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生之划船跑马（第2页）

一开始，买办也就是帮洋人办事的下人，在当时有自己生意的人看来其地位是很低下的。但随着洋商势力越来越大，清政府也怕了洋人，买办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刘歆生加入立兴洋行时，买办已经成为一个很让人羡慕的职业。

刘歆生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进入立兴洋行，除了金郎中的面子，还因为这是一家刚刚成立的新公司。较之早已来到汉口的英国太古、怡和等老牌洋行，这家法商洋行姗姗来迟，在职员的选择上没有更多奢求。那种留洋归来的青年才俊一时难求，能找到像刘歆生这样有丰富经商经验而又能顺畅与洋人沟通的土鳖买办，也不容易。

于是，一家新公司给了一个年龄不小的职场新人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对刘歆生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此时的他，经过多年的闯**、打拼，无论是从商的经验、经营的人脉，还是人生的感悟、做事的胆识，都处于最有创造力的时期。只是运气太差，迄今一事无成，因此他亟须一个有实力又信得过他的平台，给他一个大展拳脚的机会，来证实他的能力，展示他的才华。更重要的是，借此创造出与他自身能力魄力相配的财富。

“给我一个支点，我会撬动整个地球。”这句话，完全可以用来形容刘歆生当时对新平台的那种渴望。法国立兴洋行，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给刘歆生送来一个恰到好处的平台。

具体而言，刘歆生当时主要职责就是担当立兴洋行在湖北省的采购员，负责在湖北各地农村为洋行采购芝麻、茶叶、牛皮、桐油、猪鬃等农产品。

由于多年闯**，这些业务对刘歆生来说，不说是小菜一碟，做起来也完全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大宗采购权在手，不仅给予他结交八方商人的机会，更带来许多内幕消息和业余从事投资并从中腾挪渔利的契机。相对于当时弱小的民族加工业、廉价的农产品，这其中的利润空间真是太大了。“要赚客的钱，脾气就要绵。”老汉口商人中流传着这样的商谚。

3年过去了，刘歆生独到的眼光，法商雄厚的资本，加上他手下团队热情细心的服务，让立兴洋行的出口业务风生水起，他个人的投资也是红红火火，丰厚的收入使之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

人一走运，财神不请自到。看到立兴洋行生意红火，刘歆生手头又有一大批优质客户。1902年秋，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汉口分行主动找上门来，邀请刘歆生担当该行买办。

从此，刘歆生一边在立兴洋行办事，一边在东方汇理银行里兼职。慢慢地，他对银行的收蓄借贷业务熟悉了许多，并学会借钱生钱、杠杆投资等现代金融运作手段。

不久，刘歆生认定，以钱赚钱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赚钱发财却来得快，这比个人一步一步慢慢滚动积累可是快多了，于是，他产生了自己办钱庄的想法。在积累了相当的资金之后，刘歆生在汉口自办了一家钱庄——阜新钱庄。他利用在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兼职的便利，借来低息贷款，再以较高的利率贷给别人。这种借鸡下蛋的办法，让本来就对办实业有很多经验教训的他，拥有更多认准客户、精准放贷的能力和牟利空间。

此后，刘歆生借助于钱庄和洋行的融资之便，投资经营了许多工商企业，如刘万顺牛皮行、东方转运公司、机器榨油厂、炭山湾煤矿以及江西铜矿等，皆应市场需求而生，成为其利润之源。

但决定刘歆生财富命运的关键一战，是一笔芝麻生意。因此，不少人都说，刘真正掘得的第一桶金带着白芝麻的香味。

当年，刘歆生的父亲刘作如在汉口谋生时，曾收留一位名叫刘长陆的河南籍落魄青年为养子。后来，刘长陆经人介绍到轮船上打杂，久经辗转竟然当上了上海立兴洋行的买办。这位义兄，不仅是刘歆生买办生涯的引路人，更是他后来跃居华中首富最重要的贵人之一。

当时欧洲人很喜欢吃中国的芝麻油，当得知上海各大洋行准备大量收购白芝麻时，刘长陆便将此消息及时告知刘歆生，以期大赚一笔。小刘觉得里面大有可为，当即利用所有渠道，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金，在襄樊等白芝麻产区设立专门的门店，大量收购白芝麻。别人还没有搞清行情，他的收购任务就已基本完成，然后用小船运到汉口，再转大船运往上海。这一转两转之间，不到一年他就赚到了50万两银子。难怪事后有人说，刘歆生运到上海的是满船芝麻，运回汉口的是半船白银元。从此，小刘的资本便日益雄厚起来。

对比日后资本运作的各种大手笔，芝麻收购战对刘歆生还不过是牛刀小试。但仅此一役，他的经营手法已经十分明显：一是视野开阔，消息灵通；二是善抓良机，敢于冒险。

划船

芝麻收购一战成名后，刘歆生跻身武汉三镇富人阶层。但如果论绝对的资本实力，此时的他应该是大款群中的小老弟，还排不上号。

腰包逐渐鼓起来之后，刘歆生并没有小富即安，而是像猎犬一样，时刻捕捉着新的更大的商机。在当时很封闭的中国内地，洋行买办最大的优势就是：有多少金钱都换不到的信息。

一次，刘歆生参加各家洋行高管的聚会。席间，有洋人在谈话中随意提到，汉口今后将往租界东北方向发展。刘歆生留了个心眼，记住了这句话。

20世纪初，汉口市区仅限于今天中山大道的硚口至一元路与长江、汉水之间的狭长地带。当时张公堤未修，汉口堡未拆，城墙外为护城河，护城河外为一片湖地，名曰淡湖。城墙内是坑洼不平的土凼，市区之外更是些低洼之地，一到夏天涨水便成泽国。这些不毛之地很少有人去注意，非常荒凉，人称“六渡桥是陷人坑，水塔外叫鬼摸头”。

一天午后，刘歆生专门到上述地方转了一圈。一路上，除了不毛之地，就是逃荒的乱民，很多都是当地人。这一年江水又泛滥，造成庄稼颗粒不收。刘歆生穿着整齐，像个有钱人，不时有人过来询问他要不要在这里买地。这块破地方真的有价值吗？一边转悠，刘歆生心中一边反复盘算。

汉口这个地方，当时的市区非常狭促。自张之洞督鄂始，随着大批现代工厂拔地而起，进出口贸易日渐红火，市区不断扩大是一个必然趋势。作为洋务运动的主帅之一，相信只要张在，这种势头就会不断得到强化。

工商业要发展，地皮必定要增值，拥有地皮，必有厚利可图。但是，未来最值钱的地皮在哪里呢？按那些洋人的说法，汉口如果向租界东北发展的话，眼前这块水洼地就是未来必经之地。

但这块地要想成为市区，必须满足一个前提：要沿江修一道大堤，将水挡在堤外，否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这个梦想，事实上已经存在汉口几代民众心中。这样巨大的工程，当然只有政府出头才能完成，但政府会出头吗？

多年来，也有几任鄂督有过这个想法，但都由于种种原因，变成纸上谈兵，不了了之。老百姓也是空欢喜了一回又一回，最后甚至不再抱希望，这才有大批当地百姓宁愿土地撂荒，也不愿在此安居的原因。

那么，张之洞能改变这种状况吗？久历商场，整日周旋于中外富商及权贵间的刘歆生，对张大帅信心满满。他认定，这个人虽然有些傲气，但本质上还是一个敢做大事也能做成大事的清官，以往的官声与政绩，足以作为明证。

1861年汉口开埠，但从汉口开埠直至张之洞督鄂前夕，武汉竟然未创办过一家官办企业，也未兴办过一所近代学堂。而正是张之洞的到来，才让一切发生历史性的大变革。作为本地人，刘歆生认为，这一切并非历史厚此薄彼，而是主政者使然。假如没有张之洞多年的努力，武汉的崛起可能至少推迟十几年，更可能失去成为“东方芝加哥”的历史性机遇。

既然认定张大帅是个有大局观又能做大事的人，那么，随着经济的繁荣，汉口市区的拓展势在必行。而如果发展方向如洋人们所言的话，传说中的张公修堤计划，完全可能是真的。那么，提前一步下手，将脚下这块不毛之地买下来，就意味着掌控了未来汉口发展最主要的土地储备，这是一个想起来就让人情不自禁要发狂的超级大投资，也是一个空前巨大的政经大赌博。

为了保险，刘歆生忐忑不安地将这个想法告诉了义兄刘长陆，很快就得到了义兄的热情支持和怂恿。恰在此时，张之洞想到了变卖汉口市区外的土地，一是使这片多灾之地有人管理，二是可得到一大笔钱以解他实业建造之急。

商机就此来临。在很多人都懵然无知时，刘歆生下定决心，把经营钱庄和运销白芝麻获得的大量钱财转向投资地皮，开始了自己一生最巨大的一笔押宝似的投资。那一年，夏天雨水特别多，护城河外是一片汪洋。为了便于给土地估价，刘歆生决定以划桨来丈量土地。

从丹水池起，刘歆生在所购土地的四角立上旗杆，在旗杆之间划船，每划一桨插根竹竿，一直到舵落口，回头数竹竿数量来计算地价，每桨仅300铜钱。这就是人们传诵的刘歆生用桨量地“划船计价”的故事。

几年之内，他收购了上自舵落口，下至丹水池，西至江岸，南至租界，方圆60平方公里之内的湖**地，几乎是汉口市区当时可能发展的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

1904年8月，为防后湖水患，张之洞真的决定修建防洪大堤坝。这一工程浩大，需要筹集80多万两银子。官府只能拨银30万两银子，余款需向社会募捐，汉口巨商富贾虽多，集资却不到位。刘歆生知道后，一个人就出了50万两银子，也就是说，修筑这条全长34里的后湖官堤——张公堤，刘歆生的捐款居然占了一大半。

1905年，张公堤筑成后，堤内的湖地不再受水害而成了良田，此时很多人才明白过来，刘歆生当年为何可劲往水里扔钱。

这时，汉口地方当局将堤内土地划分为礼、乐、射、御、书、数六大地段，并分段清查登记，编制成鱼鳞图册，按册印发“板契”营业，废除原有的红面老契。因为捐款在先，虽然这片土地大幅升值，但刘歆生还是很顺利地拿到地契，产权也有了保障。

从此，刘歆生成为全武汉最大的地主，而张公堤的建成则打开了他黄土变金的阀门。

修路

土地到手，谋划升值成为刘歆生的头等大事。

土地到手不久，刘歆生便开始了在自家地头的建设。首先，他开办了一家填土公司，专门开发他所购进的大量土地，同时也兼带着承接附近租界内的填土工程。他又成立了制造填土工具的“歆记铁工厂”，专门安装修配自用的轻便铁轨和运土机车，有计划地运土填基，经年累月平整土地。这项工程类似于现在的三通一平，也就是所谓的一级开发。

家有梧桐树，不愁凤不来。让刘歆生略感意外的是，第一个飞来的不是家雀，而是一只洋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