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之船王悲欢02（第4页）

由于当局的留难，拖延了政府担保时间，加上战后物价上涨，以至在施工过程中，船的造价几乎比预计提高近一倍。结果只造成大型客轮3艘，小型客轮6艘，比原计划减少一半，并于1949年前陆续竣工驶回国内，加入运营，成为国内最先进、最豪华的一批航轮，并壮大了民生公司的航运实力，实现了卢作孚把民生公司的船旗高高飘扬在海洋之上的抱负！

战后，虽然时局艰难，但卢作孚决心出海。他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作为出海基地，增辟上海到台湾等地的南洋航线和上海到天津等地的北洋航线；同时，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把航线延伸到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

到1949年，民生拥有各种船舶150余只，吨位72000吨，职工9000余人；下面有3个附属企业和95个投资企事业。至此，民生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卢作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

当年11月，卢作孚滞留中国香港。在港期间，国共两党都在争取卢作孚。

1949年国共之间胜负已决，老友张群劝卢作孚去中国台湾看一看，卢作孚说“民生公司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晏阳初劝他去美国，卢作孚却说“我不能丢下公司和船不管”。1951年，7艘从加拿大定制的新船在卢作孚的指挥下，依次停靠在广州港，卢作孚作了最后的决定——建设新中国。

次年6月，卢作孚带着滞留中国香港的18艘海船安全返回内地。

含冤

1951年10月23日，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开幕。周恩来总理在与卢作孚见面时再次提出，希望他留在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领导职务。卢作孚提出回重庆一趟，将民生公司有关工作处理完，再赴京就任。

这一念之差，铸成了无法挽回的历史遗憾。

1952年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1000万元。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并嘱他待卢作孚回渝后马上转告，让他放心。

遗憾的是此人始终没有将这一情况转告，卢作孚根本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归来后仍在为公司严重的财务危机而忧心如焚。

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那几天卢作孚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难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焦躁。

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场上，一幅白色标语上书：“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代！”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的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卢作孚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

会上，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跳上台揭发说，公方代表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是个孤儿。卢作孚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让他住在家里，亲自教他学文化，就像对自己的亲儿子一样。自己亲信的人的背叛，让卢作孚实在感到难受和不堪！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

他的一个儿子曾经这样回忆说：“父亲公务繁忙，和我们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但他教育我们的每一句话我都清楚记得。1941年我和大哥跟随父亲到成都解决公路建设问题，顺便参观了一位留学生放弃国外舒适的生活和工作，回国后在艰难的环境下开办的糖厂，父亲对我们说：‘工作上要和人比，生活上不要和人比，即使是做一个邮差，也要做世界上最好的邮差。’”“记得我们家原本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一把老电扇也是难得用一次的，一天家里突然收到美军司令部送来的一部收音机，正当几兄妹高兴不已时，父亲却把收音机送给了民生公司的电台，他说工人们更需要它。”

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报道说：“在他（卢作孚）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曼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家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作为总经理，卢作孚却没有多少民生公司股票，仅有的一点还是朋友们看不过去凑钱替他买下的。

从一开始创办民生，卢作孚就抱着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这一点，就像他年轻时的偶像张謇一样。他们的情怀，正如余英时在《儒家伦理和商人精神》中所描述的那样：

“他们似乎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某种庄严的意义和客观的价值，对于自己投身的商业抱有一种自傲的心理。在他们的创业和经营中，都多少保持着一种超越性的动机——挣钱的目的已经不再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和世俗的欲望，也包括财富带来的权力和声誉、因能使无数人就业和家乡经济繁荣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哀莫大于心死。

2月8日晚上，卢作孚一个人在家，他服用过量的安眠药，含冤离开了人世。

在结束生命之际，卢作孚用钢笔在一张毛边纸上，给相濡以沫的妻子留下一份简单的遗嘱：

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得悉噩耗，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立即发去沉痛的唁电。同年3月14日，黄炎培写下了《卢氏作孚先生哀词》：“呜呼作孚！君为一大事而死乎！君应是为一大事而生，君以穷书生乎无寸金，乃大集有钱者之钱，以创‘民生’……呜呼作孚，君其安眠吧！百年后，有欲之君者，其间诸水滨。”

卢作孚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他生前有一句名言：“做事有两要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作为社会革命家，他的实践能力尤为突出。

纵观卢作孚一生，不仅志向远大，而且肯动脑子，能下死工夫。在他身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比他年长40岁的张謇的影子。但他和拥有状元功名的张謇不同，他没有学历，自学出身，完全是一介布衣，他做事业的难度因此也更大。他创业的时机也不好，是在1925年，没有赶上“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最有利的发展时机。等到十多年后，民生公司有了起色，成为长江上不可忽略的航运力量时，又遇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可以说他生不逢时。但是他硬生生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上，在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里闯出了一片天地。最宝贵的是，他为人谦和，两袖清风，却投巨资建设家乡；在国难当头时，又舍小家顾大家。因此，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对他表示敬意。生为同龄人，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在和黄炎培谈到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举出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他们都是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有过贡献的人。”另一位同龄人梁漱溟常对人说：“作孚先生有过人的开创胆略，又有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这是人所共见的。人们对他的了解多在此，但岂知作孚先生人品之高尚更是极难得的呀！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找不到。”

在他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重庆人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这位最伟大的儿子。如今，在重庆北碚公园内的高坡上，是后人为纪念卢作孚而修建的“作孚园”，这是他与爱妻蒙淑仪女士最后的安身之地。园中石碑颇多，石碑上都是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为怀念老友而刻的语句。墓后，一块大理石墙上，刻着卢作孚生前的名言：“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