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之船王悲欢（第3页）

卢作孚在多年后坦承，那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

怎么办？难道就此罢手？此时，他那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再次显现作用，他决心在绝境中找出一条生路。其他中国轮船公司的老路肯定是不能走，只能寻找新的路数，否则，只能是下水折腾一番淹死。

沿着长江上下游航线反复扫描，卢作孚惊喜地发现：重庆到合川之间至今没有通航，这是空白。只要吃下这一段，养活一只船应该不成问题。有了这样清晰的分析，他心中总算有了底气。

10月11日，卢作孚在合川县的通俗教育馆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讨论并决定兴办航运公司的资金募集问题。与会者共13人，多为他的老师和同学。有人曾形象地比喻：“民生公司不是实业公司，乃是朋友公司。”当时真正清楚卢作孚将要做到多大的，可能寥寥；但是相信他能做出一番事业的，应是全部。一个企业领袖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会议最后议决：未来的公司筹集股金2万元，分为40股，每股500元，分4次缴纳。股金由发起人负责分头劝募。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生公司正式起步。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民生公司成立纪念日。

书生下海，最难是钱。13位发起人几乎无一不穷，要拿出募股的钱来，就需3人或4人凑成1股，但这样，也仅能凑成两三股而已。卢作孚在以往瑞山同学中广泛劝募，同样也只能是数人合为1股，凑不上几股。

本县的士绅、商贾成为卢作孚劝募的主要对象，可是这些有钱人多持观望态度，有的甚至断然拒绝。早晚东拼西凑，连街上卖豆花的那些老板他都去募钱。

关键时刻，原合川县知县郑东琴被卢作孚的热忱所感动，他利用自己的名望向各方打招呼，许多人碍于情面，表示愿意入股，这才将僵局打开。资金到位后，卢作孚决定马上动身去上海买船。可是筹备处无力负担旅费，他只得向人借贷300元，这才得以动身。

到上海后，卢作孚一口气联系了9个造船厂。历时两个月的考察，对卢作孚智慧和胆略是一个考验，因为船太贵，“愈考虑愈困难，直困难到没有胆子订造了”。最终确定由合兴造船厂来做，制造一艘长22。86米、宽4。27米、深1。52米、载重70吨、吃水较浅、马力较大的客运小轮船。

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最后议定为3。5万元。就是这个数，也大大超过了公司现有2万元的总股本。

实际上，由于多数股东对造船持观望态度，迟迟不愿意交付股金，已收上来的股金仅有8000元，而且，这还包括筹办中的合川电厂的柴油引擎和发电机的费用5000多元，这样就只余下2000多元的经费了。

造船合同签还是不签？卢作孚决心背水一战，“惹祸订约”，先交了2000元定金，回去说服股东增资，再付造船的余款。

天公不作美。恰在此时，川江航业中，接连发生了几起因破产而累及股东血本无归的事件。影响所及，尚未交钱的股东更加惶然，死也不肯出钱。那些天，眼看交款日期逼近，卢作孚真的有点走投无路了。

良人自有天助。功败垂成之际，三个人及时出手，拉了卢作孚一把，让他终生难忘：

一是发起人之一、合川县视学（相当于教育局长）陈伯遵，在上司和同僚的默许下，从县教育基金中“大胆借出七八千元”；二是郑东琴再次出手相助，慷慨拿出自己的积蓄几千元；三是合川士绅郑礼堂，同意借给几千元。

这三笔钱一到位，恰好凑足了造船预付款。大家长舒一口气：第一道难关终于闯过了！筹备处立即派出彭瑞成、周尚琼携款赴上海，去船厂办理付款和接船事宜。

为早日将船接回，昭信于人，卢作孚当机立断，带着陶建中、五弟卢魁杰亲赴宜昌去接船，但船期还是被延误了。原来，其所购买的只是一条小轮船，艰难航行其间，航速大受影响；且又在城陵矶下游等处，两次遇到水上惯匪欲趁夜色上船抢劫。如此一番折腾，船到6月下旬才驶抵宜昌，卢作孚在此已等候半个月了。

了解到情况后，卢作孚不禁嗟叹再三：如果在航程中稍有疏忽，船被劫持，那又如何向股东交代，如何才能弥补损失？好在新船完好无损，卢作孚满心欢喜：未来所有的事业，都将由这条小小的轮船载负着起航了。

6月上旬，新船被命名“民生”，完成制造后驶离上海，从长江驶抵重庆，完成了它艰难的处女航。打拼多年，卢作孚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稳稳立足的甲板！

1926年年初，筹办中的民生公司成立了事务所，卢作孚任总经理。

此时，驻扎在万县的杨森执意邀请卢作孚去万县做市政佐办（市长助理），被他婉言谢绝了。作为总经理，卢作孚月工资是30元，而市政佐办的月工资是500大洋，车马费另计。杨森很不理解，卢作孚写信告诉他：“我平生只愿做事，不愿做官。”

开道

登上自己的客轮，纵目万里江流，第一次出川时的遭遇不由得浮上卢作孚的心头。他决心再造川江客运，创出一番新气象。

嘉陵江水，万古如斯。因为一个人和他脚下的一艘客轮，从这一天起，开始了巨变。

开业伊始，卢作孚就掷出航运业管理的“三板斧”。

第一板斧，是废除声名狼藉的“包办制”，实行公司统一管理的经理负责制。包办制导致的结果，就是任用私人，三亲六故、亲朋好友都一起来谋碗饭吃。

第二板斧，是推出全新的旅客服务方式。当时川江货运利润厚，客运利润薄，船员普遍对旅客态度恶劣。尤其是外轮公司，十分歧视中国旅客，中国人坐一趟洋船，有如蹲一回拘留所。“民生”轮则反其道而行之。

第三板斧，就是禁止船员向旅客索要小费。

这三板斧，大得民心，客人争着搭乘“民生”轮，体验一把主人的感觉。

虽然人气很旺，但因为只有一艘船，民生公司很快遇到了难题。一是一条船不能当日对开，因此在渝合这条航线上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二是冬季枯水期一到，就意味着渝合航线要停航五个月以上，近半年人和船都要白养着。

这让不少人深感悲观：“民生轮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但卢作孚则根本没有动摇，他说服股东把公司的股本由5万增加到10万，于1928年春末，在上海订造了一艘34吨的浅水小轮，命名为“民用”，投放到渝合航线。这样，不仅实现了渝合间的每日对开，而且“夺回”了嘉陵江冬季航运的收入。

局面一扭转，股东当中的失败情绪便一扫而光。但是卢作孚并没有满足，他想到了更远的布局，想造第三只船。

恰在此时，有一个南充商人谭谦禄，看到民生公司的船在渝合航线上获利甚丰，也想来试试。他集资在上海造了一艘120吨的客货船，命名为“顺庆”。“顺庆”轮开到重庆的时候，遇到了川军师长“范哈儿”。范认定“顺庆”轮是驻扎在顺庆的师长罗泽洲的。他与罗有宿怨，不由分说就扣了船，折腾了半年，才把船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