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之近利远功（第5页）

1938年夏，日军进攻汉口。罗斯福担心中国无力持久抗战，决定请政府派特使赴美磋商借款事宜。这件事，最恰当的人选，按说是宋子文。这哥们儿是留美海归，既是国舅，又是英美派的代表。

不巧的是，这时候，蒋介石正与自己的这个小舅子闹矛盾。瞅着宋子文“你要打通美国关系，就非我不可”的架势，老蒋就有气，心想派谁都行，就是不能派你。

蒋介石既不肯对宋让步，财政部长孔祥熙又不中用，那么，派谁去呢？还是美国人帮助老蒋解决了人选问题。

罗斯福的邀请发出了一段日子，中国却总是提不出特使名单。眼瞅着要误事，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干脆直接点名，他通知孔祥熙，希望中国政府能指派陈光甫赴美磋商财务事宜。

身为留美海归，又是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之一，陈光甫很被老外们看重。特别是美国资本家很看得起他，因为他从美国学到本事，能灵活运用而得到成功。在美国资本家眼中，陈仅次于宋子文。

蒋介石本人对陈光甫印象也不错，当年南京政府刚刚成立，多亏陈老板帮忙筹集3000多万救命钱，才挺过难关。虽然陈后来不太与政府来往，但这个功劳蒋始终没忘。由陈代宋，孔祥熙也满意，毕竟陈老弟是有多年交情的哥们儿，怎么也比宋家那小子强。

1939年9月9日，陈光甫由中国香港秘密起航，10天后飞抵美国首都。在美期间，他与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一起，通过多方斡旋，得到美国财长摩根韬的支持和罗斯福总统的允准，签订了“桐油借款”2500万元的协议，嗣后又签订“滇锡借款”2000万元的协议。

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在此间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在赌场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

这从摩根韬事后出版的有关中国部分的日记中，也可窥见一二。

陈光甫：“部长先生，我希望我的说话，不会耗费你很多的时间。”

摩根韬：“很好。你还有十分钟。”

陈光甫：“现在言归正传。因为中国有战事，我们缺少物资。所以我今天向你请求另外的支持。我有孔部长（孔祥熙）的电报，要我转达你，对你关切中国的抗战，深表感谢。同时孔部长愿向你提出一笔7500万美元的借款。”

摩根韬：“（装聋作哑）我今天的听觉不大好。很奇怪，我的听觉，有些毛病。我听来好像是7块5毛。”

陈光甫：“信用借款，就像上次2500万美元一样。购置农产品和制成品，分10年摊还。中国每年提供一万吨锡，一共10年。这些锡的收入，还给中国政府，作为付还云南省政府、水脚小保险及借款之用。”

摩根韬：“请你向孔部长致意问好。现在还有其他什么事？”……

这次能不辱使命，与陈光甫以往的美国同学、朋友的支持分不开，特别是布克帮了不少忙。布克是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的丈夫。借款之行让陈光甫深切认识到，救国靠的是自力更生，而不是外援：“自助愈勤，人助愈力。国际间无慈善事业，无可讳言。”

在美期间，陈光甫与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结下了终身的深厚友谊。关于陈光甫在美的活动，胡适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光甫办银行30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别人的脸孔，此次为国家的事，摆脱一切。出来到这里，天天仰面求人，事事总想不得罪美国财政部，这是他最大的忠诚、最苦的牺牲。我很佩服他这种忠心。”

在送给陈光甫的一张照片上，胡适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打油诗，以纪念两人当年在美求援的日子：“偶有几根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解冻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陈光甫人生的分水岭。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光甫敏感地看到：“所谓资本主义之经济已演变为福利经济。”因此他认为，应该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定为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的目标。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陈光甫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

后来，迫于国内外压力，蒋介石决定改组政府，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参政议政。

但陈光甫很快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

国民党假民主、真内战的行径，让民族资本家们很快陷入绝望。但陈光甫对国民党执政20多年的失望，并没有使他认同陌生的共产党。对于打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他的心态极为复杂，顾虑重重。

1949年，一生谨慎的陈光甫作了一个折中的选择。既不去台湾，也不留在内地，而是出走香港，不久即在香港成立新的上海商业银行。此时，这位民国第一银行家成为国共双方都拉拢的对象。毛泽东把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送给他，蒋介石则威逼他不得回内地……

1951年10月1日，受国内外形势影响，新成立的上海银行的员工们在香港分行门前升起了五星红旗。此事引起了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注意，导致美国冻结了上海商业银行600万美元的国外资产。

这笔钱绝不容有闪失。这是出走后陈光甫能掌控的主要资产，是他及其管理团队的养命钱。从这天起，为了这笔钱的解冻，陈光甫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旅。

就在陈光甫四处奔忙时，香港上海银行再遭重创。香港分行贷款额中有很大一笔贷给了星光服装厂，而这个客户并不具备贷款条件。陈光甫提醒立即追回这笔贷款，但相关负责人并没有意识到巨大风险，没有抓紧追要。不久，星光服装厂即将破产的消息就开始流传。1956年1月19日，上海商业银行再次遭遇挤兑风潮。之后6天中，被客户取走的存款达1898万元，此时上海银行的所有准备金只剩下2637万元。

事件发生后，陈光甫从台湾匆匆赶回香港。

一到香港，陈光甫就拜访了汇丰银行的负责人，请求帮助。由于上海商业银行及陈光甫个人商誉良好，汇丰银行做出了许多金融机构无法想象的行动，即：接受上海商业银行被美国冻结的资产作为抵押，提供巨额贷款。1956年2月月底，这场挤兑风波宣告结束。上海商业银行虽然免于破产，但总共损失了大约300万美元。

对于这起风波，陈光甫认为，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管理失误。他说：“从我个人的良心看待整个事件，如果不是因为星光服装厂烂账的原因，他们也不可能使银行陷入如此困境。我想说首先犯下错误的是我们自己。”

就在挤兑风波期间，美国前财政部长摩根韬偕妻子来到香港。1956年2月4日，摩根韬夫妇专程去看望了陈光甫。陈光甫在家中非常热情地款待了这对贵客。席间，他借机请求摩根韬帮忙解决财产解冻事宜。此后，摩根韬一直关心着这件事情。

陈光甫没有料到，解冻资产的事美国人都同意了，却卡在了台湾当局手上。为此，他不仅自己亲自拜访台湾当局各部委大佬，还特地派遣上海银行副董事长朱如堂去台湾周旋。朱的父亲是蒋介石的密友，他拿着有关备忘录直接找到蒋纬国，请他直送蒋公。老蒋亲自读过后，对陈光甫的政治倾向有了更深的了解后，方同意重新讨论。此时，陈光甫主动将50万美金存入纽约的“台湾中国银行”。台湾当局这才终于放行。

从1949年到1957年，为了上海银行的生存和发展，陈光甫始终坚持进行着他一生中“最难也最值得”的资产解冻工作。虽然困难重重，但他从未想到过放弃。“一直都在打一场战争，一直没有让步，也没有用什么不道德的方法影响其他人，从未卑躬屈膝地向别人行贿或使用什么不正当的策略。”这场特殊的官司，不仅为上海银行赢得了信誉，也赢得了人们对陈光甫本人的尊重。

1957年，获得了解冻的资产后，上海商业银行发展迅速。1965年5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在台北开业。从此，陈光甫定居台湾。

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