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裕棠之制造中国（第4页）
老吴展开严家两兄弟的来信，很快看出两兄弟的不同秉性。老六的家书，通篇都是推介一位学成归国的同学，希望父亲能够重用这位海归；而老七的来信，则主要是汇报自己在校的生活琐事。吴镜渊读罢，向未来的亲家委婉地说道：“七贤侄固然不乏守业之才，而这位六贤侄，却是个难得的创业之才！”严老先生一听，已知他相中老六了，两家结亲大事定矣。
一封书信定终身，但这还是让女中学生吴舜文有些不甘心。她捧着那封家信，一时心潮难平，但她深知老父的脾气，是万万不可违拗的。看着那潇洒的笔迹，她想：虽未曾谋面，但早就听说严家这位六公子聪慧俊秀，温文尔雅，出国前是同济大学机械系的高才生，老父应该不会看走眼吧？！严庆龄的情况，与吴舜文大同小异。虽经洋化，但他仍恪守孝道，且早闻吴家千金才貌双全，当然也只好遵从父命。
1932年，4年留学生涯结束后，严庆龄急匆匆地赶回上海。直到正式举办订婚仪式之时，这两位青年才见了面。让严庆龄惊喜不已的是：未婚妻比想象的还要美，不仅容貌姣好，而且心灵高尚，举止优雅。吴小姐的惊喜也不亚于男友。从此，这对夫妻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在生活上相依为命，开始了一生轰轰烈烈的奋斗征程。
婚事完毕，意气风发的新郎官决意要大显一番身手。夫婿忙于事业，吴舜文也不想荒废青春。结婚4年后，她又兴起了读书的念头。不久，她就考上了刚刚对女子开禁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当时结了婚再念书的女性甚为少见，吴舜文的“壮举”自然引人注目。
吴舜文自己也有些担心夫家人的看法，万幸的是通情达理的严庆龄大力支持。吴舜文上学注册时，竟同时收到3份学费，一份是丈夫的、一份是父亲的，还有一份是公公的。严、吴两个老式家庭这种惊人之举，更是在社会上成了一时的佳话。
经过几年寒窗苦读，吴舜文在30岁时终于取得了政治学学士学位。后来，她更克服语言障碍，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硕士学位，为她日后与丈夫一起创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绑票
正当严庆龄准备大干一把时，严裕棠却被人绑票了。出了这样的塌天大事，严家上下全都蒙了，除了正常的生产，其他所有事情都暂时停下来了。
自从当年被人从背后推下江差点淹死之后，严裕棠一直比较小心。由于自己事事总是走在前面，扪心自问，这些年，大隆更多的是做别人做不了的活，他并没有怎么从同行手里抢食吃。因此，这些年过去了，他自己包括家人基本没发生过什么人身危险，渐渐也就有些大意了。但他没有想到，严家发了，树大招风，社会上有人竟然勾结黑道，再次盯上了他这个上海滩富豪。
上海到底有多少绑匪从事这项犯罪，当然没有确切数字，有记载的是，1909年到1928年，公共租界警方就逮捕绑匪1598人，这里面还缺了1922年、1923年和1927年这三个年份的数据！到底有多少人被绑架勒索过，这同样是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仅1928年到1930年间，上海被绑票者数以千计，单是《申报》《大晚报》《文汇报》等上海滩几大报的报道，就有每月不少于30起，平均每天一起，有时一天几起！
绑票的对象一般是富商巨室、下野官员和隐居的豪门。荣氏集团董事长荣德生、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中法银行公司总经理魏荣廷等都有被绑票的经历。不幸的是，严裕棠很快也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还被黑两次，真是极为罕见。
1928年10月22日，上海滩秋高气爽，艳阳高照。上午九点三刻，严裕棠从家中出来，乘上自家的黄包车去公司上班。车到怡和码头附近时，两个持枪歹徒从一部黑色汽车中跳出来，挡住了黄包车的去路。车夫见绑匪只有两个人，假装顺从地把车子放下，趁绑匪把注意力放在严老板身上时，他一个箭步上去，从后面抓住一个绑匪厮打起来。车夫力气很大，他一边扭打一边高喊“抓强盗……”路边围观的老百姓越来越多，绑匪一时惊慌失措。严裕棠见有脱身之机，猛一转身，一拳头朝持枪威胁自己的绑匪打去。绑匪见势不妙，连开三枪，所幸慌乱之中无一射中严裕棠要害。这时，巡捕赶到，两个匪徒一逃一抓。严裕棠身负三处枪伤，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才回家。
被绑票还能当场逃脱，严裕棠真是万幸。但谁也没有想到，事隔3年多，严裕棠又遭厄运。这一回，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932年5月4日，上海滩春光明媚。上午8点多钟，严裕棠坐上了自备汽车去光裕公司上班。车到公司门口，严裕棠正欲下车，突然从斜次里冲出三个持枪匪徒，连人带车在公司门口将他劫持。严裕棠被带到一座楼房二楼的一间朝北小屋，由一个彪形大汉负责看管。由于绑匪目的是勒索巨款，所以他们在生活上并不苛待严裕棠，每日里好饭好菜相待。
半路上，严裕棠的司机被匪徒推下汽车，他马上到巡捕房去报了案。严家公子们闻听此事都大吃一惊，迅速商量对策营救父亲。为保老父性命，严氏昆仲决定“私了”，即花钱赎票。经过电话来回试探，绑匪提出50万元的预期价格，并提出要与严家人当面谈判。
6月3日夜，张子廉与巡捕房总稽探陨士霖一起，向严家兄弟通报了绑匪动态，并与他们商量对策。6月5日，警方的营救行动开始，严家亲友急切地等待警方消息。下午4点多钟，严裕棠突然独自一个回到了光裕公司。
原来，中午时分严裕棠听到屋外人声嘈杂，走廊里的来往脚步声很是杂乱，他意识到外面可能发生了异常情况。一阵杂乱声后，外面又是死一般寂静。严裕棠轻轻打开房门，探头看去，果然不见一个人影。他马上疾步下楼，奔出庭院，刚跨出铁门，门前一辆车上下来一个大汉想拖他进车。严裕棠逃命心切，拼命将这个大汉推倒，夺路而逃。正巧，前面有辆人力车，他奋力跳上人力车，一路奔向光裕公司。
再次被绑，严裕棠身心受到很大伤害。脱险之后，他总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但被杜月笙坚决阻止了。这位大佬叮嘱严家从此不要再提此事，免得再生是非。大佬的话自有道理，不能不听，但严裕棠总觉心里堵得慌，便决定去香港散散心。
严庆祥亲自把父亲送上码头。登上海轮，严裕棠望着浊黄的江水，顿生离愁别绪。他回过头来，望着岸上送别的长子，不禁老泪纵横。
分权
临去香港前，他当着几个儿子的面，将光裕公司经营大权全数交给长子严庆祥。上船时，严裕棠叮嘱严庆祥：“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个家由你来当了，兄弟之间有矛盾，在所难免。你是兄长，要多让让他们，不要计较，宽容一些……”
可惜的是，自小就闯**十里洋场的严庆祥并没有将老父的话真正放在心上，此时的他，自觉羽毛丰满，对两个弟弟弃而不用，极力提拔自己的嫡系。
事实上，自1916年掌管厂务以来，严庆祥主管大隆已有十余年，但严裕棠一直执掌财政大权不肯放手，对此，严庆祥是极度不满甚至是愤恨的。慢慢地，他在暗地里也不时做一些手脚，隐匿下一些资财来。起初不免瞻前顾后，后来也就满不在乎，觉得理所当然。
对于严庆祥，严裕棠是又爱又恨。严庆祥18岁那年，为使儿子能尽早接触工厂实际工作，严裕棠硬是把他从学校的老师身边拉回到了厂里，中途辍学，开始分挑父亲肩头的担子。这些年，每逢严裕棠出外或遭遇意外，光裕公司的业务总是由长子独自掌管。可惜的是，自小在十里洋场滚打的严庆祥身上沾染了不少洋场恶习，在外面还养了不少女人。在这一点上，严裕棠时有所闻，也旁敲侧击过。年轻人有些荒唐，情有可原，但凡事总要适可而止为好，严裕棠安排其他兄弟进厂工作，名为协助，实际上也有监督的意思。
几天后，严裕棠把严庆祥在大隆厂的亲信唐志虞叫过来，威逼他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唐志虞额头上沁出汗珠来，但他觉得老老板不过是想诈自己。什么暗账？为了隐瞒盈利，保守营业秘密，偷税漏税，哪一家企业不搞两套账册，大隆岂能例外？严裕棠是内行，不会不懂。至于暗账之外的账，只要当事人不松口，连神仙都无法搞清楚。得罪老老板以后没法在厂里混，但出卖了小老板可能当场就得死。于是，他断了一截手指，写下血书：苍天可鉴。
严庆祥当时在场，他心里自然清楚，唐志虞做了他的牺牲品。事后，严庆祥打听到唐志虞的下落，派人送去一笔钱作为补偿，唐志虞便集资开设了一所机器厂。
敲山震虎后，严裕棠并没有马上剥夺长子的权力。真正让严庆祥倒台的，还是他投机失败。真是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严庆祥在社会交际中极为活跃，在经营场上又频频获利，一时间声名鹊起，确立了在纱界的名人地位。得意忘形之时，他在棉纱投机上铸下大错。
其实，严庆祥对父亲炒房一直有看法，他自己更热心于搞花纱交易。在他看来，经营房地产好比种树，桃三杏四梨五年，来钱太慢；而花纱交易则是打靶，打一枪是一枪，中与不中立刻见效。华商纱布交易所的老手哪一个不是白手起家，靠买空卖空大发其财？正因如此，纱布交易所里，没有不认识严庆祥的。
过去手头紧，严庆祥只好小玩，成败影响都不大。自从前两年做美棉生意大赚一笔后，交易所的老手们也开始敬畏他三分。严庆祥还想在众兄弟面前炫耀一下自己。有一次，他赚进了一大票后，正值父亲生日，他请全家去素菜馆子吃饭。严裕棠看着严庆祥得意忘形的样子，多次提醒他，但他自己手里有了本钱，正春风得意，哪肯放手？
1935年，国民政府决定实行法币政策，收回六成银币，即发行十成法币。表面看来，基本上统一了全国币制，也缓和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但埋下了通货膨胀的根子。这对投机生意来说，实在是一大隐患。但当时的华商纱布交易所里依然一番热闹气象，活跃在交易所的炒手们依旧买进卖出，忙得不亦乐乎。
其时，花纱市价不振，严庆祥暗自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估计还会下跌，便避开同行耳目，在市上大手抛售空花纱期货。谁知事与愿违，之后花纱市价竟直线上涨，他匆匆了结，却已经亏耗了80多万元。这让一向骄横的他元气大伤，无地自容，他明白自己的这个总经理算是做到头了。
他冥思苦想数日，便决定在光裕公司内部设立一个“中央业务会议”机构，将各厂的负责人召集起来，轮流担任主席。轮流坐庄，机会均等，这样一来可以避免大家各自为政，使每一个人考虑问题时能从公司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一个厂；二来也可以减少自家兄弟间的矛盾，相互督促，相互竞争。当然，会议的决议属于建议，最终裁决权依然保留在严裕棠自己手里。
但让严裕棠始料未及的是，中央业务会议不仅没有让他省心，耳根子反而越发不能清静了。轮流坐庄执政很快就暴露出弊端，各厂业务性质不同，主攻方向不一，兄弟间不免相互干涉，时起争端。
几回争吵后，严裕棠再次应变，下令各厂相继成立了董事会，光裕公司随之撤销。这事实上是让各厂独立经营，也是对儿子间权限的一次再分配。在他看来，分而治之或许比笼而统之更有利于发挥儿子们的积极性，更有利于各厂的经营。
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