂正式生产。荣氏兄弟的分工是:老大坐镇上海管理钱庄,负责资本运作;老二守在无锡,主持面粉生产销售。
当时无锡人习惯吃土粉,市井传言机器粉里面掺有洋人的毒药。“面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祭奠才竖起来的。”“保兴面粉有毒,某地某家姑娘吃了已中毒身亡……”
愚昧的人一向信谣传谣,造谣不犯王法,却威力无比,可以使一个人身败名裂,更可让一家企业破产。谣言传得人心惶惶,当地面馆、点心店都不敢买保兴的机制面粉,宁愿多花钱去买质次价高的土制面粉。
无人问津,保兴面粉严重积压。苦苦经营了一年,虽未亏空,却也无盈利,保兴只得暂时停机。当年年底,荣德生到苏州汇报保兴经营情况。听完汇报,朱仲甫说:“德生,我已决定重回广东任职,面粉厂的股份就只能转让了。如果保兴办不下去,你仍可到广东帮我做事。”
这句话真似五雷轰顶,一下子把德生打蒙了,他讷讷地说:“朱世丈,面粉厂现在虽然有困难,但只要坚持办下去,打开销路,将来必定会好转的。”但老朱微笑不语,小荣知道他主意已定,再说也无用了。
小荣立即赴上海找哥哥商量,面对重重困难,荣氏兄弟没有气馁,多方筹资买下朱的股份,将自家的股本增加到2。4万元,并将厂子股本扩大到了5万元,这样他们的股份占了近半数,成为最大的股东,保兴也正式改名为茂新面粉厂。
茂新的产能远比保兴要大,销售已成为首要问题。荣氏兄弟认识到:无锡当地每天面粉消费也不过一两百包,即使没有谣言,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必须向外另寻销路。荣宗敬让弟弟马上回无锡掌握生产,销路自己来想办法。从此,头脑灵活、心高胆大的荣老大,就全权在上海负责销售兼资本运作,性格沉稳、脚踏实地的荣老二,负责在无锡组织面粉生产和相关管理。荣氏兄弟,一个主攻,一个善守,之后几十年都是这样一个格局。
一天,荣宗敬在福州路青莲阁茶楼巧遇无锡老乡王禹卿。王禹卿14岁到上海当学徒,现在在恒来油麻店跑业务,专门负责北方销售。这个人嘴能说,腿能跑,是恒来的店柱子。刚一坐下,荣宗敬就发现他脚上穿着白鞋,原来,他的母亲刚刚过世。
“禹卿老弟,你身戴重孝,难道刚刚奔丧回来?”
“我是想回去,但家父不让,寄给我一双白鞋、一副束腰,来信叮嘱‘不能在上海成就事业,母丧不必归来,就是余老死之年,也不要回’。事业无成,小弟愧为男儿啊!”“老弟也不必太伤感。”荣宗敬一边安慰着,一边思忖:此人有才有志,不可小觑!
一阵沉默后,见荣老大气色不大好,王禹卿便问:“荣先生,有什么事不顺心吗?”这一问就轮到荣宗敬叹气了:“唉!茂新的面粉积压了近2万包,销不出去,我能不愁吗?”
对茂新的事王禹卿早有耳闻,也顺便做过市场调查。见荣宗敬愁眉苦脸,他便建议道:“南方食米、北方吃面。守在江南当然打不开局面,如能北上山东,打开华北乃至东三省的市场,不要说茂新日产300包,就是3000包也不愁销!”
荣氏兄弟一向在南方闯世界,对北方所知不多,因此,王禹卿的话给荣宗敬带来很大的震撼。荣宗敬一向办事果断,他非常认同王禹卿的看法,也非常欣赏此人的才干,马上决定重金将此人招至麾下。
他抬起头,注视着王禹卿白净的面孔,突然问道:“王先生,你现在月薪多少?”“3块银洋。”王禹卿面色微红,不好意思地说。“我每月给你12块,到我这里干吧!”薪水一下子翻4倍,王禹卿禁不住动心了。荣宗敬是做大事的人,见王禹卿犹豫,他继续加码:“只要你过来,销售面粉佣金惯例为2%,我给10%,这笔钱全凭你调度。”
这哪里是招聘,简直就是重金收买呀!这样慷慨的条件,小王哪经得起**,马上答应辞职。受命之后,王禹卿立即奔赴烟台,仅一个月,就把茂新几万包积压的面粉售罄。茂新脚跟站稳了,茂新生产的兵船牌面粉跨江过海,销往京津,甚至直达白山黑水的东三省,王禹卿也成了荣氏兄弟麾下的股肱之才。
后来,摸透了市场路数的王禹卿,与在无锡帮助荣家进货的浦文汀私下联手,想独立创业。但二人无处融资,王禹卿只得向荣宗敬开口借钱。得知消息后,荣宗敬虽然大吃一惊,手下两员大将竟然要单干,哪个老板听了也不会高兴;但荣宗敬毕竟不是一般人。他既没有简单地拒绝王禹卿,更没有挖苦嘲笑,而是推心置腹地与王忆苦思甜,回顾当初二人在青莲阁的惺惺相惜,然后与二人商量:与其艰难地单干,不如大家合伙开个新厂?于是,荣氏兄弟拿出2万元占50%股份,与王、浦二人合伙创建福新面粉厂,使用兵船牌商标向外出货。这样,荣氏既留住了核心骨干,又少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大家皆大欢喜,继续一起打拼。这是荣氏企业集团最早的核心团队,也是长期合作的创业伙伴。
识才
江南有句俗话:江阴强盗无锡贼。充满了冒险精神的荣宗敬,综合了“强盗”和“贼”的两大商业特性,他的志向是既做“面粉大王”,又做“棉纱大王”。早在1905年,茂新面粉厂走上正轨后,荣氏兄弟就与同族人荣瑞馨等人合伙创建振新纱厂,厂里生产的球鹤牌纱布曾经风行江南,也算是个地方名牌。
遗憾的是,在振新纱厂,荣氏兄弟只是小股东。当时,荣德生担任振新总经理,他雄心很大,有意扩大振新,将纱锭数扩展到3万锭,结果招到其他股东特别是大股东的反对。眼看合作无法继续,荣氏兄弟主动退出振新,以自家为主,筹资30万元,创建申新纱厂——真是不逼不出成绩呀!
万事都是逼出来的,申新纱厂就是一例。为了保证纱厂管理权紧紧握在自家人手里,荣宗敬将申新注册为无限责任公司。无限公司没有董事会,股东大会没有实权,实权牢牢掌控在总经理也就是荣宗敬一个人手里。这种治理结构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荣氏兄弟可以心无旁骛地经营管理;另一方面,缺少了制约,就使得本来就很霸道的荣宗敬行事更加随心所欲,缺乏风险把控机制,结果埋下了后来差一点毁掉荣氏企业集团的巨大隐患。
1915年买地建厂,1916年开机生产,当年就赢利,应该说,这不完全是因为荣氏兄弟能干,而是赶上了好时光。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西方列强忙于打仗,顾不上远东的中国,从而为中国民族产业带来一个难得的黄金发展时期。同一时期,创业者很多,大多数都取得成功,这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申新开工时,荣氏兄弟的茂新、福新面粉厂年产量已达到800万包,面粉袋供应成为大问题。1916年,荣氏兄弟着手在申新添设织机,安装布机,织制布袋。据估计,在一战期间,申新仅从织造面粉袋上就赚得了3个厂。
1919年,荣氏兄弟集资150万元,在老家无锡筹办3万锭的申新三厂。申新三厂横跨无锡的梁清溪河两岸,南通太湖,北邻运河,离铁路线很近,位置很好,设备精良,鼎盛时工人6000人、职员120多人。申新系统许多管理制度的创新都由此厂试验。
在申三主持这些试验的,既不是荣宗敬,也不是荣德生,而是他们花了30元月薪聘请的总管薛明剑。薛明剑前额宽广,下巴瘦削,双目秀美而有神气。荣德生招聘薛明剑的动机,源于一个偶然的诉讼事件。
1918年,无锡筹建县立公共体育场,县知事杨梦龄委任薛明剑为筹备主任。小薛选定了西门外大仓建厂,认认真真地干起来了。不料此举却遭到了周边绅商的强烈反对,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就是荣德生的妹夫项某。双方争执不下,事情闹僵后,项某就请荣德生出来调解,不料薛明剑却一点情面也不给,不畏权势,据理力争,使反对者以完全失败告终。
荣德生虽然丢了面子,却认识了一位干才。不久,荣德生郑重邀请薛担任申新三厂总管。事情定下后,薛起身告辞时,荣德生不经意地又问了一句:“薛先生,你还没有问过我月薪呢。”
“那就问一声吧。”薛明剑笑着说。
“每月津贴30元。”
“我同意。”
“你原来的薪水每月超过100元,我给你30元,不嫌菲薄吗?”荣德生心想,此人不想多赚钱,能做生意吗?在一瞬间,他聘用薛的决心要动摇了。
“荣先生,我投身实业界,是为了求得新学问。求学是要出学费的,您不要我缴学费,还给一份津贴,已属非分,怎么还会有菲薄之念呢?”
荣宗敬听到此事后对弟弟说:“你30块钱请了个总管,这个人不是个呆子,就是个大聪明人!”
1920年,薛明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申新第一、二厂实习,有时也返回无锡督造厂房,指导装机。他自谓:“虚心当学徒,依样画葫芦。”他不仅深入申新第一、二厂各部门进行调查,还一度冒充员工进入两家日商纱厂仔细考察。
不久,薛明剑写成了《申新第一、二厂学习笔记》和《申新第一、二厂与日商丰田纱厂的比较研究》。一向蛮横自信从不服人的申一总管严裕坤读后说:“薛明剑对许多事物的见解,比我们身历其境的人看得还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