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之近利远功002（第3页）

当年上海申新业务不佳，面临破产，各路债主上门逼债，荣氏兄弟走投无路。此时，作为主要债权人之一，陈光甫整夜陪着荣宗敬，怕他想不开。经与荣氏兄弟商量，由银团派人前往申新兼任副总经理，监督申新运管；与此同时，上海银行牵头继续贷款支持。此“发兵救兵”之策，光甫日后论及，颇为得意，认为这是将兵法的原则运用到银行业务。果然，不出5年，申新扭亏为盈，所借中国银行及上海银行共3000余万元款项悉数还清。当时，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一心想将申新收由自己经营，曾当面要荣宗敬回家养老，而陈光甫坚持“银行只做银行”，只求收回本利，不想侵吞他人产业，宋子文最后只得放弃。

后来，为了更系统地防范风险，陈光甫还在银行内成立了调查部。调查部不仅关注个人信用，分析企业经营，更对重大投资地域及方向选择提供决策支持。

1928年初春，陈光甫因激赏资耀华发表在《银行月刊》上的文章，托人诚邀其加盟上海银行。资跳槽加盟后，陈光甫非常信任他，委托其主持调查部工作。

1930年，陈光甫派资耀华去东北考察开设分行的可能性。东北的银行同仁热情招待，百般邀请，但资的考察结论是：“东北三省已经成了一个大脓包，迟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脓包穿了再看。”

次年，日本侵占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终于没有匆忙进入东北，这亦是大不幸中之小幸。”事后，陈光甫与资耀华谈及此事时，大家额手相庆。

挤提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两句话，用来形容陈光甫，可谓恰如其分。

但一向谨慎的陈光甫，怎么也想不到，上海银行会遭遇挤提风潮。要知道，这可是银行家们最害怕的事。当年红极一时的胡雪岩，就是栽在了钱庄挤提风波上，断送了一世英名，最后连命都赔进去了。

更令陈光甫想不到的是，这样的厄运，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夏天开始的。1931年6月，上海银行的新办公大厦落成。嘉宾盈门，高朋满座，与16年前悄然诞生时的落寞相比，真是天差地别，恍若隔世。

望着崭新的上银大厦，陈光甫感慨万分。这座崭新的大楼，标志着上海银行已经跻身于中国最有名的大银行之列。十几年的风风雨雨，5万多个日日夜夜，发展到如今地步，是多么不容易啊！

但陈光甫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场暴雨冲得个干干净净。当年7月27日，长江中下游大雨滂沱，长江、汉水暴涨，江、汉合流处江堤溃决，汉水浸入汉口市区。消息传来，陈光甫的心一下揪紧了。上海银行作为押款而存放在汉口仓库的几十万担食盐，时刻面临雨淋水浸。水情紧急，函电不断送来，令陈光甫触目惊心。

8月17日，武汉江水达到55。6英尺，汉口各轮船公司码头货栈下层全部被水淹没。盐，那几十万担食盐，付之汪洋了！仅此一淹，上海银行损失将近200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消息传至上海，不仅引起了上海人的愤怒，也造成了银行客户心理上的恐慌。紧接着，9月21日，英国宣布废止金本位，一时国内外债券暴跌。虽然涉足不多，但上海银行损失自不可免。

值此多事之秋，一些觊觎上海银行的别有用心之人，开始下手了。“汉口损失数百万元，债券损失两千余万元，上海银行马上要破产了。”这样的谣言不胫而走，客户们大为恐慌，唯恐自己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资金有什么损失，争相涌向上海银行，提取存款。

9月22日大清早，上海银行门前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平日所备的准备金被大量提走。一开始，陈光甫没太在意，对挤提风沉着应战，指望谣言不攻自破。不料，3天过去，挤提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提走的存款已达总库存的一半。

平素稳健老练的陈光甫，此时心中也没了底。纷纷拥入的人群，争先恐后的眼神，让他背上突然有种冷冰冰的感觉，不禁浑身打了个寒噤，他似乎看到胡雪岩那悲凉而绝望的表情。迫不得已，陈光甫只好四处求助。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至交张嘉璈。

接到电话后，张嘉璈立即命令中行各分行尽全力支持上海银行各分支机构，并允许上行以新办公大楼做抵押，贷借80万元，用以应付提存。

为救兄弟，张嘉璈真是豁出去了。他下令特别开仓，用现银声援。他命人从仁记路的上海中国银行把一箱箱的现金运往宁波路的上海银行，摆在那些忙于提存者的眼前。一箱箱现金川流不息地运来，暂时驱走了提存者心头的疑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则把大量现洋故意堆放在营业柜台上和楼道内的显眼之处，堆积得像小小的银山。

但背后的黑手岂肯罢休，新的谣言再次风传。“张嘉璈假公济私，很快就要被查办；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已经不再支持商储了，商储这回非垮不可；陈光甫的老婆孩子早已出国，他自己说不定哪天也跑了。”

刚刚安静一天，挤提风潮再起。

这一回，上海银行门外的马路上人山人海，客户个个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呼天抢地，简直是不顾生死，而手里拿着的，不过是几十元、两三百元的存单而已。还没提到款的存户如丧考妣，甚至威胁今天再提不到钱，就在商储门前上吊。

1元起存的负面效应，在这危急关头，不幸显现。

陈光甫感到绝望了。他拨通了南京政府财政部的电话，向另一个哥们儿钱新之求救。钱新之告诉他：“政府也帮不了你，赶紧去找杜月笙杜老板吧，他有办法。”

身为海归的陈光甫，一向很少与本土帮会交往。情急之下，他想起同乡杨管北。杨管北祖上为镇江富豪，是杜月笙的重要经济顾问，与陈平日交情挺好。

杨管北没想到，自己一张嘴，杜月笙就慨然应允。杜先是拨通电话，通知上海滩的各路朋友都往商储银行里存点钱。然后，自己提着100万元现款，亲自送到商储银行。不久，租界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提着大包小包，出现在上海银行门口，声称来存钱。银行存款部主任得了陈光甫的通知，早在大门口恭候了。各路大亨鱼贯而入，“欢迎”之声不绝于耳。

这个场面把挤在门口等提钱的人镇住了，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见来存款的人就像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人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了，开始慢慢散去。往后的一个礼拜，来提钱的人数急剧下降，逐渐恢复到平常水平。

至此，上海银行总算摇摇晃晃地挺过了这道鬼门关。这是陈光甫一生最提心吊胆的时光。对那些伸出援手的贵人，他知恩图报，终生难忘。

后来，杜月笙主办的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营业规模扩大，陈光甫立刻以“堆花”方式，将50万两白银存入，让杜白用一年，利息分文不取。

远足

陈光甫有两大爱好，一是读书，二是旅游。他自称是“一个酷好山水、南北东西之人”。这一点，非常符合中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

陈光甫要求银行的分行经理们每年旅行一个月，“无论欲往何处，均听自由”，旅费则由银行全额负担，目的是“以放宽眼光，增加知识”。

1923年年初，陈光甫在香港拟往云南旅行考察，便到一外商经营的旅行社购买船票，见该社售票处的外籍职员与一女子笑语谑声地交谈，陈静立良久也无人理睬。陈光甫实在忍受不住了，就上去质问对方。谁知那个外国小伙子不仅不解释，反而冷笑着说：“你不满意，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自己办一个呢?”

当时，国内旅行社都是英、美、日等洋商所办，中国人无论旅游还是公干，办理手续都要经过他们之手。洋商不仅收费高昂，而且态度傲慢无礼，根本看不起中国人，但因为没有自己的旅行社，因此，国人受气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