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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之近利远功
1915年6月，陈光甫创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家“小小银行”开创了零存整取、红白礼包等一系列新的储蓄种类，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无数个第一，不到20年即成长为中国当时最大的民营银行。
作为海归企业家，陈光甫成功的根本来自对商业模式和商业伦理的深刻理解。他主张“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比别人更自觉、更彻底地扬弃了“官商”传统，而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意识。
当年，陈光甫与张嘉璈、李铭、钱新之并称为“国内银行界四大名旦”，陈更被誉为“中国的摩根”。能获得美国人这样夸奖的中国企业家极少，只有清末民初的南洋归国巨商张弼士曾获类似的殊荣，被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陈光甫不仅创建了中国最著名的私人银行，还是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更在抗战时作为特使赴美借款。
楔子
1904年3月的最后一天，清晨，汉口，长江码头。太平洋轮船公司的“中国号”即将起航了。岸上，23岁的陈光甫与妻子景韵芳依依不舍。这位镇江小伙，一张国字脸，额角高宽，下巴厚实，鼻直口方，眼睛又大又亮。身着红色旗袍的新娘娇艳可人，眼睛里滚动着泪水，曼妙的身段和爱人靠得很紧。新婚燕尔，老丈人景维行便催促陈光甫动身赴美。老景既是陈光甫的职场恩人，又是这对小夫妻的大媒人，堪称里里外外一手包办。原来，作为德商瑞记洋行的买办，景维行常到海关来办事。喜欢看相的老景，观察了陈光甫很长时间，最终得出结论：这小伙子面相主贵，未来潜力很大。而自家的二小姐年纪不小，却尚未有合适人家，这样的潜力股岂能让与他人？
不久，陈光甫因为难以忍受洋上司的刁难，一怒之下，辞职而去。趁此良机，景维行便介绍他到汉阳兵工厂充任译员。之后，老景又请准湖广总督端方，委派陈光甫随湖北代表团参加圣路易市世界博览会。
轮船终于离岸，佳人越来越远。陈光甫伫立在甲板上，凭栏回眸，久久未动。“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一去，岂是千里万里！这一别，何止儿女情长！牵挂娇妻的陈光甫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生精彩绝伦的事业，就在这汽笛声中起航了。
跨海
这是陈光甫平生第二次出远门。第一次是从老家镇江乘船去汉口。那一年，陈光甫刚刚12岁。
当时，光甫的父亲陈仲衡正在汉口海关任职。海关里精通英文的买办们，工作清闲，收入稳定，头脑灵活点还可赚大钱。这让做小生意出身的老陈非常羡慕，略通英语的他自忖廉颇老矣，但儿子们却还小，若能精通英语，将来路子就宽了。于是，他决定将光甫接到汉口来。
从镇江到汉口，一路逆江而上，只见云外远山耸翠，船边近水翻银浪。见到这般景象，第一次离家的小光甫好似进入仙境一般。他第一次领略到世界如此之大，天地如此之广。
到汉口后，小光甫被父亲送进报关行当学徒，一边打工，一边跟一位老外学英语。18岁那年，他凭流利的英语考入汉口海关，担任邮局职员，并因此结识未来的老丈人景维行。
由此看来，正是两位父亲的远见，决定了陈光甫的命运。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切的契机竟然会是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美利坚远在万里之外，但山姆大叔的世博狂欢，却真真切切影响了身在汉口的中国小伙子陈光甫的命运。这件事印证了这么一句俗话：南美洲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引起太平洋上的一场风暴。
命运与世博会紧密相连的不止陈光甫一人，中国近代中国企业家中，张謇、张弼士、郑观应等也深受世博会影响。这一切不是偶然的，在中国融入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世博会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与平台，而有幸参与其中的个人与企业当然会得风气之先，在一个日渐开放的时代，成为引领时尚的弄潮儿。
1904年4月30日，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终于开幕了。
初时感到新鲜，继而感到乏味，最后感到自卑。参加博览会的这几个月，对陈光甫来说，真是五味杂陈。新鲜的是，琳琅满目的各国产品，西方先进国家送展的工业产品，使他惊羡、感叹。自卑的是，中国送来参展的物品十分落后，除农产品外，其余的仅仅是国人平素常用的衣饰器具模型。每当他看见参观者的藐视目光，或听见他们的哂笑时，他的脸上就不由得发烧。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展览，使他失去了新鲜感，越来越感到单调、乏味，也越发感到自卑。但一个人的到来，让陈光甫看到了希望，这个人就是孙中山。
一天，陈光甫在会上意外看见了公然反叛朝廷的孙中山。孙中山的大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一开始，光甫还有些惴惴不安，但孙先生端庄的仪表和豪迈的气质，很快就深深地吸引了他。第二天散会后，陈光甫鼓足勇气叩门拜访孙先生，两人促膝交谈两小时之久。
“清朝好比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历史证明，在中国，朝代的生命正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成长、成熟、衰老和死亡等阶段。当前的清朝统治，自19世纪初叶即已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
中国有许多极有教养的能干人物，他们能够担当起组织新政府的任务……一旦我们革命成功，不但我们的祖国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敞开。……”
这一番道理，陈光甫此前未闻其详，今日聆听，真是胜读十年书。孙先生演讲一番后，当然忘不了招兵买马，他问：“你愿意参加兴中会吗？”
兴中会是革命党人的组织，与华兴会同为当时中国的两大骨干革命组织。虽然感佩于孙先生的言行，但这一问还是来得太突然，陈光甫低头思忖片刻说：“我现在一心想的是矢志求学，掌握实业救国的本领。马上投入政治斗争，放弃求学的机会，实难接受，请先生原谅！”
“你的想法我很理解。你要努力学习，学成之后，报效国家。”孙先生的谆谆教导，陈光甫铭记在心。
为了表明对革命运动的支持，陈光甫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5美元捐赠了出来。5美元不算多，但孙博士很感动，他看重的当然不是钱数的多少，而是眼前这位年轻同胞的一片热忱。
留美
1904年12月1日，圣路易斯世博会终于闭幕了。
美国的大街小巷热闹非常，大人小孩都在忙着准备在圣诞树下迎接圣诞老人的节日祝福。目睹这一切，一种难以遏抑的乡思在陈光甫的心头油然而生。他思念祖国、故乡、亲人、爱妻。此时，中国代表团成员纷纷打点行装，准备赶回家过年。但陈光甫不打算回国，他抑制着与亲人重聚的愿望，决定留下来读书。
陈光甫先是进入圣路易斯的一所商业学校补习，接着进入爱德华州的辛普森学院。在这里，他经受了学习与生活上的双重考验：课堂上，英语一般的他听不太明白教授的课程，而数学与地理等基础差的课程更是基本跟不上；课堂外，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天气，没有暖气热水的宿舍，让他经常感冒。至于生活上，更是有上顿没下顿。多重压力下，陈光甫硬是挺了下来，他一生中坚忍不拔的品性，多是在这段时间磨砺而成。
几个月后，陈光甫的学习成绩渐有起色，处境也慢慢得到改善。首先，辛普森学院给他提供了一笔津贴；之后，张之洞的儿子张全向他伸出援手，介绍他拜见中国驻美公使梁同成。
那是1905年夏天，陈光甫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响了驻美公使办公室的大门。出乎他意料的是，梁同成热情地接待了自己这个素昧平生的自费留美学生，并当场答应每月向他发放100美元的留学补助金，这简直就是把他视同公费留学生看待，从而卸下了压在他身上的沉重的经济负担，并在不久之后转入威斯林学院。
这件事让陈光甫铭记终生，他一生做人低调，却极重感情，一旦朋友同事有难，总是热心相助。这种重友情、重感恩的品质底色，也是在留美期间铸成。
十几年后，著名女作家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因为刚正不阿，被北洋政府在京师高等检察长任上停职审查，杨愤而返回无锡老家，不料却生了重病，家里生活一时陷入困境。陈光甫与杨荫杭是宾州大学校友，得知消息后，他曾多次抽空从上海前往无锡探望并给予生活帮助。这不仅给老友带来很大安慰，也让杨绛记忆深刻。
1906年，陈光甫进入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