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之近利远功（第2页）

这所驰名世界的高等学府，向这个中国学子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商业世界，带给他一段美好的人生时光。在这里，他不仅用3年的时间学完4年的大学课程，而且拥有了专业的金融知识、技能和眼光。

紧张学习之余，虽然陈光甫从未约会过任何美国女孩，没有参加过一次周末舞会，但他没少参加各类社会活动。他曾被推举为中国留学生联盟的财务委员，为了筹集联盟活动经费。他精心策划过多场成功的商业活动，擅长理财的天赋初步显现。

陈光甫对“服务”的深刻理解也源于沃顿求学期间。当时，他总是按习惯到银行提取每周10美元的微薄津贴。每一次，取款银行的一名女出纳总是微笑着对他说：“孩子，你已把钱用完了吗？其实，你现在不应该花这么多的。”这个女出纳一以贯之的微笑与劝诫，终生铭刻在陈光甫的脑海里，他后来曾回忆说，这是他平生所受的第一堂银行服务课程。

沃顿期间，还有一件事极大地影响了陈光甫的人生。那是1907年，因生产过度扩张与货币收缩而引发了一场美国金融危机，当时，人们极度恐慌，工厂倒闭，股市暴跌，美国政府几乎束手无策。此时，美国资本大鳄摩根银行挺身而出，临时承担起中央银行的职责，从而挽救了差点崩溃的美国经济，重树了世界各地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

目睹了这一金融风暴的陈光甫，从此将摩根视为心中的偶像，也坚定了自己回国创建银行的决心。

美国5年，奠定陈光甫一生事业与人生的根基。在美期间，与孙中山、孔祥熙等人的交往，使他与以后的国民党人建立起一种天然的联系，这决定了其一生的政治立场，当然也影响了他后来在1927年春天、1949年秋天两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人生抉择；而留美期间的广泛人脉，既是他一生金融事业的最大臂助，也决定了他在重大事件面前坚定的亲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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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冬天，陈光甫终于回到阔别5年的故乡。

留学归来，不少校友都前往北京谋求官职，但陈光甫却不这样想。他的理想不是做官，而是经商。

经人推荐，陈光甫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的重视，邀请他办理财务，并进而受到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这一时期的陈光甫非常活跃，他常常与朋友们聚会，畅谈国是，关心革命。

一次聚会上，一位友人问道：“诸位，若革命一旦发动起来，必然需要大量资财。你们说，这笔经费如何才能筹措得到？”众人平时高谈阔论惯了，很少想到解决实际问题，猛一听居然一时无言可对。过了半晌，还是陈光甫打破僵局：“可否在江苏的裕苏官钱局做点文章？”“主意倒是好主意，只是如何实施呢？”这句话提醒了他，当务之急是要有可行之策。

此次聚会，让陈光甫的事业心受到强烈的怂恿。他不满足于裕苏官钱局官办银行的经营现状，希望自己能够一试身手。辛亥革命成功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委托他在苏州创办江苏银行并担任总经理。

十年寒窗，今日有了用武之地，陈光甫踌躇满志，决心干一番事业，打造一家全新的官办银行。为此，他在走马上任后，先后采取了八项措施：第一，将总行迁往上海，以便在金融中心拥有一席之地；第二，为了与国际接轨，引进欧美银行的现代管理模式；第三，聘请专门人才，采用新式银行簿记；第四，为了降低金融风险，放弃纸币发行权。第五，设立货栈，提倡实物信用；第六，吸引社会资金，开展储蓄业务；第七，建立查账制度，提高银行信誉；第八，培训在职人员，增强银行的办事效能。

这八项措施，一反以往各省官钱局旧习，在整个中国金融界激起巨大反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陈光甫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场杀身大祸却从天而降。

1913年，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与孙中山撕破脸皮的袁世凯岂肯善罢甘休，严令捕杀革命党人。一天，袁世凯听说江苏银行出资资助肇和兵舰炮轰江南制造局，不由发怒道：“江苏银行总经理竟敢动用银行资金支持叛军行动，真是胆大包天！”于是，他下令杀掉陈光甫。

好在袁世凯的手令先被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麇看见。张一麇是江苏吴县人，1908年袁世凯被清廷放逐，回到河南项城原籍，张一麇也随之被解职还乡，两人算是患难之交。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与陈光甫在江苏短暂共事。他对陈光甫的为人早有了解，又是同乡，岂能见死不救？看到手令后，张一麇马上找机会在袁世凯面前为陈光甫开脱：“江苏银行的资金，是在军人持枪威逼之下才被取走的。陈光甫也是出于无奈。如今下令严处，似有不妥。大总统一向奖惩分明，令人心悦诚服，万不可因此事落下话柄。不妨留待进一步查明实情之后，再做处置。”

袁世凯听后，觉得言之有理，也就答应张的请求，此事便不了了之了。这一切，远在上海的陈光甫毫不知情，他不知道自己曾命悬一线。

祸不单行。陈光甫刚刚躲过杀头，又碰上另一场灾祸。

“二次革命”时，张勋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被派往江苏任都督。张勋上任后，立刻责成陈光甫把江苏银行的存户名单抄报上去。接此命令，陈光甫感到可笑。为储户保密，这是银行业的起码规矩。张勋这么做，简直是绿林大盗般的蛮横行为。他深知张手中不仅掌握着权柄，还握有刀柄。然而，屈服于**威，岂不是对不起存户吗？

思前想后，陈光甫决定挺直腰杆，他以“银行有为存户保守秘密的义务”为由，拒绝呈报储户名单，并将此举提交银行董事会讨论，获得赞同。随后他提出辞呈。

陈光甫的回应，令张勋大吃一惊：一个文文弱弱的洋书生，竟胆敢抗命不遵，真是自找死路。于是，他立即下令，免去陈光甫江苏银行总经理的职务。

这场风波的真相，很快被上海《大陆报》披露于报端。人们对陈光甫敬佩不已，纷纷为陈光甫打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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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江苏银行后，陈光甫陷入深思，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

回国后的种种遭遇，让他意识到：政局动**，风云变幻，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如此脆弱。对他曾有知遇之恩的两位封疆大吏：端方和程德全，一个死于非命，一个遁入空门。可见政治是危险的，最好是远离政治。

改造官办银行之路看来很难走通，陈光甫决心避开官场干一番自己的事业。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实业迎来了发展的良机。机不可失，陈光甫决心抓紧创建一家自己能掌控的银行。

一个好汉三个帮。陈光甫首先找到他的两个挚友——张嘉璈和李铭。张嘉璈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李铭时任浙江银行稽核。他们都是海归，三人年龄相近，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在上海银行业中有“三兄弟”之誉。

一开始，陈光甫向他们二人征求意见时，他们并不赞同。他们认为，开银行必须要筹措大量资金，而这谈何容易！但陈光甫却不这样想。他认为，银行开办之初，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与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金份额的多少。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

当时，市面上的银行，无论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政府与外国商人大宗生意上的外资银行，还是把眼睛盯在达官贵人身上的国内银行，它们对于小商人与普通老百姓都不屑一顾。所谓金融事业事实上成了“大人物”的专利，而普通老百姓在银行的高楼大厦面前却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这样，在大银行与小百姓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

陈光甫用他锐利的目光，发现了银行之林中尚闲置着的这片隙地。他认为，先集资5万元～10万元，银行即可以开业。开业之后，可以通过吸收普通百姓的小额存款来逐步累积资本。只要真正提供优良的服务，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

集腋成裘，蚂蚁雄兵。到那时，资本的积聚和运用这两大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陈光甫的独到见解和精辟分析让二位挚友深深佩服，马上就帮助他着手筹备。

钱少也是钱，而陈光甫一点资本都没有。经李铭介绍，他说服一个叫庄得之的买办拿出7万银元，作为建行资本。庄得之出资最多，担当董事长，而陈光甫在庄的帮助下才勉强凑够了5000银元资本，出任总经理。

1915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宁波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开张了，资本不足10万元，职工只有七八个人。开业那天，陈光甫既没办酒席，也没有请钱业董事，唯恐被同行耻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就这样静悄悄地诞生了。

在强手如林的上海滩，一家知名度很低的小银行怎样才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呢？“本行所恃为命脉者，即为‘服务’二字。”陈光甫响亮地回答，从而打破了银行业以往高高在上的传统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