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之海归创业（第3页）

北京的天阴沉沉的。冷气肃杀，山雨欲来风满楼。

梁启超去云南反袁了，当然指望不上，那么，还能依靠谁呢？

“引岸制是从老祖宗那儿传下来的，要改变久大运销状况，唯一人可。”一位老友点拨。“谁？”范旭东迫不及待地问。

“袁世凯！”

轻悄悄地三个字，让范旭东如醍醐灌顶。是呀，袁世凯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要改变盐引制度，除了他，谁的话也不管事啊！可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袁大总统替久大精盐厂说句话呢？

绞尽脑汁地想呀想，倏地，范旭东想到一个人，杨度。杨度也是湖南人，曾留学日本，颇有学识，当时是袁世凯身边的大红人。

杨度那时候在袁大总统眼中火到什么程度，有例为证。唐绍仪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后，杨度很是嫉妒，常在袁世凯面前嘀咕，提醒袁世凯小心孙中山的这个老乡。

一次，唐绍仪要娶一个小自己20岁的小老婆，便将两撇老气横秋的仁丹胡剃去了。袁世凯听说后，一语双关地说：“绍仪啊，为了新欢，竟抛弃20年相伴的老友，真是喜新忘旧啊！”这类事不止一次两次，后来唐绍仪便借病辞去总理职务，移居天津了。

由此可见，这个杨度在袁世凯跟前是多么吃得开。

当久大产出精盐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杨度看准当久大的股东肯定会赚，曾有意入股。现在，范旭东找上门来，邀他入股，当然正中下怀。“好哟！我就入你久大的股。”杨度举着范旭东带来的两瓶精盐，操着浓重的湖南腔痛快地说。

既然当了久大股东，杨度当然不会与自己的公司过不去，他马上带着两瓶精盐，找机会与袁大总统切磋。

中南海，袁世凯官邸。袁世凯一边用食指沾了一点儿精盐放进嘴里咂咂滋味，一边赞叹：“味道不错，这用瓶子装盐很卫生嘛！”

“可是……”杨度故意欲言又止。袁世凯瞪圆了眼珠子追问：“可是什么？”“盐务署只许这精盐在天津东马路一处销售。”杨度觑看袁世凯的脸色。袁世凯也咂出这精盐的另一番味道，可是，要照顾久大销路，就需要打破引岸制啊！袁世凯权衡着其中利弊。

眼看老袁拿不定主意，杨度进一步进言：“大总统，眼下云南那面闹得正欢，梁启超叛变了，张謇也辞官不干了，这时候咱们应该多笼络人心，尤其是多笼络工商界的人心才是呀！”

这句话可是说到袁世凯心里去了，他一拍脑门，“他娘的，给他们5个口岸！”5个口岸，意味着久大的海王星精盐将在长江流域的湘、鄂、皖、赣四省打开销售局面啊！这是中国盐政史上破天荒的事。久大的海王星，从此真正走向民间。

从第一袋精盐卖出去开始，久大与中外盐商之间的战争就始终没有停止。这场战争，看上去没有硝烟，却处处闪现着刀光剑影。

上市不久，各种关于“久大精盐有毒”之类的谣言在市场上散布。而英国驻华公使甚至妄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久大公司的运盐船出港。代表列强利益的盐务稽核所和代表北洋政府的盐务署，甚至也不得不一再迎合盐商的要求，压制久大的发展，虽然他们都很清楚盐商是导致盐政败坏的根源。

久大刚设立时，因为规模较小，获利无几。1917年2月汉口分店成立后，销路骤增，久大公司精盐市场占有率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当年，久大精盐销量增加到12万担，1923年为42万担，此后一般都在30万担至40多万担之间浮动。1936年达到最高，约为50万担。

无语

绑票，是古代中国绿林好汉的拿手好戏。

到了近代中国，绑票者及其手段与被绑对象也与时俱进。绑票者多为军阀，被绑者多为实业家。绑票地点也从乡间推进到都市。绑是手段，票是目的。这种现代绑票，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敲诈。

久大精盐打开市场后，产销两旺，财源滚滚，自然被许多人盯上了，尤其是那些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军阀们。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打得十分激烈，塘沽成了两军拉锯的地方。趁着打仗的乱劲儿，长芦盐运使张廷谔开始趁机捞钱。

一天，张廷谔来到久大精盐厂，找到范旭东。这位34岁的盐运使敲起竹杠一点也不拐弯，“吴大帅就要打败张作霖了，这块地盘统统归吴军所有了。不过，眼下大帅军费紧张，派兄弟来找你借两个钱，听清了，是借，你不用害怕！”

见范旭东一言不发，张廷谔又咂咂嘴自言自语道：“这样吧，过三不过五，三五天之内我来拿钱，你可要给我提前准备好，误了大帅军机，责任你可担不起！”

幸运的是，不久，直军前线全军覆灭，吴佩孚从海路逃走了，张廷谔也没敢再找范旭东，久大算是躲过一劫。

不幸的是，豺走了，狼又来了。1925年，奉系军阀驻天津直隶督办李景林也打起久大的主意，不过这个军棍比张廷谔更狠毒，也更无耻。

一天黄昏，范旭东回天津日租界的家。这里很繁华，范旭东怎么也想不到，就在家门口，光天化日之下，自己却被地方当局派人绑架了。

天津驻军兵灾善后清理处，一间豁亮的办公室内，李景林出面了。

他挺着胸脯，话语强硬：“本督办急需军饷20万元，范老板帮着解决一下吧！”“我无钱可拿！”范旭东严词拒绝。“要钱还是要命，你看着办吧！”李景林大吼，从腰间拿出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拍。没想到范旭东不屑一顾，冷笑道：“要命，本人倒有一条。”

见硬的不行，李景林换了一副嘴脸，“老范啊，你今年42岁了吧？长我一岁，我该叫你一声哥。兄弟眼下有难处你总该帮一把吧？你变通变通，可以向久大借些钱嘛！”

“本人无权借用公款哟！”范旭东寸步不让。他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饶有兴致地摆弄着手中两个拇指般大的小瓷马，这是准备送给女儿的礼物，看也不看李景林。

一个硬“借”，一个死扛。

李景林终于火了，土匪本性毕露，他一把抢过范旭东手中的两个小瓷马，恶狠狠地摔向地面，一边大骂：“妈拉个巴子！想死，没那么容易！”

就这样，这个军棍干脆把范旭东囚禁起来。

范旭东的妻子许馥和久大精盐厂先后接到李景林的信：赶紧送钱，否则就要范旭东的命。

这事，被担任过大总统的黎元洪知道了。当时，黎元洪已经卸任，住在天津。黎元洪很小的时候就随父从湖北移居天津北塘，天津也可称得上是他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