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之状元下海（第2页）

这样好的运气，大出张謇的意料。从16岁考中秀才以来，25年了，他还是第一次离状元桂冠这样近，这让那颗早已冰冷的心又活泛起来。

事实上，科举本是个高难度的活儿，不仅要学问好，还要运气正，更要人脉旺。越往上考，人缘越重要。所谓状元，从来都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考分第一名，而往往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有时一个很偶然的因素，比如相貌，就能决定这顶桂冠的最终归属，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状元及第、驸马乘龙的故事呢！

对于张謇本人来说，能否蟾宫折桂完全是未定之数。但这对于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相当于当今的副总理）翁同龢为首的清流集团来说，却是志在必得。

这些年翁同龢很郁闷，虽然贵为光绪帝的老师，眷倚隆重，领袖清流，但在与太后支持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集团的争斗中却屡居下风。老战友李鸿藻（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垮台后，清流派人才凋零，青黄不接，在日趋激烈的朝廷纷争中，急需培植人才。因此，早在光绪八年（1882年），张謇就开始进入翁同龢的视野。

无奈张謇学运不佳，10年来竟然始终未能入围，让翁老十分沮丧。这一次恩科会试，得知张謇获得殿试资格后，他老人家非常欣慰。亲自参与阅卷的翁老，对张謇的卷子评价甚高：“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他与7位阅卷大臣磋商后，将张謇定为第一名。

24日清晨，张謇以一甲一名的身份被引至乾清宫西暖阁拜见光绪帝。当时，翁同龢特地介绍：“张謇，江南名士，大孝子呀！”求才若渴的光绪帝非常高兴，当庭钦点张謇为状元，并授予六品翰林院修撰。

从16岁那年考中秀才起，张謇就开始了中国古代青年人人向往的状元之旅。这条路究竟有多长？张謇的经历告诉我们，起码要25年，在考场上至少度过120天，还要有“副总理级”的高干力挺。一句话，这简直就不是凡人能做的事！

金榜题名后，张謇成为国家公务员，同时也正式登上清流派的战车。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年9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面对惨败，清流派“口水抗日”进入**。由丁立钧领衔，翰林院35人联名上《请罪李鸿章公折》。

作为打李先锋，除了参与集体讨伐外，张謇以自己熟悉朝鲜事务为原因单独上《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奏疏中，新科状元慷慨激昂，围绕朝鲜问题的由来，对李鸿章处理朝鲜问题和对日本和战问题的种种错误，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在奏折最后，新科状元强烈控诉：“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场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挟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

这篇讨李檄文一出，群情激愤，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迫于压力，慈禧被迫以恭亲王奕诉替代李鸿章。但是恭亲王面对日本的不断进攻，也没办法，战事节节告败。到了10月11日，山海关已经告急，张謇夜访翁同龢，师徒两人说起局势，只能相对落泪。

正在这当口，张謇父亲病逝，他马上请假回家奔丧。1894年，张謇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这一年就这样在风雨飘摇中过去了。

下海

1895年，中国有3个人各自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张謇弃官从商的决心在京城暴雨中萌生，在家丁忧时滋长，在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鼓动中下定。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不顺心。丁忧在家的新科状元，心情很沮丧，“既成进士而父见背，不及视含殓，茹为大痛，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斩断仕进！”

其实，急流勇退的念头，早在1894年9月就已经在张謇心中萌生。

那月下旬的一天，张謇随文武大臣去迎接从颐和园回宫的慈禧太后。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两尺深，文武百官一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不少七八十岁的老臣。而慈禧乘轿子经过时，却视若无物，连轿帘也没掀一下。

这件事给张謇很大震撼，让他心寒：状元又如何？一品大臣又怎样？还不是一辈子匍匐在地任人驱使？这场暴雨，浇灭了张状元朝堂论战的**，让他从书生意气的亢奋中彻底清醒，退隐之念由此而生。回寓所后，他在笔记中写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在乡居丧期间，他不时想起生母金氏的临终遗言：“科举是出人头地的归宿，为了光耀门楣，一定要追求它，但你性刚语直，最好不要当官。”慈母的遗言，让张謇更加坚定了退出朝廷纷争的决心。

不做官，又能做什么？在乡间小路上，面对朝日夕阳，张謇在苦苦思索着。

转眼间到了1895年的夏天。一天，洋务派干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来信约张謇去江宁面谈洋务。

对于张大帅，张謇并不陌生。十几年前，张謇从朝鲜还乡时，就曾先后接到张之洞、李鸿章的聘书，但被他一概婉拒，被人称为“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一时传为美谈。张謇曾对友人说过：“我们好比大家闺秀，处子之身岂可不择媒妁，草草嫁人！”

十几年过去了，这一回再次接到张大帅的邀请，作为新科状元，谈的又是洋务，张謇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动身上路了。早在1886年，张謇就在家乡提倡蚕桑，还试制过高粱烧。与张之洞一样，他也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还是要看读书人能不能有作为！”

这年夏天，张謇两次前往张之洞衙署长谈，交换了许多关于学务商务的看法。在日记中，张謇写道：“南皮（张之洞籍贯河北南皮，故人称南皮）身上带有‘五气’——少爷气、美人气、秀才气、大贾气、婢姬气。”

大帅虽然“五气”俱全，但和状元却谈得非常开心。张謇对张之洞的主张很赞同，二张一拍即合。畅谈之余，张之洞正式邀请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意味着，张謇可以带着“公务员”身份的“救生圈”下海。这对正琢磨退出官场纷争的张謇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

一开始，张謇没敢答应，办厂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虽然状元及第，但终究只是一介寒士，既没有从商经验，囊中也颇为羞涩，一旦失败，自己承担不起。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张謇最后还是决定冒一次险。因南通棉花“力韧丝长，冠绝亚洲”，棉纱销路旺，张謇下决心先在通州办棉纺厂。

他对张之洞坦言：“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只会负气，我偏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但要办实业，难免委屈自己，低身下人，就算‘舍身喂虎’吧！”

1895年12月，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式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位南洋大臣终于把兄弟拉下了水。

丁忧期满后，张謇进京销假。当时，翁同龢已被慈禧勒令告老还乡，戊戌变法的败象已现，张謇一心想的是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在获准复职的第二天，张謇就以“通州纱厂系奏办，手续未完”为由再度请假。当天晚上，他就离开北京前往塘沽返乡了。他在当晚的日记中自嘲：“读书卅年，在官半日，身世如此，可笑人也。”

在唐家闸选定厂址后，张謇为纱厂取名“大生”。

“大生”二字源自《易经》上“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古语，他还亲自撰就一副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这副对联后经翁同龢手书，笔力千钧，气势宏大，既道出了纺织工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也道出了张謇实业救国的志向。

招股

状元经商，就像秀才带兵，听着就不怎么靠谱。

商人经商靠钱，官员谋私靠权，状元下海靠什么？面对状元经商的种种质疑，张謇的回答是：自强不息。他曾对儿子说过，他“时时刻刻，抱着用世之心和创造事业的大志”。

下海的张謇，身份很特别。他既不是有职权的官员，也不是广有资财的买办商人。当时敢轰轰烈烈办厂的，也就是这两类人。前者如盛宣怀，挟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势，利用大量国资创办招商局、电报局；后者如唐廷枢，作为当时最著名的洋行买办，唐不仅积累了不菲的身家，身后更有一呼百应的香山商帮的支持。

张之洞的最大支持，是给了张謇一个头衔；而张謇本人，除了实业报国的雄心和状元这个招牌外，并无万贯家财。虽然作为状元，他很受尊崇，但是他并没有经商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张謇类似官、商之间的桥梁，但桥梁不是那么好当的，有的买账，有的不买账。这一点，很快就在纱厂募资中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