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趋附权变上位（第4页）

上海强学会刚刚成立不久，北京强学会就因为屡屡批判李鸿章等后党卖国投降行为，而被后党分子杨崇伊以“结党营私”为由参劾。慈禧怒不可遏，立即查封了该强学会，并关闭了《中外纪闻》。

慈禧查封强学会，关闭《中外纪闻》轻而易举，因为强学会和报社及其记者都在她的眼皮子底下，她根本用不着大老远地进京抓记者。

北京强学会及其所属报纸都被查封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还能办下去吗？肯定不能了！张之洞担心惹怒慈禧而引火烧身，于是立即停办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

康有为很郁闷，他因此抱怨张之洞：“江宁（南京的张之洞）处处掣肘，即使没有杨崇伊参劾，上海强学会也办不下去。”张之洞没有回应，但俩人的矛盾第一次公开呈现。

幕后办报

不久，张之洞回到湖北。因为慈禧查封了北京强学会，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出面干这种冒险的事了，于是派心腹幕僚、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汪康年（1860—1911，浙江杭州人）同黄遵宪一起接管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他则退居幕后，坐观其变。

汪康年到上海后，依张之洞的指令，聘用原《中外纪闻》主笔梁启超改版《强学报》，改版后的强学报更名为《时务报》。汪康年任报馆总经理，主管财政人事大权，梁启超则任主笔，主管编辑撰稿工作。

光绪二十二（1896年）七月初一，《时务报》第一期出版，此后每旬出版一期。《时务报》相当于政论性、评论性报刊，针砭时弊，激发士气，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张之洞非常看好这份报纸，认为其“宗旨正大，议论切要，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他不仅捐了500两银办报经费，还带头在湖北搞摊派发行，规定湖北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学院、工厂等都要订阅《时务报》。

在张之洞的带动和影响下，湖南、山西、安徽、浙江、江苏、贵州、江西等省各级部门都纷纷订阅《时务报》。《时务报》一时间成为这几个省的官报，发行量飙升万余份，是晚清维新运动期间影响最大的报刊。

另一个维新人

《时务报》办得好，全赖于主笔梁启超。梁启超在维新派中的地位仅次于康有为，他以文笔见长，其笔锋犀利辛辣，擅长讥讽时政、宣传变法、鼓吹民权、鞭挞专制，他简直就是维新派的一柄利剑。

张之洞非常爱惜梁启超的文才，他有一个想法：这么有才的一个人，如果一直当报纸主笔实在太可惜了，我要是能把拉拢过来，当我一个人的主笔，岂不是妙哉？我真的特别需要一个私人记者，我在湖北干了这么多大事，要是有一个人专门来宣传报道我该多好啊！

想到这里，他就给梁启超写信：“卓老，你来武昌待几天呗，我有事找你商量。”

“卓”是梁启超的字，梁启超还是一个23岁的毛头小伙子，年近六旬的张之洞竟称他为老先生，真是雷死人不要钱，但这足以表明张之洞对梁启超的器重与厚爱。

梁启超也有意思，他还没见过张之洞的面呢，就“吾师”长“吾师”短地叫上了。

说起来，梁启超和张之洞还颇有渊源。梁启超在很小的时候就阅读了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编著的《书目答问》，这部书对他起到了启蒙教育作用，从这时起，他就把张之洞视作师长。不久，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在广东大力兴办洋务与教育事业，作为广东学子，梁启超是洋务教育的受益者，他自然更加敬重张之洞。

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乡试中举，但次年他赴京参加会试却名落孙山。回到广东后，他投奔到康有为的门下，成了康有为的大弟子。

这时，张之洞已调任湖广总督，但梁启超一直是他的粉丝，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他。当张之洞争取到卢汉铁路的主修权后，梁启超就给他的好友、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写信：“张香帅，今世之大贤也，其权位虽然不及北宋名相王安石和明朝万历首辅张居正，但论才能，他比这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因为独撑败局，力争主权而众望所归、名声高涨。梁启超更加敬重他，另外，北京强学会全仗张之洞扶持资助，这么说来，张之洞也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因此，每每谈及张之洞，梁启超总是感触颇深地说：“当今海内大吏，论通达西学，深知精髓者，莫过于吾师；论博古中学，精研体要者，莫过于吾师……”还没见面呢，就称人家是“吾师”了，可见梁启超对张之洞有多么敬重。

收买未遂

既然吾师盛情相邀，那就得去拜见吾师。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腊月十六，梁启超从广东返回上海时，特意到武昌拜见张之洞。

梁启超清楚地记得，他拜见张之洞的日子，正是张之洞侄子大婚的日子。张之洞为了接见他，竟然撇下前来府上祝贺的亲朋好友，大开中门及暖阁迎接他。

他嫌这还不够档次，于是问随行幕僚：“要不要鸣炮相迎啊？”

幕僚回答道：“哎呀妈呀，这太骇人听闻了！只有朝廷钦差大臣和外国使臣来了，总督大人您才可开中门和暖阁以及鸣炮迎接啊，梁启超才几斤几两，他连一个七品芝麻官都不是，您怎能给他这么高的礼遇呢？”

张之洞恍然大悟：哦，我的天，我真是太能搞了，太不讲究了，那就免了吧。

尽管张之洞没用最高礼遇迎接梁启超，但他却极其盛情地款待了梁启超。这天晚上，两人倾心交谈，直到深夜二更才分手。

张之洞找梁启超谈话的目的很直接：邀请梁启超出任两湖书院时务院长，并进入他的幕府，成为他的幕僚。至于年薪则高得惊人：1200金。

梁启超只是一个举人，抑或是一个撰稿人，他没有任何名分，竟然得到天下第一总督的如此器重和礼遇，他真是受宠若惊，恐慌不安。惊恐之余，他正式和张之洞以师生相称。

面对张之洞的恳切邀请和高薪**，梁启超要是没动心那是假的，没动心那是傻子，但通过这次深谈，梁启超深深地明白：他高价聘用我，其实就是买断我。买断了我，也就买断了我的维新思想和政治生命。我是一个**不羁的人，我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只有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宣传维新思想。而我要是被他买断了，就无异于成了他的笼中鸟而任他摆布、听他使唤，甚至成了他的狗腿子。

还有，他和我们这帮维新人并非高度同心同德。尽管他力主的变革和我们推行的变法，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他毕竟是洋务派首领，他代表的是近代封建主义改革派；而我们则代表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维新改良派。他改革的是除政治以外的其他领域体制，而我们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政治体制，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他和我们是两个不同的阶级。

当然，他比那些顽固守旧派要先进，而我们又比他要先进，新阶级总是要替代旧阶级。但这不会轻而易举，中间肯定会有政治斗争，甚至会有流血牺牲。因为历史无数次证明，新阶级取代旧阶级的过程，都是极其漫长、艰难和惨烈的过程。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他和我们会斗得头破血流，甚至你死我活。梁启超深有自知之明，于是他拒绝了张之洞的收买。张之洞也不便勉强，只好一声叹息。

冲突

然而，回到上海后，梁启超就和张之洞产生了冲突。因为梁启超的言论思想，严重违背了张之洞的意愿，并侵犯了他的个人名誉。

梁启超非但没有检讨，反而效仿康有为大写孔子改制的文章，这更加惹怒了张之洞。直到这时，张之洞才明白，康有为和梁启超这帮人，真的和我不是一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