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趋附权变上位（第2页）

截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已基本练成，全军共9500余人，分为护军左右两旗步队8个营，马队1个营，炮队1个营，工程队1个营；武建军左右两旗步队8个营；武恺军步队4个营，步防军步队4个营，护军铁路营4个营。至此，湖北新军在训练水平、装备与作战实力等方面，与袁世凯督练的新建陆军同居全国一流水平。

但湖北新军和新建陆军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张之洞是文人出身，他是个大学问家，重视文化教育与建设，而袁世凯则是一个大老粗，一身的军阀气息，在文化教育方面远逊于张之洞。因此，湖北新军的文化素质要优胜于新建陆军。

还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清政府的中央军，给养来自朝廷；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则是他自行编练的地方军，给养来自湖北。可后来，袁世凯把新建陆军变成了他的私家军，成了他后来复辟帝制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其实，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晚清重臣都把他们创建的湘军和淮军，变成了他们的私家军，他们俨然就是晚清时期的大军阀。正是感受了他们的威胁，慈禧才一直打压制衡他们。

在这方面，张之洞的气度、胸襟和眼光要远远超过他们。张之洞自己筹款，自己编练新军，虽是维护地方统治，但他把自己军队看做是国家军队。要不然，他离开两江时，也不会把编练好的四五千江南自强军，拱手交给刘坤一；要不然，他后来离开湖北，入参军机时，也不会把他苦心经营多年的湖北新军，留在湖北。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制定新军军制，计划在全国编成新军三十六镇（师），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编成北洋六镇；张之洞的湖北新军被编为陆军第八镇，镇统（师长）为张彪，以及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协统（旅长）为黎元洪（1864—1928年，湖北黄陂人）。

黎元洪也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他原来投身北洋水师，甲午中日战争中，他在广甲号战舰上与敌作战，可广甲号统领吴敬荣临阵逃脱，他受到了牵连，被关了几个月监禁。出狱后，他投奔到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幕府，受到张之洞的器重。从此，他和张彪一道编练新军。

在湖北新军，黎元洪的地位仅次于张彪，但他比张彪知兵爱兵，张彪是一介武夫，而他却是一个新时期全才式将领。他精明能干，善于练兵，而且能屈能伸，湖北新军能够走在全国前列，他功不可没。

辛亥革命爆发后，黎元洪被革命党人逼着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临时副总统。此后，他又连着两任大总统，两任副总统，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人。他的传奇就体现在这里，这样的传奇无人可比。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之洞离开湖北，入参军机时，第八镇官兵达11200余人，第二十一混成协官兵达4900人，其规模仅次于北洋六镇的中央军。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之洞的湖北新军，有三分之一的力量都参加了武昌起义，是武昌起义的主力部队。也就是他编练的这支部队，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彻底推翻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和三百来年的满清王朝！

自己编练的军队，推翻了自己效命的王朝，这并不是张之洞的夙愿，但作为这支军队的缔造者，他是知道革命党人在军队中的存在和活动的。

对此，他很矛盾，也很纠结；他打压过，也放任过。因为他既是一个新政的推行者和坚定的改革者，也是一个封建王朝的卫道者。但最终，革命党人还是在他的半推半就之间发展壮大了起来，并推翻了封建社会和满清王朝。

这是湖北新军的历史使命，张之洞虽然没有赋予它这样的使命，却孕育了这样的使命。他，实质上是清王朝的隐形掘墓人！

因此，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深有感触地说：“以南皮（张之洞）造成楚材（湖北新军），颠覆满祚（满清），可谓为不言革命之革命家！”

二、趋迎维新，拉拢打压

政坛新势力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除了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力主变革图强外，还有一股新的政治势力，也极力主张变法维新，这一政治派别就是维新派。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八，康有为联合1300多在京参加会试的各地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马关条约》的严重危害，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建议光绪皇帝先下罪己诏；然后将首都迁往陕西，扼守险关；再编练强兵劲旅，做到有恃无恐；最后变法图强，走富国强民之道。

这道千人联名的奏书，史称“公车上书”。奏书虽被都察院以条约已签，无法挽回局面为借口拒绝，其内容却广泛流传，并得到了民众的热烈响应。其实，康有为早就是一个力主变法的积极分子。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失利，他觉得科举制度不好玩，该死，就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并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条纲领性主张，但遭到了顽固守旧派的坚决阻击。

回到广东后，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大名鼎鼎的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广东新会人）也就是在这时成为他的弟子。在此期间，康有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

在前一部书中，他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写成伪造的文献；在后一部书中，他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力主政治体制改革，并倡导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民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顽固守旧派却认为他的两部书为异端邪说，并严厉打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终于在会试中中了进士，被授为正五品的工部主事。“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又接二连三地上书光绪皇帝，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张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度。

君主专制就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而君主立宪制则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共和的一种政治体制。

康有为提出的变法尺度有点大，却深深地触动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虽然是傀儡，可他毕竟是年轻的一代人，康有为的某些思想和他不谋而合。特别是经历中日战争失败后，他越来越倾向变法图强，以固国本。也正是有了光绪皇帝的默许，维新派的势力才茁壮成长起来。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成立了强学会，主要成员有梁启超、杨锐、张仁权、袁世凯、徐世昌、丁立钧、沈曾植等20余人。

北京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主要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李鸿章等主和派的卖国投降行为。

康有为在成立强学会的同时，还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梁启超任主笔，其宗旨和强学会步调一致。因为强学会主要是跟李鸿章等后党主和派对着干，它又得到了帝党主战派的翁同龢、李鸿藻、孙家鼐、张荫桓、张謇、汪康年、黄遵宪等人的大力支持。

说到党派的问题，这里插叙几句。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如果再以主战派和主和派，来称谓帝、后两党那就有点过时了。中日战争结束后，原来帝党主战派和后党主和派的性质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一种挺有意思的变化。

原来帝党那些顽固守旧的主战派，在战后因为力挺维新派，而从顽固守旧的主战派摇身一变成为维新亲密派。他们的思想变化太大了，脱胎换骨了好几个轮回，简直让人认不出来。

原来后党那些不怎么顽固守旧的主和派，在战后因为抵制维新派，而从不怎么顽固守旧的主和派，演变成了顽固守旧派。他们的思想倒退了，退回到了战争以前。

也就是说，帝、后两党的人因为中日战争而角色颠倒。挺有意思吧。这样一来，整个朝野就形成了四种派别，即维新派、帝党维新亲密派、后党顽固守旧派，还有就是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

趋迎维新

张之洞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他对维新派及其强学会表示出了极大的好感。要不然，他的大儿子张仁权和门生杨锐也不会成为强学会的发起人。张仁权和杨锐加盟强学会，肯定是得到了他的指令。

同时，他对康有为这个有为青年，也表示出了极大的好感。因为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内容，同他上奏的《吁请修备储才折》如出一辙。

张之洞向来拉拢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出于对年轻人的爱护和扶持，他还给北京强学会资助了5000金办会经费。事实上，张之洞扶持资助康有为的初衷并没这么单纯，他有着自己的深谋远虑。

他不是早把杨锐安插在北京作为他的卧底吗，杨锐果然不负他的厚望。京城和皇宫发生的一切动态，杨锐都及时密报于他。康有为的举动以及光绪皇帝的态度，都在杨锐的观察之中，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当他得知光绪皇帝默认并鼓励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时，就密令杨锐和儿子接近康有为，参加强学会，他是这么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