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之近利远功002（第5页）
在美期间，陈光甫与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结下了终身的深厚友谊。关于陈光甫在美的活动，胡适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光甫办银行30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别人的脸孔，此次为国家的事，摆脱一切。出来到这里，天天仰面求人，事事总想不得罪美国财政部，这是他最大的忠诚、最苦的牺牲。我很佩服他这种忠心。”
在送给陈光甫的一张照片上，胡适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打油诗，以纪念两人当年在美求援的日子：“偶有几根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解冻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陈光甫人生的分水岭。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光甫敏感地看到：“所谓资本主义之经济已演变为福利经济。”因此他认为，应该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定为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的目标。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陈光甫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
后来，迫于国内外压力，蒋介石决定改组政府，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参政议政。
这一次，陈光甫也积极参与，他在日记中这样评述：“今天的政府好有一比，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国民政府正如一家银行，国民党办了20年没有办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兑现，或是怎样，这家银行岌岌可危，于是总经理蒋先生不得不去拉些新股东来，或者比传的更确实些，请几个新董事而总经理不变，希望因为这些新分子而银行可以暂渡难关，依然维持下去。”
国民党假民主、真内战的行径，让民族资本家们很快陷入绝望。但陈光甫对国民党执政20多年的失望，并没有使他认同陌生的共产党。对于打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他的心态极为复杂，顾虑重重。
1949年，一生谨慎的陈光甫作了一个折中的选择。既不去台湾，也不留在内地，而是出走香港，不久即在香港成立新的上海商业银行。此时，这位民国第一银行家成为国共双方都拉拢的对象。毛泽东把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送给他，蒋介石则威逼他不得回内地……
1951年10月1日，受国内外形势影响，新成立的上海银行的员工们在香港分行门前升起了五星红旗。此事引起了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注意，导致美国冻结了上海商业银行600万美元的国外资产。
这笔钱绝不容有闪失。这是出走后陈光甫能掌控的主要资产，是他及其管理团队的养命钱。从这天起，为了这笔钱的解冻，陈光甫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旅。
就在陈光甫四处奔忙时，香港上海银行再遭重创。香港分行贷款额中有很大一笔贷给了星光服装厂，而这个客户并不具备贷款条件。陈光甫提醒立即追回这笔贷款，但相关负责人并没有意识到巨大风险，没有抓紧追要。不久，星光服装厂即将破产的消息就开始流传。1956年1月19日，上海商业银行再次遭遇挤兑风潮。之后6天中，被客户取走的存款达1898万元，此时上海银行的所有准备金只剩下2637万元。
事件发生后，陈光甫从台湾匆匆赶回香港。
一到香港，陈光甫就拜访了汇丰银行的负责人，请求帮助。由于上海商业银行及陈光甫个人商誉良好，汇丰银行做出了许多金融机构无法想象的行动，即：接受上海商业银行被美国冻结的资产作为抵押，提供巨额贷款。1956年2月月底，这场挤兑风波宣告结束。上海商业银行虽然免于破产，但总共损失了大约300万美元。
对于这起风波，陈光甫认为，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管理失误。他说：“从我个人的良心看待整个事件，如果不是因为星光服装厂烂账的原因，他们也不可能使银行陷入如此困境。我想说首先犯下错误的是我们自己。”
就在挤兑风波期间，美国前财政部长摩根韬偕妻子来到香港。1956年2月4日，摩根韬夫妇专程去看望了陈光甫。陈光甫在家中非常热情地款待了这对贵客。席间，他借机请求摩根韬帮忙解决财产解冻事宜。此后，摩根韬一直关心着这件事情。
1956年7月22日，美国财政部答复上海商业银行：接受其解冻资产的申请，但需要台湾当局的担保。
陈光甫没有料到，解冻资产的事美国人都同意了，却卡在了台湾当局手上。为此，他不仅自己亲自拜访台湾当局各部委大佬，还特地派遣上海银行副董事长朱如堂去台湾周旋。朱的父亲是蒋介石的密友，他拿着有关备忘录直接找到蒋纬国，请他直送蒋公。老蒋亲自读过后，对陈光甫的政治倾向有了更深的了解后，方同意重新讨论。此时，陈光甫主动将50万美金存入纽约的“台湾中国银行”。台湾当局这才终于放行。
1957年，获得了解冻的资产后，上海商业银行发展迅速。1965年5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在台北开业。从此，陈光甫定居台湾。
归去
定居台湾时，陈光甫已年逾八十。此时，上海银行各项业务已经步入正轨，不再需要他亲自走在一线，因此，这位忙碌一生的老人终于有了更多闲暇来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
鉴于台湾岛内当时错综复杂的政局，这位一生谨慎的老人更加低调。除了与一些长期交往的好友有所来往外，更多的时间是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寄情山水。除外，他也开始整理自己的日记。
作为著名的银行家，陈光甫一生接触的风云人物不知凡几，经历的风浪也难以计数。往事如烟，很多事情都淡忘了，唯有日记记录下他当时的心情与感受。
在长达几十年的日记中，1949年2月1日那篇非常重要。这一天，陈光甫谈到了何谓企业家精神，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往昔私人企业之动机与目的，不外牟利与个人享受，而衡量一事业之成败，亦以其获利能力为主，其他不与焉。……开明之私人资本家近年已有所觉悟与转变，而其最主要者即为标榜服务社会。换言之，即私人企业之目的已不仅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简化所称之理想，不外为增加对社会之便利，提高人民之生产能力，与乎惠及一般就业水准。”他认为这是西方开明资本家努力的方向，相比之下——“我国私人企业迄未能有此境地。由于政治之不清明，社会之封建，与乎民众知识之落伍，私人企业从始即无西方之基础，多数私人企业除牟利与享受之想望，更无所谓‘理想’。其间虽有少数开明人物抱有远大之胸襟，但往往不能不与社会妥协，环境与局势使其‘理想’受折磨与阻挫，即便有所表现，亦属非其本来面目。”
他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生存问题，私人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生存；二是局势不定，在大局不定的情况下，如何可以展布远大的理想；三是人员的变质，或投机取巧，或利用职权发财，正直者先灭亡的反淘汰现象。”他强调：“世界大势以及中国历史均证明，盲目牟利之机构将无永存之地步，必须将‘理想’因素纳入私人企业中，方可存在。”理想就是“以所能换所需”，“即尽一份力量，得一份报酬，而不取不应得之利益”。
岁月不饶人。很多老朋友都先陈光甫而去，孤岛上隐居的老人更觉孤单。
1976年7月，96岁的陈光甫躺在床榻上，往日那双闪着睿智光芒的眼睛有些暗淡了。他望着天花板，想起阳明山上的樱花、梅花、杜鹃花、山茶花，那里瀑布轰鸣，花红草绿。恍惚中，四下里是一片五色缤纷的光辉，沐照着他，覆盖着他。他不自觉地想起往昔的创业岁月，还有汉口的海关，上海的外滩，镇江的口岸……他仿佛看见了望子成龙的父亲，拖着病体迎候在上海码头；望眼欲穿的娇妻，凄风冷雨中独立长江岸边；亲如手足的张嘉璈、李铭、钱新之，风雨同舟的张骞、范旭东、卢作孚、荣氏兄弟，还有博士大使胡适、艺术家程砚秋……他们都或哭或笑着向他走来……
古人曰：仁义礼智信。陈光甫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五个字。
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在《陈光甫外传·序》中这样写道：“我的传主陈光甫先生，恰好生于光绪七年。在个人的感觉中，实在是一个意义与趣味两俱深长的巧合。这一年的人，颇多杰出之士。但对国家社会贡献之大，个人成就之多，无疑应推‘光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