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弼士之沧浪酒魂（第3页）

这类事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遭受此等待遇的不止张弼士一人，可谓千千万万的华人。企业家中类似的还有卢作孚、陈光甫等，正是外国人这等民族歧视的偏见与规定，激起他们的创业**，从而产生了民生航运、中国旅行社这样影响巨大的著名民族企业。

卢作孚、陈光甫受歧视时，尚未发迹，只能将愤恨暂时藏在心中；而此时的张弼士，早已功成名就，哪里肯吃这个亏！为给华人争气，张老板决定立即创办自己的轮船公司。《清稗类钞》有这样的记载：“张乃登广告于西文各报，招聘船员，购置商舰，往来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之间，专载华人华货，价照德公司减半，盖誓毁家以与德公司竞也。”

这场价格战令德国这家轮船公司损失惨重，其经理赶忙托人向张弼士道歉求情。张弼士直言，必须改掉不准华人乘坐头等舱的陋习方可罢战。为避免破产，德国佬只有被迫答应。

这场商战只是张弼士一生事业中的一个小插曲，此时此刻的张老板，更多的心思还是在如何实业报国上。

自1893年应诏归国后，张弼士受到光绪帝的召见。趁此机会，他多次上书朝廷，建议振兴商务。归纳起来，张的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核心思想：一是设商部，二是开特区，三是引外资。

1903年，在奏札中，他向光绪皇帝直言：“现时库款支绌，财力困微，其能筹集巨资，承办一切者，唯仰赖于商，农、工、路、矿诸政必须归并商部一部，否则事权不一，亦非商战之利。”

清廷君臣认为张弼士的建议有道理，于是光绪皇帝于当年9月下诏成立商部，钦命载振为商部尚书，钦命张弼士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这个事件影响颇大，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评论说：“实业之有政策，以设商部始。”

1904年10月，张弼士获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他又上陈奏札，提出发展商务的12条建议。在奏折中，他建议动员海外侨民回乡投资：“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韵之以衣锦还乡之乐。”在策略上，他提出：“凑集华资，认真提倡，选择要地，筑路一段，开矿一区。”就是将华资用在最迫切的筑路、开矿上，以此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要想富，先修路。这样的见识，在张弼士的商业实践中，其实算是常识。最能开人眼界的，还是他建议在闽粤两地开设特区。

张弼士在奏折中说，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有所侧重，首先要以沿海地区作为开放的窗口，“外埠华商，籍隶闽、粤者，十人而九，其拥厚资善经营者，指不胜屈”，所以“振兴商务，尤非自闽广等省入手不可”。

光绪皇帝当时正急于改革，他认为，国外华商能在短时间内发达起来，除了聪明才智之外，主要是他们的理念正确。因此，清廷很快采纳了张弼士的建议，先后颁发《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以种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外华商投资。

为借张弼士的国外影响力，清廷还任命他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据当时记载，返回南洋后的张弼士，每到一处，“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如堵，极一时之盛”。

买路

1892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但能被载入史册的不多。一百多年后，2000年的中华世纪大典，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这一年能被铭刻的只有四件大事，其中有一件就是张弼士做的。关于这件事，铭文是这样写的：“1892年，壬辰，清德宗光绪十八年……华侨张弼士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酒酿酒公司。”张弼士答道。

创办张裕，是张弼士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他回国投资创办的企业中最成功的一家。而张老板的创业动机竟然来自一个道听途说的故事。

1871年的一天，巴城，在商界已鼎鼎有名的张弼士受荷兰籍总督亨利邀请，去参加法国领事馆的一个酒会。会上，张弼士对法国葡萄酒赞不绝口。看到他对葡萄酒如此感兴趣，法国领事就向他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这位法国领事是英法联军的一员。当英法联军占领烟台后，他们发现烟台的山中有大片的野生葡萄，于是士兵们便用随身携带的小型制酒机，用野生葡萄酿出了葡萄酒。而这些酒的味道，堪比法国本土的名牌葡萄酒，给这些期望对酒当歌的英法士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个法国领事酒酣耳热之际顺口说出的一段往事，却让张弼士牢牢记在心里。要知道，张弼士在南洋的第一桶金就是来自洋酒销售，更不要提客家人喜欢酿酒喝酒的悠久传统。

20年后的1891年，张弼士应时任登莱青兵备道（辖登州、莱州、青州三府，道台衙门设于烟台）兼东海关监督的盛宣怀的邀请，到烟台考察。对于盛宣怀来说，把张弼士请回来，当然是想借此完成国外招商引资的任务，让他到烟台去开矿、建铁路。

按官场规矩，张弼士到迎宾馆住下来后，盛道台自然要先招待他吃喝玩乐一番，然后便带他参观港口，参观这个参观那个，以激发他的投资热情。但张老板这次回来，最大的兴趣还是在葡萄酒上，对修路、开矿他也不是不可以干，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借此机会，张弼士对烟台的风土人情进行了全面考察，他发现此地靠山面海，气候湿润，土质肥美，确是种植葡萄的好地方，可以酿造出优质葡萄酒。

考察一番后，盛道台询问张老板的投资意向。沉吟一阵后，张弼士问：“我可不可以在这里种葡萄？”盛宣怀当时就愣了，这根本不在计划之中嘛，怎么回事？张弼士重复并解释理由后，盛宣怀说：“我可以给你1000亩荒山种葡萄，但你种葡萄干吗？”“我想酿葡萄酒。”

盛宣怀琢磨，反正酿酒也是办实业，只要是在我的地盘上就算我的业绩。因此，他爽快地同意了，并答应提供像修路开矿一样的优惠政策。末了，盛道台又问：“那你打算给这个葡萄酒厂取个什么名字呢？”“张裕！”张弼士是脱口而出。

其实，这个名字张老板已经琢磨很久。既然决定办酒厂，就要起个好名字，名不正则言不顺嘛！张裕公司的创办，在中国葡萄酒产业史上属于破天荒，而且，这还是张弼士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家企业，犹如娇女上轿，新妇生子，怎么也得起个好名字！

创始人既然姓张，公司挂块“张记”牌子本是顺理成章的事，用不着格外在意。然而有意思的是，翻遍张弼士的生平年谱和所办企业名录，大小二十几个企业，裕和、裕兴、裕昌、裕益——“裕”字比比皆是，唯独找不出第二个“张”字，奇哉！

办酒厂，钱不是问题，张老板有的是钱。但问题是执照难办，因为这涉及公司采用什么章程，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还是商人合股？这些在当时流行的办厂方式，张弼士一概不用，他要独资独办。

至于其中原因，张弼士在一次与李鸿章的对话中说得很清楚：“政府要办，须先设办公机关，派人采购……工厂尚未建成，资金已耗去大半；开工后，折扣、浮冒、种种弊端亏损难以预计，安得获利？”

在当时清政府的官僚作风之下，申办这样一家独资企业必须要得到朝廷的点头许可。在他的多方斡旋下，李鸿章终于为公司亲自批示：“准予专利15年，凡在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地方，无论华洋商民，不准在15年限内，另有他人仿造，以免篡夺。”这应该算是清政府批准的最早专利。

执照拿下来了，但张弼士心中还是不踏实。他已经计算过，办这样一家酒厂，至少要有200万两白银的投入，耗时更是无法预期。如果不把路子铺垫好，到时候半途而废，那损失就太大了。

虽然已经结识了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大臣，但张弼士深知，要想确保在国内投资的安全，让自己的商业建言落到实处，就必须打通政治势力最强的环节。说白了，就是要直接搞定清廷真正的主人慈禧太后。

1903年，慈禧太后召见张弼士。当日恰逢慈禧寿辰，他顺势奉上一笔厚厚的觐见礼——白银30万两，此举轰动清廷内外。为此，清廷赏给他头品顶戴，太仆寺正卿职，而且体恤其年老，特准其见太后与皇帝时可以不跪拜。

从此，张弼士成为官商一体的红顶商人，这无异于为张弼士发了一张在国内投资设厂、实业兴邦的通行证。此后，张弼士在朝廷内外不仅做事一帆风顺，而且遇事总有贵人相助。

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当时名满天下，人品学问高人一筹，书法又精到。张裕葡萄酒动工时，张弼士动了请他题写厂名的念头。以翁同龢的练达，当然知道张弼士非等闲之辈，乐得送个人情。翁大学士当下大笔一挥，朴茂凝重、气韵天成的“张裕酿酒公司”六个大字一气呵成。翁的书法润格一向让人望而却步，这次特意破了例，每字仅收白银50两，算是意思意思。

一百多年来，这六个镏金大字一直镶嵌在张裕公司大门上方，透着不同凡俗的富贵大方气象，既抬高了张裕的身价，也使过往的行人多了一份谈资。

卧薪

地到手了，人员也开始进驻，1892年春，张裕酒厂在烟台海边正式开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