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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当年高考时

文杨汉新

毕业已经二十年了。近来看到一些有关当年高考的文章，勾起了我对自己高考前后的回忆。虽然二十四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一般人的高考到一月份接到录取通知时结束，而我的高考却延续到入校后三月份体检复查通过才算了结。

记得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早上六点的新闻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正式播出招生改革的消息。当时我们生产队正在三道沟边的一块田里种油菜。这条新闻犹如长长隧道里的一束亮光，让我看到了希望，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十月二十三日，是一个改变我命运的日子。

不堪回首

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高中毕业到那时，我回乡劳动已经一千多天了。当然在这之前我虽然生活在农村，但毕竟还算是个学生。毕业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一个全劳力。一米七八的个头，什么重活都躲不过。多少文章写知青下乡苦，其实这回乡知青更苦，没有额外多分半份口粮，没有政策的优惠。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因为回乡知青本来就是农民，那么受苦受难也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你生来就是农民，那么你的命运就注定了，你不可能有与城镇居民户口的人同样的机会去受教育，去就业，去迁移。多少年来对干部职工和城镇人口的惩罚，除了刑事处罚就是遣送回乡，或是下放农村了。这样的制度太不公平了，大城市与小城镇不平等，城镇与乡村不平等，父母的地位更加大了这种不平等。最近户口制度的改革开始见诸报端，不知能到哪一天，才能真正达到“生来平等”的境界啊！

在农村，如果你的家庭成分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你也还有参军，当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会计、出纳、记工员、电工，或去大队或生产队加工厂，开手扶拖拉机等机会；如果父母还是队上的干部，你的机会也就更大。可如果你家的成分是地主富农，那日子就惨了。唯一的期望就等着体现“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吧！

不幸的是，我妈妈娘家是地主，爸爸家是富农；爸爸在上中学时还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更有甚者，“**”中“清理阶级队伍”时才知道，爸爸在高中毕业后上师专前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师时，还被当地给报了个三青团区分队长。“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国民党的连长、保长、乡长和三青团的区分队长是要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父亲不知情，专案组也找不到人证，但也不做否定的结论，就拖了下来。这样地富反坏右五座大山，我的头上就压了两座半。那时象征性地讲“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没有结论的悬案，还不能体现这非常有限的一点点“宽大”。

初中时要在大队学校入团简直就是妄想。高中时开明多了，第一学期第一批填写了志愿书并被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可就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结论，一直批不下来。后来，校长亲自出马，翻阅了档案，出具了证明，终于才在高中毕业的前一天批准我入团。否则，回乡后就根本没有可能入团，后面上大学的政审推荐也就更困难了。在那个年龄，这样二十多个月待批，压抑使我变得沉默寡言。

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哼《闪闪的红星》里的插曲：“夜半三更呦盼天明寒冬腊月呦盼春风。”

一说到地主，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收租院”式的地主恶霸。姑且不论“文革”中出的《收租院》的真实程度，就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刚刚达到地富界限的小地主和小富农，多是勤劳精明的农民，就像斯诺《西行漫记》中写的毛泽东的富农家庭，外祖父家是刚刚发起来的小地主。而我父亲家被评为富农实在是冤，住的是偏厢的学房（既矮又短）和草房，很是拥挤。而贫下中农们却住着上房。太爷爷没有孩子，爷爷是被领养的，在宗族里地位较低，分不到好家产。但他非常勤俭，常说“只有饿死人，没有挤死人”，一分一厘积攒下来的钱都去买了田地。村上的老人，包括贫下中农们，都对我说过，爷爷是村里最勤快的人。农闲时，当别人起床时，他已从县城挑回来一担粪水（他到城里给人倒尿盆）。家里经济条件稍好点时，他又让伯父和父亲去读书。父亲小时放牛，帮干农活，十二三岁才去上小学。土改时，当地的说法是“地主靠看，富农靠算”，算盘珠子一拨拉，当小学教师的伯父不算家里的劳动力，上师专的父亲也不算做劳动力，住在娘家寡居的姑姑和表哥又不被算做家里的人口，农忙季节需要请短工，就这样被算成了富农。要是爷爷不是被领养的，在村里的地位高一点，那么，最多也就是个上中农或富裕中农而已。同院爷爷的堂弟，不仅家产好，还开有药铺，但吃喝嫖赌，娶小老婆，刚好在解放前破败了，却成了贫农。世道，就是这样地不公！天道酬勤，可这人道，唉。

其实，如果不是一九五八年政府号召上山下乡，减轻城市负担，父亲积极响应，将母亲、我和妹妹送回乡下，那么，我也是一个“下乡”知青了，家庭成分的影响，就不会是这样地沉重；受到更好的教育也就不会是那么艰难。这个“积极响应”，就成了自做的枷锁，沉重地戴了二十年。

如果学习一般，心里也还平静些。但如果高中入学考试全县第一，入学后每学期总有几门课在县城最好的中学全年级第一，这个“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日子可真是天天难过天天过！！

姐姐在看了电影《人生》（我仅看过小说）后给我写信说，我在农村过的日子比高加林还要苦。高加林家是贫农，村上不会也没有人敢欺负他。高加林到县城拉粪，是高考落第以后的事，不过是赶赶牛车，还有一位老头做伴，将脏活累活干了。我还在高中上学时，为“农业学大寨”，就到县城去掏粪拉粪；跟着牛群拾过粪；也曾周末骑着自行车到三五十里外去拾粪（公路两边是山，山上有牛群。平川都要为“农业学大寨”积肥，已无野粪可拾，却年年有交几千斤野粪的指标）。天麻麻亮出门，自行车后座上架两只粪篓，下午五六点钟回来，载一百多斤牛粪，还要穿过县城（一条东西向的交通主干道，也是县城的主街道），面对那些对你视若无睹的同窗。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书，记得第一次看大部头的小说是姐姐看的《风雷》三本，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只要有书看，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只是要帮母亲干活，放学回家要打猪草，找垫圈草，很少有时间看书。自己家里没有什么书，常常拿自己的好东西给人或给别人用来换书看。农村学校的孩子书少，上高中时才读到《唐诗三百首》。回乡劳动的三年里，没什么书看，就读《毛泽东选集》，“雄文四卷”通读了好几遍，直到现在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后来领袖号召“要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时，什么《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有什么就看什么。繁重的劳动，政策的歧视，物质和精神的饥饿，就是那几年的生活。

记得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起地球”。我曾多少次在心里面呼喊：“给我一个支点，给我一个机会吧，只要有一个机会，一个。”

乡村学校

我的小学一年级是在离村子只有几百米的下庙上的，土坯砌成的墩子搭上一块木板就是课桌，上学还要自带凳子。下庙只有一年级，应该算做分校。二年级到上庙（娘娘庙小学，“**”开始后改为文革小学，后来又改成周家山学校），这里是公办学校，六个年级齐全，离家有三四里远，用的是高课桌，也不用自己带凳子。

“文革”中，遵照毛主席的贫下中农自己办学、自己管理学校、小学复设初中班等一系列最高指示，生产大队决定将原来的养猪场改办成学校，所有本大队的孩子都要在这里上学。这个学校后来成为县地两级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典型”。不可否认，这种办学方式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教育状况，使农村困难家庭的孩子能有受教育的机会。（“文革”至少还有另一不可否认之处，就是改善了农村的医疗状况。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使贫困农民看病吃药有了最基本的保障。）这里的校舍极其简陋，刚开始时高年级的课桌也是土台架板，也要自带凳子。后来扩建校舍，打土墙盖房子，高年级的学生都参加了劳动。因为是“典型”，地县教育局还给拨过一点教学器具，记得有地球仪、干电池、一点电阻电容、可变电阻、万用表、马蹄型磁铁、螺线管电磁铁等，好像还有一点试管和玻璃瓶。由于没有药品试剂，化学课从来没有做过实验，只有早已熟悉的尿素和氨水等化肥和六六六、敌敌畏等农药。物理课还用上面的仪器做过一点实验。初中二年级时，我与另外两个同学绘制学校的平面图，没有任何仪器，唯一的测量工具便是一根标了刻度的竹竿。

在拨来的这批器材里，还有一个篮球、一个足球和一个排球。课间休息时，三四百人在院子里抢，足球看谁踢得高，踢得远；篮球看谁扔得高，扔得远；排球看谁打得高，打得远。如果能在十分钟里有机会抢到几次，甭提有多高兴了。后来修阳（平关）安（康）铁路时，在学校旁边的公路上拾到钢筋，大队在修铁路桥洞时，顺手牵了些水泥，便浇筑了乒乓球台和独臂篮球杆。类似的篮球杆，我后来只见过两次，一是在南通市天生港小学，还有一次竟然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回想当年，每次都让我激动不已。但是排球和足球，直到我毕业时，也没有球网和球门。主要是因为学校的老师没有人会打排球和踢足球。

学校的老师也大多是就地取材，初中毕业的教小学，高中毕业的教初中，没有什么教学经验。上课讲错了，你要指出他（她）讲的和课本上的不一样，他（她）会批评你骄傲自满，不尊重老师。好在那年头比赛背毛主席语录，我的统计红线班上第一，比别人高出很多，否则倒霉的家庭出身就会被用来挨批了。这里有两个老师教得不错。一个是汉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物理老师（不知为何这样排课，他在那里只一年），一个是高中67级毕业的语文老师，教得很好。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水平很高，讲一口蓝田关中话，上起课来，七情上脸，手舞足蹈。一些高中语文课文现在我还能（也只能）用关中话背下来。现在我能写一点东西，要感谢他们的教诲。

一九七三年“回潮”，入学由“推荐”改成考试，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进了正规的武候中学读高中。尽管图书室不开，课程设置也少，但毕竟是正规中学，老师也大都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后来能考上大学，无不得益于这两年的高中学习。如果不是“回潮”，上不了高中，我的命运也许又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当然，也有不少佼佼者，一九七七年以初中的学历考上了大学，但他们肯定上的不是由猪场改成的学校，他们的老师也不会大多是“文革”前高考的落榜生，他们的母亲也大概不会是文盲。

三年磨炼

高中毕业后的三年里，什么脏活重活累活我都干过。老家在秦（岭）巴（山）山间的盆地，汉江河的北边，县城东约十里。村西有一条堰河，汇入汉江，出村向北两三里，便到秦岭脚下。那三年里，我上山砍过柴，割过草（喂牛），采过青肥（容易沤烂的青嫩的植物，插秧前踩入泥下做肥料）；开山放炮运石；修过水库；修过公路和铁路；扛过木头。下面便是记忆中最深刻的几件事。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后汽油紧缺，汽车开不了，地区钢厂炼出的铁锭只能由架子车拉到几里外的火车站。生产大队揽到了这个副业，报酬在当时算是优厚的（也就是汽车的运费），队上派我出工。八月初的酷暑，人力车载着一千几百斤的铁锭，在柏油路面轧出近一寸深的槽，到下午两三点，风静蝉鸣，赤日炎炎，最能体会出以前写作文时乱用过的形容词“汗珠像断了线的珠子”，记得当时曾写过：“汗珠落地摔八瓣，始信人间血泪钱”。

在凌口子修茶（店）张（家河）公路时，住在岩洞里，连天暴雨，不仅将新修的路冲毁，原来的山间小道不是被冲毁，便是淹在洪流下面，粮食送不上去，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后来粮食吃完了，只有水煮冬瓜，盐也没有了，辣椒便是唯一的作料。记得我们要回家时，刚送上去一点粮食，三个要回家的人只分到一斤多的面饼子（当年随便一顿就能吃一斤多饼子），可要走一百五十多里路才能到家。清晨五点多上路，扛上几十斤东西，直走到傍晚六点多才到家。渴了喝路边的溪水，饿了就打山上的青核桃，在河边的石头上砸去外面的青皮，再敲开吃里面的嫩仁，有的还没有长仁，白敲一场。核桃的青皮汁，把手和嘴皮都染成了黑色，后来嘴上生生脱掉一层皮。

上山扛木头，晚上没有被子没有床，围着一堆篝火，熬到天明。初春天气，夜间山风很凉，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在简易的窝棚里，烧饭没有锅盖，加之海拔高，只能吃夹生饭，伸手折两根树枝，就是筷子。

大队的学校是地县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典型，地区教育局给拨了五万元修缮校舍。大队决定利用这笔钱盖一栋楼房。县上也给了些优惠，让大队上山去清林（即定期清理森林中的死树病树），将木材扛回来盖房。那年冬天，队上去万家坪转运木头。说到这万家坪，还有一段笑话。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时，有很多人不要去周家山，而要去万家坪。实际上，周家山离县城十几里，通公路，大半在平川，少半坡地；而万家坪却在约一百七八十里外的深山老林。不知是何方圣人给一个十几户的山村起了这么一个响亮的地名。也或许这里曾经繁荣过。

那时是冬天，我们住在万家坪。早饭后上四五十里外的林区，将经过粗处理的圆木或锯开的方木（另有一批人专门清林，截锯），扛到万家坪堆放寄存，让林业局检查站量验收，以后再扛回去。山间的小路，常常在谷底的溪边，时而左侧，时而右侧，常要踩着石头过河。为防上下坡打滑，山里干活时，脚上总是穿着草鞋，过河时也会时常踩在水里。扛着木头走（山里扛木头和挑担子，上坡时慢慢爬，平路和下坡总是小跑步，否则会更累），踩在水里并不觉得很凉，在停下来休息时，尤其是山风一吹，汗湿的棉衣贴在背上凉，**的双脚就更冷了。

说实话，秦岭山里有很美的地方，就我干过活的一些地方，听听地名就能想象：锅底滩，杨家峡，摩天岭，鸡公山，撑阳崖，铁门槛。这里两步三桥，山势巍巍，山道弯弯，跌宕起伏，逶迤连绵，本是赏心悦目的好地方，可当你汗流浃背，腹内空空，负重在肩时，真恨不能一脚踩平那千年的铁门槛，踏平那千山万壑。

在万家坪转运木头时，下过几天雪（雪下得不够大，没能封山，还要继续干活），风景正如《智取威虎山》中少剑波的唱词：“望飞雪漫天舞巍巍群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可你不是来观赏风景的，扛着百多斤的木头，踩在冰冷的河水里，一不小心，肩上的木头撞在路边的树上，哗哗落下的雪灌进了脖子，透骨的凉。

晚上四个人（有时六个人）挤在一床（大多时间打地铺，或在楼上），盖一条破被子。那时一天要吃两三斤大米饭，常常是只有辣椒下饭，偶尔能向房东买点浆水菜或泡菜。从万家坪往回去扛木头，通常是一天去，两天回。有一次也是三天，但却扛了两根。扛一根到前面放下，再回去扛第二根，交叉接替，空手回走便算是歇息，那一天吃了五斤大米饭。当我最近把这件往事告诉九岁的女儿时，她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现在五斤大米，我们一家三口可是要吃两三个星期的（当然还有别的东西）。

从来没有看到别的地方修楼房像我们大队修学校那样，一层楼的水泥预制楼板硬是我们用肩膀抬上去的。上面的三层是用卷扬机和滑轮吊上去的。靠五万元的拨款修成一幢近二十个教室的楼房，可以想象设备的简陋和劳动强度的繁重。

在与我同龄的农村孩子中，生活过得比这艰苦的很多很多；在我高中的同学中，我的经历也不是最苦的；可在出国读博士的人群里，有这样经历的人大概是不多的。

我干活能吃苦，不挑拣，又能骑车出外办事，帮队干部写大会发言稿，各种“先进”总结材料和报告（有些上报到县里、地区，但从来也不告诉我。后来从别的渠道才得知）。在村里我人缘很好，有求必应，多次被生产队评为劳动模范（村里大部分人还是忠厚老实的）。可好机会总是与我无缘。

不仅当地不给机会，连外来的机会都因家庭背景而被剥夺了，功亏一篑。高中毕业回乡几个月后，武候中学的校长托人带信让我去一趟。原来是学校师资紧张（用校长的原话：拉不开枪栓了），问我愿不愿意做代理教师。学校认为我的基础好，知识范围广，能胜任多门初中课程的教学。我当然是求之不得，满口答应。可回来和生产队和大队讲，大队就是不同意。哪怕我愿意把三十六元的工资全部交给队上（队上一个劳动日才三五毛钱），工分随便给多少，自己负担伙食费，也还是不行。“你们都去坐轿了，谁来抬轿？”一九七六年揪出“四人帮”，我被抽去讲解揭批材料，当时县上有一个干部正好在此蹲点，听到了我的讲解，向大队建议让我去当民办教师，说我比现有大部分老师的能力强，能把他们的孩子教得更好。但教书是轻省活，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