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白云的日子（第2页）

先是又花四分钱买了一份北京市交通图。看图细数，市内共有从１路到２８路共二十六条汽车线路（当时缺２路和４路）和从１路到12路十二条无轨电车线路。我计划将全部三十八条线路从起点到终点都遛个遍。这么大的工程需要做计划，要选择每天的遛法，少走冤枉路，以求高效率，还要尽快行动。不然医生一句话，理疗结束了，我也就没有月票了。那样，“遛遍北京市”的理想就泡汤了。

每次上车我都要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这样不但可以看司机是怎么开车的，而且这个座位的视野也最开阔，前、左、右都有大窗户。有时上车后，这个位子不空，那我就等下一辆车。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图的就是看景。在司机旁边观察了半天我也没整明白司机是怎么开车的。他转方向盘怎么那么轻松？一次，一辆车停着，我偷着上去想转几下方向盘，怎么也转不动。

车坐得多了，地方去得多了，见识也就多了。有的售票员特好，特和气，有的特坏，绷着个脸，专说刺儿话。有的乘客看上去特气派，特横儿；有的特老实，特土。有的司机以开车为乐，吹着口哨，耍着花活儿就到站了；有的司机特沉重，一脸菜相，满眼血丝。我当时不明白，这就是社会上的不同人等。

两个月下来，公共汽车带我去了不少地方：穆斯林居住的牛街“回民区”，外国使团驻扎的“使馆区”，宣武区内低收入家庭的“小平房”，以及凸现老北京特色的国子监、雍和宫、钟鼓楼等等。我不但亲临了许多以前只听说过的地方，还见识到许多不曾听说的地方。这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讲是大开了眼界。

一次，我遛过钟点了，赶上了下班时间。公共汽车路过某国营大厂时，呼啦一下挤上来一群刚下班的青年工人。人人带着饭盒，估计是用来带午饭的。他们上来就抢座位，自己坐一个不算，还用饭盒霸一个。谁要不让他们占位子，他们就横眉立目。等几个女青工上车后，男青工把占好的位子给她们。这时女青工的眼神里一片感激；男青工的眼神里一片得意。

就这样，每天遛车除了看风景，还能看穷，看富，看热闹，看人际关系，真有意思。看得多了，其中的一些道道也就明白了。

我的理疗足足搞了两个多月，鼻炎也没见好。大夫又推荐去西郊的解放军总医院扎针灸。这回我更乐了，因为去那里要乘郊区线路的公共汽车，得买郊区专线月票。我的“遛车”半径得以增大。

这种“遛车”的玩儿法只能自己享用，找不着伴儿。原因在开头说过——其他哥们儿的家长们不给买月票。我一人出门在外，除了学会了事事要计划周全，还学会了观察地形，认路辨向。另外，还有机会问这问那，同生人打交道的手段也摸熟了。几个月下来，我逛遍北京城，俨然成了一幅北京市区活地图。不管去哪儿，我可以马上说出如何乘车，去哪儿转车，在哪一站转车最方便等等。

今日的北京市交通堵塞，公共汽车比牛车还慢，街上什么样的闲人都有，如果现在放一个十岁的孩子在街上“混”上两个月，不是有去无回就是学坏了。话说回来，有点门面的人现在都买了汽车。学校门口都是接送孩子的小轿车。现在的小轿车在市区，根本没有往日的公共汽车快，但那份气派和舒适却非公共汽车可比。但是，坐在小轿车里独往独来，也就没有了“遛车”的乐趣。

骑车

六七十年代，跨一辆锰钢自行车在北京街头耍飘，是很风头的事。所谓锰钢自行车，是指用锰钢材料做车架，全包链，涨闸，加转铃的高档车。那时自行车属于紧俏产品，买车需要“车票”并加付“工业券”。“永久”、“飞鸽”、“凤凰”等名牌车的“车票”很难搞。锰钢车在市场上根本见不到——都是内部销售。

我父亲的一位同事买了一辆新锰钢车，不几日，车上的转铃铃盖就让小偷拿跑了。有人问他：“转铃盖怎么丢了？”此公答曰：“小孩子拿去玩了。”这语气中不但没有丝毫不快，还夹带着几分轻松。以这种态度对待得失的人，当是大家。

无论去哪儿，我们都是把车骑得飞快，呼呼地超人超车。遇到有谁比我们还快，超过了我们，那一定要赶上去，超回来才算数。遇到较劲的对手，一时超不回来，那就要死跟，让他也歇不着，最后再伺机超上去。有时候，跟着跟着，人家拐弯儿了，不同路了。即便是这样，也要跟上，不然那小子以为他把“尾巴”甩掉了呢，不能让他得意。

一次，我去西郊木材厂买东西，清晨六点骑车出来，在路上同一个上班的青年工人较上劲了。那小子像奔丧一样，骑得飞快，不但超了我，还甩下我一大截。这可不行，咬牙死追。追了很长的距离，还是没超过他，可我已经到木材厂了。那也不管，不买东西了——接着追。又骑了好远，那小子的速度终于慢下来了，我总算超过去了。那次赛车回来后，大腿酸疼了两天。如果常有机会这样赛车，我也许就进北京自行车队了。

骑车出行自由度很大，或走或停，或快或慢，或远或近，悉听尊便。于是，我同几个伙计骑着自行车东下通州城，西上八大处；北登八达岭，南行丰台镇。活动半径陡然又增大了许多。去八达岭长城那天，来回骑行了一百三十多公里，其中有三十六公里的坡道，十足地考验了体力和毅力。在酷日当头的正午时分，我们正在上大坡，坡度很陡，根本就骑不动，只能推。几公里的坡路推车上来后，一身臭汗，浑身透湿。我们脱下衬衣擦汗，一会儿衬衣就能拧下水来。到了八达岭长城后，我是一步也不想走了，躺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就懒得起来，也没劲爬长城了。现在也记不得是如何骑回北京的，只记得当天骑回来后，我们三人的屁股都肿了，在**躺了两天。不过，我们创造的业绩是“前无古人”的。当时大院里谁也没有骑车去过八达岭，且当天往返。

表面上看我们这伙人似乎总是专找苦差使干，不怕苦和累，实则不然。我们只是找好玩的，有刺激的差使干，为了这个目的，再苦再累也去。否则，就想着法儿地逃。

学校复课后组织拉练。拉练就是自己背着行李，每天步行几十里路，夜宿老乡家的土炕，这样走两三天，到了郊区农村后，就帮老乡干农活，干完活后再走回北京。你听听，这有多累，多没劲。可是不去又不行，装病显得太没意思了。正为这事犯愁呢，忽然听见老师在动员大会上讲：本年级需要一位同学骑车参加拉练，并进行后勤采购工作，哪位同学愿意？我刷地举起手，生怕别人把这好事抢了去。后来四下一看，也就我一人自愿骑车拉练。我问同班一位骑车上学的同学：你怎么不举手？骑车拉练多省劲啊！你猜他怎么回答：“骑车拉练多毁自行车呀！跟着队伍慢骑特伤车链子！”嘿！他还管那些？！

那次拉练我是一步也没有走，一天农活也没有干。背包绑在车架子上，轻而易举地日行百里。别人下田干活时，我的工作就是骑车去怀柔县城里，为拉练大军采购副食品，顺便还能在县里的商店搞点糖果什么的解解馋。然后，一拐弯去怀柔水库看风景。这次拉练对我来讲，跟春游一样，带劲。

学校“复课闹革命”之后，除了外出拉练就没什么好玩儿的事了。倒是在课堂上，有幸受教于几位有学识的老师。一位是特级语文教师魏老师，在课上讲到《水浒》人物时她说：潘金莲是受社会压迫的妇女，不是坏人。还说《水浒》歪曲妇女形象，其中的女性要么是“母夜叉”，要么是“母大虫”，我们觉得她有自己的观点。还有一位英文老师，她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文播音员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她说的英文是带拐弯的。让她来教我们这些刚认识ABC的学生，是大材小用了。

从那儿以后，被迫上学。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十数年下来读了几本书，上过一些课，也应景一般地考过很多回试。但这些经历都平淡得很，不值一提。倒是那些独特的、玩的经历对我有很大影响。

依我看，小学生应当以玩为主，兼学别样。既要玩得高兴，玩出水准，还要在玩中认知世界，磨炼性格。

如此办教育乃是孩子们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