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之状元下海（第3页）

不错，他有一定的政府资源，通过张之洞等人的关系，他获得了官方的支持，可以向地方征地，与地方官僚协商动用地方财政资源。但在面对社会时，他的资源很少，号召力也没法和唐廷枢相比。

大生纱厂初创时采用当时流行的股份制，每股100两白银，计划招集6000股，募资60万两白银。

一开始，官招商办，包括张謇的老朋友沈敬夫在内的南通籍的朋友和几位上海买办愿意投资入股，分别叫“通董”和“沪董”。其中，通董认购四分之一，沪董认购六分之一。张謇自己认购20股，但他自己实际上只能拿出1300两，剩下700两是沈敬夫帮他垫资。

通董比较实在，纱厂选址不久，沈敬夫等人就开始垫资建房。沪董的资金却迟迟不能到位，不久他们又找借口集体打起了退堂鼓。沪董们退出的借口千奇百怪，真正的理由是当时上海几大纱厂均因种种原因亏损得一塌糊涂，他们怕入股后钱就像扔到水里去了。

不得已，张謇只有与继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商量，从官方想办法。这时，刘坤一想到了张之洞任上留下的一批价值60万两白银的纺纱机器。这批机器早在多年前就已从英国运到中国，扔在黄浦江边无人问津，只是用芦席盖着，风吹雨淋，锈迹斑斑。刘大帅想，把这批机器作价50万两白银让给张謇，既可满足新科状元办实业的愿望，又可盘活这笔国有资产，可谓一举两得。但就是这批生锈的机器，也被半路杀出的盛宣怀分去一半。至于办厂的其他资金，刘大帅可就只有口头鼓励，没有实际支持了。

就这样，大生纱厂由官招商办变成官商合办，官商各领一半，官方以机器作价25万两白银入股。但当时官商合营的企业几乎没有不亏损的，连大名鼎鼎的招商局也差点破产。官商合办弊端太多，民间商人听说后几乎无人敢投资。于是，张謇又与刘坤一商量，改官商合办为绅领商办，在这种形式下，官股只“按年取息，不问盈亏”。

绅领商办其实质和商办无异，但作为领办者，张謇的话语权就大大提高了。但权大责任也大，剩下的近25万两白银的商股就要靠张謇自己想招了。张謇没有想到，说服人投资那么难，大生募资之旅近乎乞讨。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被迫一再降低目标。他们甚至连当地道观的有限资金也吸收了，有时凑不了一股（100两白银），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白银，半股都不够，只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难，可以想见。

在招股过程中，张謇被各色人等涮过多回，最著名的就有4次，其中最让张謇伤心的是受到盛宣怀的忽悠。

当初，盛宣怀在分领官机的时候曾答应帮助筹资25万两白银，双方还订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盛宣怀却开始支支吾吾，始终没能兑现当初的承诺。特别可恨的是，一次，张謇到沪催款，盛宣怀佯称正在筹集，要张謇为他写字题词。张謇这个老实人信以为真，不辞劳苦，写字两个月。状元书画还是挺畅销的，盛宣怀总计卖得两万多两白银。可到了最后，这家伙仍是一毛不拔，气得张謇恨不得当场跳楼。

1899年开机试生产时，大生纱厂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白银，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情急之下，半个月内，他给刘坤一连发了5封信，乞求用少量的地方公款以解燃眉之急。刘坤一指示南通知州汪树堂将存在典当行的地方公款转存到纱厂，以先应急用。这对汪来说，只是举手之劳。汪却故意刁难，甚至煽动乡绅秀才发难，差点让纱厂被地方民众纵火烧掉。

遭到汪树堂刁难后，张謇再次来到上海，一连奔走了两个月，却连一分钱也没借到，急得嘴上起泡，双眼红肿。彷徨之际，张謇与几个朋友在上海大马路的电灯之下、黄浦江边，仰天俯地，一筹莫展。在上海盘桓多日，连路费都用完了，无奈之下张謇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马路旁卖字三天。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让张謇备感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为了筹资，那些市侩小人的冷嘲热讽、油滑官吏的阴阳怪调、无耻文人的侮辱诽谤，他都要一概承受，不能辩驳，不敢作色。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和某些人来往；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都不会说某些我不屑于说的话。”

看来，张謇在创业者中绝对算是个长跑选手，而大生也是IPO（指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招股的发行方式）最艰难的上市公司之一。

就在张謇在上海滩走投无路之时，在家主持厂务的沈敬夫来信提议：“用现有棉花纺纱，用卖纱收入再买棉花，循环运转，先干起来。真正维持不下去了，再关门不迟！”

有了老朋友的打气，张謇决定豁出去了，反正是个死，索性死得壮烈一些！

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正式生产。

派息

大生的机器在日夜轰鸣，不少人都在捂着嘴偷着乐，等着看张、沈二人的笑话。

人算不如天算，随后几个月，棉纱价格大涨。大生的资金流开始顺畅，不但生产正常，到年底支付官、商股息后，竟然还赢利7。8万两白银。

大生终于活了下来，张謇脸上的愁云也烟消云散。1899年年底，张謇带着纱厂出产的棉纱，到南京去看望两江总督刘坤一，棉纱用红绸布扎着，一共是两束。

“这是我们大生纱厂自己生产的棉纱，送给总督做个纪念。”张謇笑着说。刘坤一接过棉纱，仔细翻看后连声称赞道：“好，好，我收下！过去人们称这种棉纱叫洋纱，织出布来叫洋布，现在我们自己也能生产了。这可全靠你的苦争苦斗啊，我要给你记上一大功！”

张謇说：“苦是苦一点，但这是我‘自讨苦吃’，怨不得别人。”有一句话张謇没有说，那就是为筹措购买棉花的资金，他妻子连首饰都卖掉了。

张謇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八个字，“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话虽如此，南通的庞大事业，靠他一个人是绝对忙不过来的。1905年，他在写给农工商大臣载振的信里说，他办厂、开垦、兴学，靠的是一友、一兄、两弟子。一友是沈敬夫，一兄是张詧，两弟子是江导岷、江谦。

大生初创时，除了创始人张謇外，主要靠沈敬夫等几个元老。由书生初入实业，一开始张謇不能得到社会信任，在筹款等多方面都须仰仗沈敬夫等人的信用。沈敬夫是当地花布商，高清是当地木材商，徐翔林是当地典当商，他们都是当地知名商人，与张謇差不多都有10年以上的交情。他们都以个人银钱入股，因此，大家能以企业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使大生得以度过艰难的初创岁月。

开机两年后，1901年2月，张謇辞去文正书院的教职，回乡专心打理纱厂业务，正式进入企业家角色。这时，大生纱厂的经营已经走上正轨，但此时，创业团队内部的摩擦开始显现，特别是沈敬夫和其他董事比如高清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一次，沈和高大吵了一架，不久，沈借口足疾提出辞职。张謇认为，沈敬夫憨直，忠实可信，但度量不够，不能与其他董事和平共处，不利于大生长远发展，痛苦斟酌后就批准了。

沈敬夫离开不久，张謇的三哥张詧进入大生，此后日常事务就由他掌管。随后，其他大生创业元老也逐渐退出了公司的日常经营。

张謇虽是大生的精神领袖，但平时不怎么过问厂里具体事务。曾有女工回忆说：“四大人是大个子，四方脸，白白的。他不常到车间里来，可是每次来之前，都会先有通知，工头就急忙叫我们快快揩车子，扫地。”一些女工有小孩，家里没人带，就把伢儿带到厂里。伢儿们坐在放纱的柳条筐里，厂里专门安排人照看，张謇见了虽觉得不像话，但也没说话，眉头一皱也就走了。

张謇的三哥张詧虽是花布商出身，但精于盘算，又做过官，执行力相当强。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所以人称“三先生”，干练但不免有些专断。大生从此形成张老三主内、张老四主外的格局，二十几年没有变动。

但张謇毕竟只是一个经理人，要长期拥有企业绝对管理权，必须获得股东们的背书。大生纱厂中张謇个人的股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区区2000两白银（在全部资本中只占0。4%）。由于采用“绅领商办”的形式，从一开始，张謇在大生就享有很大的话语权。这种权威不是来自资本，而是靠他的名望与人脉，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担当二者之间的桥梁，官替代不了，单纯的商也不可能替代。这是他独特的优势。

大生纱厂的股东，除官股外，商股股东很杂。除了沈敬夫等创业元老，张謇后来招募的商股，绝大多数来自当地富商、退休的官僚或依靠祖荫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对纱厂的日常管理没有兴趣，对什么产业救国也不关心，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否拿到高额股息。这一点，倒与官股不谋而合。

因此，建厂之初，张謇就与股东们讨价还价，二者达成一种危险平衡：高息换治权。

从1899年正式开机起，大生就很少提取积累，利润几乎全部分红派息，即使当年亏损，不惜借债也要发息。有了丰厚稳定的高息红利，股东们不再关注经营方面的任何细节，张謇对企业的绝对领导也得到了保障。

现在好了，张謇终于在大生集团内部彻底实行了“一元化”领导，没有人在耳边唧唧歪歪了，以后厂里大事包括最为重要的投资决策和资金使用，几乎都是张謇一人拍脑门说了算。就这样，公司制在状元郎的手中彻底走样。

当时正是大生的上升期，企业经营得红红火火。大家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谁也没去好好想过：这样分干拿尽，近似于竭泽而渔，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企业拿什么去抗御风险？

营志

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差不多同时开业的纱厂相比，大生的生意分外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