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之船王悲欢（第2页）

算起来，到上海买船，这是卢作孚第三次出川。四川有句老话，人不出川不成龙。非常巧合的是，卢作孚每一次出川，都给他带来人生巨变。

卢作孚第一次出川，不是求学，也不是办实业，而是逃亡。

在一次演讲中，卢作孚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曾说，他“由18岁起在社会上奋斗”。那正是1911年，18岁的卢作孚参加了辛亥革命。

报考清华未遂，卢作孚继续自学。此时，已经长大的他，阅读范围已不仅仅是纯粹的课本，还包括大量政治社会书刊。正是在这种自学过程中，年轻的小卢接受了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他结合大量社会问题，不时在成都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与感想。这些文章，自然引起了成都的同盟会会员的注意，他们设法弄到了作者的通信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卢作孚。

令这些革命党人惊讶的是，卢作孚只有18岁，严格来讲，这还是一个少年，但卢作孚的思考深度已经远远超过寻常之人。双方见面后，一拍即合，谈得非常投契。在会员们的引荐下，他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会员。这样一个机缘，确实是时代需要与个人选择的契合。

1913年，军阀胡文兰当上了四川都督之后，立即开始捕杀革命党人，20岁的卢作孚因为是同盟会员而悄然离开了成都，回到了老家合川县。后来他得知，有许多侥幸逃脱的革命党人都纷纷去了上海，便也萌生了去上海的念头。上海是个国际大都会，经济发达，思想活跃，信息灵通。他相信，在那里他能够学到新的知识，能够找到新的救国办法。

1914年夏，卢作孚辞去江安中学的教职，回合川辞别了父母，然后从重庆乘坐“蜀通”轮东下。这是他第一次出川，当时，他21岁。

川江如练，三峡如削，一路极目都是大好河山。然而，旅程中有两件事却让他心情沉重。

一是沿途江上往来的大小船只几乎全都悬挂着外国旗，有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可就是见不到中国旗。二是他乘坐的中国轮船“蜀通”轮，客舱分为几等，等级待遇天壤之别，“高等华人”和洋人享用最豪华的头等舱，贫苦乘客只能住最低等的“统舱”。

一路行来，愤青卢作孚感慨万千。这两件事，与他后来决心从事航运业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个星期后，船抵达上海。一上岸，卢作孚就去联络先前从四川来的“革命同志”。可是，让他大失所望的是，劫后余生的战友们热血早已冷却，有的陶醉于十里洋场，有的忙着在官场钻营。

卢作孚看不惯这些人的行径，和这些人一刀两断，独自在沪上自学。可是，读书是没有收入的，只有依靠远在家乡的父亲往上海寄钱。每次寄钱，卢茂林都要从合川徒步走到重庆。这样的钱卢作孚自然要放在胸前焐热了才舍得花。卢作孚租住最便宜的“亭子间”，站在屋里腰都伸不直。吃饭也是随便凑合，有时吃不起饭，他就买个最便宜的烧饼，在图书馆里边看边吃。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他仍刻骨铭心：“住在小阁楼里，饿过两三天，出来不能走路。”

在黄炎培等人的影响下，卢作孚意识到：辛亥革命之不彻底，就在于民众尚未觉悟；而要使民众觉醒，就要广开教育之路，让教育不再是奢侈品，而是使民众都能受益。“教育救国”信念的形成，是卢作孚此次出川的最大收获。

在上海逗留一段时间后，卢作孚起程回乡。路费不够，他只能乘船到宜昌，然后步行千余里回到合川。此时卢家极其贫困，卢作孚靠给《上海时报》写通讯勉强度日。后来，他又经友人推荐去成都《群报》担任记者兼编辑，月薪14元，仅够全家人吃咸菜度日。

1917年初夏，卢作孚受聘去合川县立中学当了监学兼数学教师。这年秋，由同事热心做媒，卢作孚与16岁的蒙淑仪喜结良缘。蒙淑仪父母早亡，她是九兄妹中唯一的女孩，精于女红，为人十分善良。卢作孚对妻子非常关爱，让她放了脚，耐心教她读书识字。两人恩爱相依，携手走过了人生几十载。

不久，《群报》改名为《川报》，成为四川新文化思潮的主要阵地。卢作孚应邀到《川报》担任记者，后来又成为编辑和主笔。

1921年，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杨森的一纸邀请，让一直呼吁教育救国的卢作孚获得一次宝贵的实践机会。杨森久闻卢作孚之名，但两人相见还是第一次，其场面很富有戏剧性。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初次见面，杨森问道。

卢作孚坦然答道：“我没有上过大学。”

杨森大为诧异道：“那你怎么教得了中学的数学？”

“我曾在成都一个补习学校读过几天。”卢作孚回答。

惊异之余，杨森更加惺惺相惜，当场聘任卢作孚担当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

好景不长，四川军阀混战，杨森战败出逃。靠山倒了，川南的“新教育”试验骤失依凭，不久即人亡政息。自此，卢作孚开始怀疑：在军阀的指挥刀下，何来满园桃李？

孙中山曾提出过“改造中国”的口号，然而清朝政府垮台后，“中华民国”并没有显出多少新气象，军阀混战甚至带给民众更多的流离痛苦。什么才是“改造中国”的最佳方式？当时的国人在迷茫中，都在思考，青年卢作孚更是为此上下求索。

有一次，卢作孚请他一位朋友来给公众演讲，那位朋友向听众宣示了自己的革命理念：“我是一颗炸弹。”但卢作孚却当场委婉地提出了另一种理念：“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这就是他独特的社会改造理念。

1922年岁末，卢作孚再次出川，到上海和江苏考察实业及职业教育。这次考察，让卢作孚大开眼界。在南通拜访了状元实业家张謇后，他认识到，教育救国必须有实业做后盾。

三十而立。第二次出川，卢作孚终于完成了人生理想的三级跳：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

买船

1925年8月，炎天暑热的蓉渝道上，几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赶路。领头的人身材瘦小，衣着简朴，神情刚毅，他正是打算回乡创业的卢作孚。

回到合川后，谈笑叙旧之间，卢作孚向亲朋、老师、同学们**了心迹：创办一家自己的航运公司。公司第一条航线的构想，就在那些黑瓦檐下喧闹的堂屋里渐渐浮现。

卢作孚回忆当时的情景：“许多长辈和朋辈见着这几位好不容易回到乡里的人，都有深厚的感情，必得从‘请吃饭’表现出来。甲当了早饭的主人，乙又当了午饭的主人，丙又当了夜饭的主人。当我们离开甲家便到乙家，离开乙家便到丙家，废时利用，便讨论起事业来了。如果资本集得起来的话，我们应得造一只小船走重庆与合川间，或办一个工厂在合川城内外。大家认为造小船比较容易些。”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卢作孚开始了紧张的调查研究。他和友人黄云龙一道去了重庆，把长江上游所有的轮船公司统统调查了一遍。结论令他们触目惊心：清末民初更替之际，是川江航运业的黄金期。那时一条船只要运营一年，几乎就可以赚回一条船。中外资本见有利可图，纷纷抢占这一领域，“航业以极短的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剩”。惨烈竞争的结果是：大多数的船公司陷于船本折完，欠债无法偿还，只能转租或者卖船。市场一片紊乱，风险和压力极大，尤其对没有强大实力背景的中国籍轮船公司来说，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