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之红黑聚散（第6页）

走出官邸，私底下跟朋友交流，刘老板才知道，大后方经济异常落后，物资匮乏，急需能人来打开工业生产局面，孔祥熙就向蒋介石推荐了他。

困难不可怕，只要政府支持，刘鸿生有信心从头再来。他立刻行动起来，首先在重庆和长寿两地筹建了中国毛纺织厂和中国火柴原料厂。

办厂需要机器设备，在大后方是没办法的，既不能生产，也没处去买，刘鸿生派四子刘念智潜回上海，拆迁浦东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刘鸿生之子刘念智回忆当时情况说：“这个厂子当时由日本海军占领，说是拆迁，实际就是偷运，即从浦东运到浦西，从日军防地偷运到公共租界，用个比喻，就是要从饿虎口中夺食。”

刘念智仔细琢磨，他自己直接出头肯定不行。怎么办？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用重金雇用了一个瑞士籍的犹太人干这件事。这家伙是上海滩黑道中人，一手持枪，一手要价（1吨1000元伪币），然后再向日军司令部的一个少将行贿，以打通关节。刘念智花了50万元代价，才把500吨纺、织、印染设备及器材陆续地运到缅甸仰光。

与此同时，应刘鸿生召唤，刘氏企业的纺织工、挡车工、机修工等各种熟练工人也纷纷不远千里，艰苦跋涉来到大后方，只等机器设备一到就可开工。

身在重庆，刘鸿生一边安置工人，一边翘首以待缅甸的机器尽快到来。可在缅甸这边，上海运来的机器却一直滞留着没法运。本来可由海道转运越南海防，不料海防也陷落了，只好通过滇缅公路辗转运输了。刘念智通过蒋介石侍从室，弄来了几张“予以紧急启运”的委员长手谕，但军统局控制的西南运输公司，各级机构都忙着走私，发国难财，别说“手谕”，天王老子也没用。

俞飞鹏是蒋介石的表兄，当年刘鸿生奉命整饬招商局时，俞飞鹏曾三次写信给刘鸿生，要刘鸿生手下留情，至少不要解雇他那正任轮船买办的小舅子。只是他这位小舅子劣迹太过显著，不动确实没法交代，刘鸿生便一再婉言回绝，最后回复俞飞鹏说：“事关全局，奈难从命，幸请见谅。”这让俞飞鹏非常恼火，觉得丢了面子，一直怀恨在心。这一次，刘鸿生有求于他，他当然不会放过报仇的机会。

无论如何交涉，西南运输公司就是置之不理，一等再等，结果于1943年4月等来了日军占领腊戍。刘氏车队夹在中国远征军大溃退的洪流中，很快就走散了，同行7人中，1人死，3人失踪。刘念智走野人山原始森林，九死一生，方回到重庆。对此，刘鸿生痛心疾首，他说：“小人，无视国难!俞飞鹏是报我招商局一箭之仇呀!”

后来，上海500吨旧机器终于运来了，另外的机件也拼凑起来。但要正式开工，必须有一大笔启动资金。这时候，几经战乱，刘氏家业确实已拿不出钱了。刘鸿生想到了蒋介石“要钱给钱”的诺言，马上叫四儿子出面奔走。刘念智一连数日奔走在财政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兵工署、四联总处以及重庆各家银行……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银行几乎不敢发放长期贷款。最后，刘鸿生只好自己亲自出面，跑到曾家岩孔公馆，谒见财政部长孔祥熙数次，资金才算有了一个眉目。

孔部长的方案是：中毛、中火扩股成政府的特种股份公司，由政府投资，均由宋子良任董事长，并由国货银行（宋、孔合办）任总稽核；刘鸿生出任此二公司总经理，另派孔宋的亲信担任副总经理兼厂长；刘鸿生须筹组并出任官方火柴烟草专卖局局长，订出实施条例，每年创收几千万元。

看着这些要件，刘鸿生气得双眼翻白，仰天长叹：“蒋介石要赔偿我1000万元，原来是这么回事呀!我这个昔日上海的大老板，如今倒成了他们的小伙计啦!”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事已至此，半途而废也不是办法，那些投奔他的工人还要吃饭，挣扎了一阵子后，刘鸿生只能接受现实，继续奔走大西南和大西北，努力办厂。

在抗战胜利前两年内，刘鸿生先后在兰州办了西北洗毛厂、西北毛纺织厂，在贵州办了氯酸钾分厂，在昆明、海口办了磷厂，在贵阳、桂林、重庆办了三家火柴厂（合股），在广西办了化工厂。这些工厂垄断了大后方市场，获利甚丰，但官股占五分之四，刘鸿生只是小伙计，利润大多进了四大家族的腰包。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千姿百态的，但是在后来的20年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道路，却非常艰难曲折。

中日战争的爆发，中断了中国民族资本的正常发展。战争中的惨痛损失，战后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让当时的许多民营企业生存艰难。1949年以后对留守内地的工商业资本家的改造，则基本上消灭了资产阶级。

刘鸿生和刘氏企业是一个见证：见证了旧中国民族工业的黄昏；见证了一个灰暗时代的结束；见证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并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彻底消失。

从辍学开始，刘鸿生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位上海大亨。这个理想也确实实现了，虽然他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在民族大节上，他比许多人做得更坚决，并因此几乎损失了前半生全部的奋斗成果。在大后方，他依然千方百计办实业，那种认为他没有实业报国理想的说法是很偏颇的。

刘鸿生一生笃信基督教，这种人生选择和他的教会学校背景有关。实际上，在刘鸿生生活的那个年代，企业家们普遍都有宗教信仰：基督教、佛教、天主教。哈同是犹太教徒，刘歆生是基督教徒。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经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失去了统治地位，整个社会缺乏思想依托。这时候，在社会上做事的人，包括民族企业家，都需要一种支撑他们奋斗、开拓市场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宗教起了很大作用。具体到刘鸿生身上，他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精神，他几乎把他所有的企业利润都用在再投资上面了，这多少有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的色彩。

由于出身社会底层，在艰难地向上打拼的过程中，刘鸿生表现出对于人际关系的超强的掌控能力，有一种超凡的在江湖中游刃有余的谋生技巧。在老百姓看来，这是红黑两道，有点像流氓大亨，但是在历史学家那里却另有说法。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家龙在《大公司与关系网》一书中，以大中华火柴公司为例分析了刘鸿生的这种能力：

事实上，贯穿刘鸿生一生，他都在巧妙运用这种关系学，着力培植了基于家庭、同乡、同学和其他的各种关系——

家庭关系：刘鸿生的老丈人叶世恭就是办火柴厂起家的，当然给予他不少帮助。他的哥哥刘吉生作为他最重要的创业助手之一，兄弟二人曾经长期一起风里来雨里去。

同乡关系：刘鸿生能进入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就来自宁波同乡会会长周仰山的推荐；1920年至1937年间，他还亲自担任了这一老乡组织的会长。

同学关系：虽然没有拿到圣约翰的学位，刘鸿生却在创业成功之后成功创办了圣约翰同学会（梵皇渡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成为他在上海的各类资源整合平台。后来，他的好几个同学都在他的企业里担任银行经理、会计等重要职务，他的学长宋子文更是成为他后来的一个政治优势。通过宋子文，他曾得以承揽蒋介石部队的军呢用料。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居于中心的自然是刘鸿生本人。虽然和这些人交往，刘鸿生一生却没有什么特别佩服的人，他很自负，始终觉得自己是最厉害的。

纵览刘鸿生的一生，其商业经营之道归纳起来不外“聚”、“散”二字。

一聚，刘鸿生主张并厂集资、联合对外，借图竞存。一散，刘鸿生绝对主张多元化，他投资的门类多达10多种行业，跨越工、商、金融等行业。

在子女教育上，刘鸿生也搞“多元化”。他有10个儿子，3个女儿，分别送到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学不同的专业；不管哪个国家强盛，他都有子女出来应付局面。可惜的是，他只猜对了开头，却没有猜透结局，最后的一张大牌不是欧、美、日，而是苏俄。但刘鸿生毕竟洞达事理，在他周旋于蒋宋孔陈等民国要人间的同时，他还秘密资助六子刘公诚5000元，筹建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为自己的晚年留下一条退路。

1956年年初，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刘家价值2000多万元的企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同年10月1日，69岁的刘鸿生离开了这个让他既看得分明又想不明白的世界。

追悼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胡厥文，送给他如下“铭”文，算是盖棺论定。这“铭”文的评价，对刘鸿生来说，算得上是十分中肯：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创业维新，不封故步。

细大不捐，勤攻所务。

爱国心长，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