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裕棠之制造中国（第3页）

对许多苏州人来讲，苏纶纱厂曾是令他们自豪的记忆。曾有人嘲笑说：“苏州有文化，无商化。”作为苏州最早的机器纺织企业，苏纶厂亮起了苏州近代工业的第一缕灯光。

始建于1895年的苏纶纱厂，是清朝洋务运动的产物，由清廷授命在苏州服丧的状元陆润庠筹建。当时规划的厂区是紧靠大运河，西通无锡，东达浙江。经过一番波折，终于在1897年落成，主要设有花线、纱栈、轧花、清花、纺纱等工场。1898年的《官书局汇报》记载：“苏纶纱厂……每年可出棉纱线14000捆，约用工人2200名，分两班更换……”

到了1925年时，苏纶纱厂早已衰落，在周边后起的纱厂新秀的挤压下，连年亏损，已经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但虎死不倒威，作为老牌纱厂，苏纶纱厂其实还是有很大潜力的，这也正是严裕棠相中它的原因。

1925年梅雨时节的一天中午，傍着苏州护城河的泥路上，摇摇晃晃驶过一辆马车。车上坐的正是严裕棠，他撩开挡雨的帘子，看着河边高高低低的厂房。他吩咐马车停下来，跳下车子，撑一顶酱色油纸伞，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路上走着，两只眼睛不放过任何一个小角落。

这是严裕棠第一次到实地来踏勘苏纶纱厂。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次实地踏勘坚定了严裕棠租用苏纶纱厂的信心。

第二天，严裕棠在松鹤楼做东邀集苏纶纱厂6家股东，成立洽记公司，出面承租苏纶纱厂。不久，源记的许老板回请严裕棠，席间私下告之：“裕棠兄，说实话，苏纶厂实在是油水不大，以后你不要说我耍滑头，把包袱出脱给你。”

严裕棠笑道：“油水大的话，你许老板也不会金蝉脱壳了。不过我想事在人为，想做总是能做好的。”

许老板拱拱手，“能做好当然求之不得，我祝严兄心想事成！”

好话不灵坏话灵，还真让许老板说着了，严庆祥租办苏纶纱厂后，历时一年有余，一直不顺手，这使他大伤脑筋。光经营这一件事就够头疼的，偏偏苏州当局以苏纶纱厂（简称苏纶）厂房有倒坍的危险为名，勒令停工。严庆样找到业主，业主反咬一口，说是严家承租期间不事保养，反加损坏，拒不承担修理之责。这真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严裕棠愤然起诉，官司打了几个月，毫无结果。

强龙不压地头蛇。严裕棠知道，凭自己的力量很难在苏州将此事摆平。再三权衡后，他决定找青帮大头子杜月笙出面了结事端。他恳切地告诉请杜月笙：“我不但要了结这场官司，还要把苏纶盘下来。”

杜月笙此时已是上海滩闻人，既与南北军阀、官僚政客、外国名人广泛结交，又在江湖上呼风唤雨，可谓黑白两道，手眼通天。儿子们都以为老子急昏了头，自家怎能请动杜老大，但严裕棠深知钱能通神，他还真的请动了杜月笙。

1927年年底，盛记公司将苏纶纱厂作价30万两白银卖与严家。众人不得不佩服严裕棠的本事。此举对儿子们震撼很大，他们议论纷纷：“父亲真有本事，有胆识，非一般人所及！”

买下苏纶后，根据整修扩建和经营的需要，苏纶纱厂额定资本增加到80万元，其中90%以上是严家的。之后，严裕棠又争取到中国银行为期3年的长期贷款计150万两白银。

苏纶原有纱锭2万余锭，经过1年多的修整，焕然一新。开工后，营业情况迅速好转，“天官牌”棉纱不仅挤进了沪浙市场，而且成为上海交易所中做期货的筹码。同时，苏纶还注册了“飞鹰牌”、“神鹰牌”两个棉布商标，成为市场的抢手货。一年下来，苏纶的纯利达白银40万两之多。

苏纶纱厂的成功，无疑给大隆机器做了一个极其成功的活广告，让本土不少纺织厂家打消了顾虑，上海的永安纱厂和鸿章纱厂、江阴的利用纺织厂都先后采用了大隆的成套纺织机器。

升华

苏纶纱厂转危为安后，严裕棠的棉铁联营战略顺利实施，各项事业迈进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这时，他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仿制，他希望能真正生产出完全由大隆自己设计制造的崭新设备，让大隆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生产厂家，就像德国的西门子、美国的通用一样。

对于此前一直处于摸索着仿制别人产品的大隆来说，如果能做到严裕棠所希望的那一步，那就不仅仅是简单在生产技术方面上了一个新台阶，而是在综合实力上将出现一次大飞跃；在产品设计、制造工艺及生产管理方面，将出现一次真正的升华。

这样的前景无疑是诱人的，对于大隆这样依靠师傅传帮带来维持生产的作坊式工厂来说，实现这样的前景也是很艰难的，但严裕棠很有底气，因为他最喜欢的第六个儿子严庆龄已从德国留学回来了。这个专修机械制造的小六子，不仅学习成绩优异，动手能力很强，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大帮海归朋友，这些人简直就是一个中型机器制造厂现成的团队。

严庆龄当时已从德国留学归来，他中等身材，头发乌黑，前额高阔，仪表英俊而富魅力，在兄弟中长相最像父亲；他待人热情，气度稳重，整个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傲和若有所思的神态。看着意气风发的小六子，严裕棠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龄儿，你看咱们的大隆如何？”

“父亲，您是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自家父子，当然要说真话。”

“那我就直说了。我对大隆的现状很不满，工艺落后，效率低下，如能有效改进，那么我们制造的机器至少在价格上可以与外国竞争，市场有希望向南洋一带拓展。”

“你有把握吗？”

“儿子敢与您老立军令状！”

“好！一言为定，自明日起，大隆就交与你管理，有事父亲为你兜着。”

严庆龄听了，极为高兴，他一生的机器制造事业就此开始。在大隆，他先担任工程师，接着又升任总工程师、总经理，获得了不少实际经验。

有老父的大力支持，严庆龄对大隆现有的工艺组织大力革新。原来大隆的工艺组织分为制造和原动两部分，严庆龄取消了原动部，制造部的性质也改为安排生产和组织生产。他对各部场内组织分工做了进一步细化，在有条件实行流水作业的产品中，组织了流水线。

这样的变动，对于原来的作坊式生产组织来说，近乎于脱胎换骨。流水线将生产环节细分化、简单化，每一个工艺环节很容易掌握，不再需要长期学习，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原先的师徒制，也抽空了严庆祥原来赖以生存的管理基础。

小六子动了老大的奶酪，严老大当然不愿意，兄弟俩从开始的意见不合，闹到最后几乎要撸袖子打架，最后一直闹到严裕棠面前去。

严庆祥的心情，父亲还是理解的：毕竟这些年，大隆实际上是老大一手在管，厂子里的很多老人，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厂子里的一草一木，严庆祥都很熟悉。现在，眼看这些自己熟悉的一切，都要在小六子的现代化蓝图中化为乌有，严庆祥有一种类似卸磨杀驴的感觉。当然，他在大隆经营这么多年，这其中的利益可谓错综复杂，这一点严裕棠也不是不清楚。小六子毕竟年轻，有些急于求成，动作太大，甚至影响了厂子订单的正常生产，应该适当踩一下刹车。但这孩子，自小就心高气傲，也不能把冷水泼得太重。怎么办呢？姜毕竟是老的辣。不一会儿，老严便想出了个办法，这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美人计——让小六子将厂子里的事放一放，先把婚结了。

这些年，严庆龄在外留学，他的婚事让严裕棠没少伤脑筋。此时，严裕棠已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华商巨富，但家财万贯，不如妻贤子孝。妻贤夫祸少，老严心中其实早就把小六子当做自己事业的最佳接班人选，正因为如此，这小子的终身大事他自然要亲自过问。

这位未来的六儿媳是严裕棠亲自选定的，他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这位严家未来的儿媳，就是后来被称为“台湾经营女神”、头戴“纺织女王”和“汽车皇后”两顶桂冠的著名女企业家吴舜文。

原来，吴、严两家都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纺织世家，彼此交往甚密，儿女联姻自然会让家族间关系锦上添花。当时，严家还有老六、老七尚未婚配，严裕棠希望吴家能从两人中选一个做女婿。

那年，吴舜文刚从上海中西女子中学毕业，也到了可以论及婚嫁的年龄。严家主动上门求亲，吴舜文的父亲吴镜渊自然乐意，问题是严家那两个孩子此刻都远在国外留学，让他从何择起呢？这一点难不倒严裕棠，他带上两个儿子寄来的家书，让吴家来个看书择婿。吴镜渊一听，也觉得可行，俗话不是说“言为心声、字如其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