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之巨擘善舞（第3页）

在强大的压力下，软弱的清政府首先屈服了，外务部致函直隶总督：“英公使意斩词绝，势难任其决裂，转饬从速中止（竞争），免滋事端。”满腔义愤的陈夔龙辞官而去，孤立无援的周学熙处境更加艰难。

经过了近一年的价格大战后，开滦双方两败俱伤，于是英国商人改变了策略，开始大肆鼓吹“开滦合作”。而滦州煤矿的一些股东，也因为公司亏损、无利可图，转而赞成合作。难怪很多人说，“商人眼里只有利益，没有祖国”。

就在此时，辛亥革命爆发，北方港口各国军舰拉响警笛，11年前庚子事变的凶险景象似乎重现。眼看战乱将至，滦州煤矿的股东们生怕开平煤矿被骗夺的悲剧重演，匆匆同意合并。

1911年11月，开平、滦州达成协议，同意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有限公司，股权对等平分，利润则由开平得六成，滦州得四成，管理权由英方把持。不久，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被任命为开滦矿务总局督办。从此，收回开平矿权的问题再没有人去谈论了。

收回开平煤矿始终是周学熙的一大心愿，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却始终未能实现，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憾事。

烧“灰”

1903年年初，眼看开平煤矿收不回来，袁世凯很郁闷。看到老板不开心，周学熙决定做些亡羊补牢的事。他调来有关开平矿务局的所有案卷，反复研究，希望能找出英方的破绽。这时，一位名叫汉斯的德国人找上门来。汉斯是周学熙的一位老部下，他这次来是送还唐山细棉土厂的文案资料的。

唐山细棉土厂与开平煤矿一样，都是著名买办唐廷枢当年奉李鸿章之命督办的官营企业。只是因为烧洋灰（生产水泥）的原料要从广东海运过来，成本太高，这家厂子从创建后就一直赔钱，后来就停办了。1898年周学熙担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后，就着手筹划复建，并聘请汉斯担当技术总监。

汉斯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很正直，周对他非常信任并给予了优厚的待遇。汉斯上任不久，就在唐山附近找到储量很大的优质黏土和石灰石，解决了原料难题，同时也打开了赢利的大门。但就在这时，义和团起事，社会一片混乱，唐山细棉土厂不得不再次歇业。

不久，英国商人骗占开平煤矿。汉斯对这种卑鄙行径十分痛恨，面对英方重利**，他明确答复：“这是中国的企业，所有的文件资料都属于中国人。我受周学熙先生的礼聘，绝不能背叛雇主而牟取私利！”因此，英国人虽然占据了唐山细棉土厂的地盘，但一直没有取得这个厂的产权。

现在汉斯主动上门归还这些资料，让周学熙非常惊喜。高兴之余，周学熙疾奔袁世凯家报喜。

“慰帅，开平煤矿看来暂时是收不回来了，但另有一处官产可以收回。”

“怎么回事，你快说说！”袁世凯一听，顿时来了精神。

“唐山细棉土厂。”周学熙告诉袁老板，“因为档案资料在手，收回唐山细棉土厂希望很大。”

袁世凯听后，高兴地拍着周学熙的肩膀说：“缉之，我就知道你有办法嘛！开平矿一时收不回来，先收回一个细棉土厂也是功劳一件，对朝野都有一个交代。这事还是你经手我最放心，我们还是老路数，你拿方案，我来批！”

英国人一看周学熙这个老对头插手唐山细棉土厂的事，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妙。开平煤矿代表纳森仔细盘算后，觉得事情的关键还是在袁世凯身上，只要袁不支持，周学熙能奈我何？于是，他马上派人邀请袁世凯的亲信、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来家中打麻将。

其实，为了探听北洋政府决策的内幕，纳森早对袁世凯身边的人下了不少工夫。作为袁世凯最重要的外交帮办，海归官员唐绍仪就是他的重点关照对象。纳森拉拢唐绍仪的主要手段，就是在牌桌上输钱。因此，每逢被邀打牌，唐绍仪都是高兴而来，满载而归。这一次也不例外，赌场得意的唐绍仪第二天即面见袁世凯。

“慰帅，强行收复细棉土厂可能会引起外交纠纷。只要我们不收回该厂，英方可以每年给北洋财政提供一大笔钱，您看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少川（唐绍仪，字少川）哪，张燕谋（张翼，字燕谋）误国的事可是前车之鉴，我们这回可不能重蹈覆辙呀！厂子再小，也事关国家主权，收回该厂，已成定局，今后就不要再提了。”

临了，袁世凯提醒唐绍仪以后少打牌，这让唐当时很下不来台。但这个人媚洋的秉性始终未改，多年后因投靠日本人而被军统暗杀。

1906年8月，经过一再交涉和斗争后，唐山细棉土厂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手中。周学熙带着工人在厂门口大放鞭炮，庆祝这一胜利。

细棉土厂收回后，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周学熙又奏准袁世凯，从直隶官银号和淮军银钱所各借支50万银元作为长期低息贷款，用于购置生产水泥的国外先进窑磨设备。

1907年7月，袁世凯告诉周学熙，他可能很快要内调外务部尚书。为避免因官场变化而发生的产权风险，周学熙立即向社会招收商股100万银元，将官银号原定10年的优厚借款悉数还清。自此，唐山细棉土厂与官款再无任何关系，成为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

这年9月，唐山细棉土厂更名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袁世凯与周学熙家族都是启新的大股东，其余股东也多为朝廷大员，可谓“顶戴花翎，比比皆是”。他们身居要职，拥有很大的权力，为启新取得了很多便利和特权。比如，周学熙控制的滦州矿务公司售给启新的煤，价钱只有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七；北洋把控招商局后，启新海运费用一律从优；至于政府工程，那更是接了又接，像京张、京汉等铁路建筑使用的水泥，政府更是指定使用启新产的马牌洋灰等。

从创业的角度看，启新洋灰公司是周学熙的第一桶金；对于未来的周氏企业集团来说，启新则是一个范本。启新的这种模式此后被周学熙和他的子侄们多次复制：政府投资，官僚庇护，私人得利。即：首先用公款并购，然后靠特权经营，盈利后以商代官，最后成功私有化。这条路数看上去非常眼熟，因为它至今依然是不少人白手起家的捷径。

启新成立不久，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其展开了一场殊死的价格大战。

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日本又离中国近。为了挤垮启新公司，日商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以每袋亏损2。47两白银的代价进行倾销。周学熙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每桶水泥由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由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这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拖垮了日商。之后，启新公司垄断中国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市场占有率在92%以上。

清末民初，类似的中国民族工业与外资的经济战争几乎无日不在发生。从盛宣怀的招商局轮运、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张謇的大生、荣氏兄弟的纱厂，到范旭东的重化工业、严裕棠的机器制造，再到陈光甫的上海银行、马应彪的先施百货，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不发生类似的商战。这种斗志斗智斗势的综合性较量，虽然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民族产业的发展，但也让一大批中国企业及商人在商战中得到磨砺并快速成长起来，因此，也不是一点进步意义都没有。

入阁

有人评论说，袁世凯一生有三怕：一怕枪杆子拿不稳，二怕日本人打进来，三怕经济跟不上。在清朝，像袁世凯这样无科名的汉人能登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高位，仅此一例。袁世凯的权力是依赖手中的军队和对高官显贵的贿赂建立起来的。

袁世凯的军事基础是北洋六镇，北洋六镇不仅军费充足，官兵军饷高于其他军队，而且配备最好，枪炮弹药都是外国最新式的。袁世凯治军是典型的家长制，各级军官都是自己的亲信，各营队都供着袁世凯的长生牌位。每天早晨出操集合时，官兵们都有一番例行问答。

长官：“咱们吃谁的饭？”

士兵：“吃袁宫保的饭。”

长官：“咱们替谁作战？”

士兵：“替袁宫保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