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英山峦（第1页）

落英山峦

文曹立群

引子

“老实交代，到底有没有小芳？”妻子的这个问题已经问了多年了，我每次的答案都很一致，但每隔一些日子，她还是要再问一遍。

“真犯嫌，哪能人人都有小芳！”（“犯嫌”是南京话中讨厌的意思，用法也完全一样。）自从《小芳》这首歌风靡以来，小芳已成了旧情人的代名词，因为我也下过农村。《孽债》这部电视连续剧问世后，问起小芳，又多了一层以前没有的含义：没准不仅有小芳，还有个孩子呢！

“你老实交代，我既往不咎。”她脸上挂着诱人的微笑，无比温柔地靠在我身上。

“少来这一套，没得就是没得。你一定要掐到我说有，不是存心让你难受吗？”我耐心地解说。

妻子问不出结果，不久便呼呼大睡。我这边却翻转无眠，大脑里回**着《小芳》的曲调和歌词：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长得好看又善良，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辫子粗又长……

蒙蒙眬眬中，有些已经忘却了的记忆开始慢慢地从心底升腾起来。那是丝丝缕缕、淡淡的、苦中带甜的回忆，隐隐约约，在妖娆无边的桃花丛中，还真浮现出个青春活脱的小芳！

故事

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小芳。这种追忆，不是切切的思念，只是不经意时，心底就会飘过一点点小芳若有若无的影像。

我于一九七五年高中毕业，那时我们必须自觉自愿地俯首于命运的安排，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知青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一九六六年开始的“**”，闹得全国一片混乱，生产力停滞不前。一九六八年底，“红太阳”的革命目的已达到，但四百万血气方刚“拿起笔作刀枪”的中学毕业生待在城里，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看得他老人家心烦意乱，于是挥挥大手，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一时间，全国各地高中、初中的毕业生，热泪盈眶地响应号召，打起背包就出发，拿起锄头作刀枪。

到一九七五年，知青下乡的热情已消退。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下乡再煽**。不像“老三届”的知青，我们不需穿林海，过雪原，去“支边”，也不用到偏远的苏北农村去“插队”，我们去的只是近郊的农村或农场。不幸的是，此时已形成制度，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基本原则是每家“两丁抽一”。不过这时也体现了进步，这“丁”男女皆宜，决不重男轻女。此外，独生子女可以留城，有疾病的也可以留城，这样，全班一大半的人都可留城，下乡的只是少数。

这时的人也学乖许多，人人知道“蓝天、白云”下的艰辛。春节过后一开学，学校里本来就靠边站的数理化全部取消，下乡的政治挂帅，大张旗鼓开会动员，小组讨论，人人表态，忙得团团转。班主任家访，父母在单位被叫去开座谈会。

我校还出了个想顺杆往上爬的猴，是某军区司令的千金。她登台大唱高调，随着“山丹丹那个开花赛朝霞，延安那个窑洞住上了北京娃”的歌曲，宣布延安窑洞也要住上个南京娃（但愿她现在一切都好）。闹腾得十几个积极要求上进的同学也跟她报名去了延安。但大部分人此时已变得透心凉，对台面上的慷慨激昂不感兴趣，表面随大流、半起哄地鼓掌几声。当然，饭得吃，屎照拉，写申请书坚决要求到农村安家落户，扎根山村干革命的都是家里“两丁”中该下乡的。

我在家是老巴子，即最小的一个。一哥留城，一哥下乡，我成了动员的重点对象。但我对笔、对锄头、对刀枪都不感兴趣，就像对入红卫兵、对入团都不感兴趣一样，死活不吃那一套。磨磨蹭蹭搞了几个月的病退，实在不行后，我“幸运”地搞到一个去国营林场的名额。那年头，去农场等于吃皇粮，十二元／三十八斤粮票一个月，旱涝保收。于是，一过完年我就走了。

我去的是江浦县的一个国营林场的水果大队，桃子小队。第一次看见小芳，就被她的美丽、鲜活震住了。那是到农场两三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我和小李、小刘被分配去给桃树施肥。当我到达时，远远看见身披朝霞、亭亭玉立的她，疑是天仙。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没见过她。记得第一天下午抵达分场，几个同来有几分水色的姑娘都被分配留在分场。晚饭后，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了十五里高高低低的山路才到达水果大队。“广阔天地”在城里听起来还有点诗情画意，空旷的山野，几十里不见人烟，走起来令人心寒无比。短小精悍脸色阴沉的程队长给我们介绍了队里所有的人，当时的注意力都在其他女知青身上，还暗自懊恼，新老知青中一个漂亮的也没有，一个个都像蔫了的黄花。

每年开春前，队里集肥要“干塘”，挖出鱼塘积存的淤泥做肥料。挑塘泥，有负责挑的，有负责挖的。小芳大大方方地问：“新来的？”

我老老实实地答：“唉。”

“挑过担子吗？”

“没得。”

“先试试。我和老王挖，你们挑。”她三下两下就替我添上一小担泥。

小芳是个漂亮的农村女孩，天色无饰，漂亮得健康、自然、朴素。辫子又粗又长，摆动在腰下一点，走路时很有节奏的颤动幅度，恰到好处。一双不大却很传神的眼睛，小巧的鼻梁，洁白的牙齿，嘴合起来就像一个红红的樱桃。宽松的衣裤掩藏不住那令人羡慕的身材。

小芳的话音像山间的小溪，虽然带点土，却非常清脆，和南京人处长了，学得一口的南京腔。她肤色好，淡黄色的皮肤非常细腻，干活一热，黄里透红，让人好不心怜。年轻女子的水色好了，就能把整个人带活，带出一轮青春，一种光泽，一种韵味。小芳使我想起那年头的大美人，电影《春苗》里的形象：健康、敦实，能干活、能挣工分。

老王却对我们不大理睬，乍一看，很“夹生”。他动作慢，躬身用铁锹卖力地切割，挖起一方一方的泥，搁到我们的竹篓上。看我们很累，也不说一句安慰的话。给他敬烟叶也不收。

收工时，小芳在我耳边悄声说：“老王是国民党军官。”

“国民党军官？”我惊讶得张大了嘴。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当时，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非常重要。后来晓得，这队里还真有不少阶级敌人。老王是一九七五年最后释放的国民党战犯。还有个和尚，被迫离庙，虽还俗，但又一直不结婚，于是上头有令，他在场里受到“特别照顾”，不能乱说乱动。还有一个名中医，因为书记的大儿媳也是医生，一村不能藏二医，于是被勒令不许再走资本主义单干老路。

队里情况复杂，自己又非根红苗正，除了装聋作哑之外，阶级敌人这根弦更要绷得紧。头上有辫子，屁股上有尾巴，和阶级敌人一起说话办事，要格外小心。

据说小芳原来和刘老师的儿子好，后来，小蒋一出现，就把她的心夺走了。刘老师是我们分场唯一的果树技术员，专门负责全场的苗圃，大家尊称他为老师。我们的果树育苗、嫁接、修枝等技术都是他教的。刘老师为人极为客气，总是悔人不倦，但他说话从不正视别人，即使在讲课时，脸上也鲜有笑容，也从不和人主动打招呼。他的状态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十分普遍。他儿子高中毕业后，在分场的小学教书，是个聪明、憨厚的小伙子。

小蒋是我们队的团支部书记，也是知青，比我们早来两年，属于“老杆子”。身高一米八，皮晒得铮亮，浑身是肌肉，做农活，打篮球，搞宣传，都是好手。工人出身，一心想向上爬。咋咋呼呼，一脸的春风得意。我来的第一个晚上就认识他了。

小蒋在苹果小队，干活时和小芳没有接触的机会，倒是我们桃子小队的知青，天天和小芳一起干活。小芳是“老职工”，我们的师父，领我们干活，一见我们做得不对，马上就甜甜地大声吆喝：“哎，看你累得噢，这样做。”（“累”是南京话，相当北方话里的“累赘”、“笨拙”的意思。）知青谈恋爱是犯双重错误。我们是革命的新一代，是下乡来“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接受再教育的，要一心一意搞革命。谈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搞”这种情调的人，和乱搞男女关系的“流氓”没什么两样，都是犯思想路线上的错误。

知青和农村人谈恋爱更是致命，这意味着一辈子都甭想“上调”（即回城工作）。现成的例子就在眼前，医务室的赵医生是一九六八年的知青，和当地人结婚而至今没能回城。其他“老三届”的知青大都已回城，没走的也都在总场、县城的工厂里，只有结婚的她还在偏远的队里。平时常常念叨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此时听着像醒世警言。

小蒋和小芳的爱情从来不是明目张胆、死去活来的，而是眉目传情、心照不宣的那种。由于事关重大，竟也没人开他俩的玩笑。当然这种“恋爱”决不是现在人想象的那种程度，偷偷摸摸地抱起来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