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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工到女生
一
踏上赴黑龙江的火车时，申雨荷在皮箱里塞进新买的绒线帽、厚毛衣、羽绒服、棉手套、羊毛袜……她认为自己已将寒冷想象得十分具体，然而，当她从鸡西外国语学院的澡堂出来，路过操场，一捋头发，发现发梢上结着冰碴儿，不觉愣怔。
这是2012年11月27日。这一天，她十九岁。
身高一米七，肤白，两腿瘦长，长发披肩，五官小巧，虽然不是大美女，却也青春时尚。
这年8月，从广州火车站出发，雨荷渐渐将东莞，将电子厂，将办公室，皆放置脑后，朝中国最寒冷的地方进发。潮腥的海风吹起她的刘海，令她做了个深呼吸。她知道，她一定会再次返回这岭南，这香蕉园，这密密麻麻的厂房……当她成为另一个自己，她要真正回观这个辉煌之地。
二
雨荷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2010年9月1日，这个学校开学的日子，高中毕业生申雨荷背着塞满腊肉的双肩包，随着火车的轰隆声，朝父母打工的岭南驶来。
和爷爷奶奶告别时，这个孙女并不感伤，相反，有种投奔新生活的亢奋。她和父母的关系，谈不上亲昵，也谈不上怨憎，算是和平相处，相安无事。但是，如果遇到和父母有冲突的情况，她会下意识地选择撒谎，懒得详细解释。说到底，她和那些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还是不同。
她的父母在她两岁时南下打工，每年春节回老家团聚一个月，平时，皆靠电话联系。高一时，女生搬到寄宿制学校，看到同学们的父母在宿舍帮忙搬行李，而独独自己落了单，对父母的怨恨之情，油然而生。这时，再听到爷爷奶奶抱怨自己不听话、常去网吧，父母大吼“狠狠打”，愈发反感。
“既然我做得再好你们也看不到，不如，就做得不好。”
雨荷开始逃课，去网吧、看电影、滑旱冰、逛公园……只不过，这些活动都是和女友一起进行的。她还不敢放纵自己去交男朋友。父亲曾发出严厉警告：“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高三毕业，雨荷甚至没有参加高考。“考也考不上。即便考上了，出来还要自己找工作，不如现在就出去……”雨荷早就想“出去”-因为父母已“出去”多年。而在家乡，像她这样的学生，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没有本钱和经验去创业。考完试，她收拾好行李，便踏上南下的火车。
十七岁的申雨荷，是中国贫民阶层的典型少女-她并不喜欢书本-那些印刻在纸张上的知识，对她而言那是个封闭王国，但她却很懂向生活本身学习。她虽然一无所有，却又无所不有；虽然混沌懵懂，却又坚定笃信。当火车经过一站又一站，传说中的大城市就要出现在眼前开始和自己有关系时，这一段旅程，在女孩心里，变得非同凡响。
雨荷的旅途在广州终结。走下火车，环顾四周，女孩惊诧地发现，这些长途旅行的人，大多是年轻人，独自拎着包，迫不及待地朝前冲。而她，是幸运的：有人专门来接她。
做父亲的四十出头，大块头，大嗓门，红脸膛，直性子，额头攒聚着深浅皱纹。由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像一幅油画，模样是原来的，但颜色逐渐衰败，丧失了鲜活。他朝她微笑，喊她的名字，接过双肩包，拽过拉杆箱，领着女儿，朝公交车站走去。那里每过十分钟，就有一趟发往东莞的车。
进入车厢，一股汗腥、脚气与潮热混杂的臭味扑面而来，熏得女孩不得不用手捂住鼻孔。在以后的东莞生活中，这股特殊的味道，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去往任何一个镇的任何一辆公交车，那味道都一模一样，无法控制，无法根除，像条湿漉漉的蛇，爬行在鼻尖下。
车窗外闪出各种招牌：车床、塑胶、模具、油漆、玩具、手袋、成衣。一间间毫无特色的楼房，阳台上晾晒着衣服，密密麻麻；一片杂草丛生处，挺立出一幢金碧辉煌的酒店；高速公路之下，是一片片稻田、鱼池、养鸭场。公交车慢慢靠近樟木头镇区，在工业园路口，戛然停止。
对雨荷来说，似乎不是在清点门面，而是在参观一条蜿蜒流淌的工业之河。她恍惚、晕眩、亢奋……从此之后，她将楔入这个城市的深处，再也不拔出来。
东莞宛如搅拌机，埋葬和粉碎无数乡村女孩进城的梦想；又似孵蛋器，催生另一群脱颖而出的新女性。在这里，每一个人的奋斗史，都应和着中国工业化时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从拉线到酒店，从办公桌到出租屋，东莞，已成为世界上最残酷同时又最现实的地方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东莞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都超过15%-这个特殊之地，已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间，牵一发，动全身。
雨荷的父亲在厚街镇珠宝厂做定型技工，月收入四千元；母亲在樟木头镇纸箱厂当普工，月收入两千五。父亲虽老相，但还健壮；而母亲，因长期受精神和物质上的匮乏逼迫，已熬成人干，精瘦枯槁，让女儿看着骇然。好在没有病……好在，终于盼到一家人团圆……母亲的脸上，像木板刷了层清漆，微微放光。
为了迎接女儿的到来，母亲在工厂旁的贫民区里租了套一室一厅的屋子，月租三百元。楼道铺着粗糙瓷砖，昏暗狭窄，屋内设施简单：卧室里一张双人床，窄门衣柜，木凳上放着台电风扇；阳台连着个水池，三种不同颜色的塑料刷牙缸；客厅里拉起一道布帘，在原本摆沙发的地方，塞进了张单人床。
这个温暖的小集体，在珠三角吃的第一顿晚餐是：大米饭、红烧鸡腿、白灼虾、水煮肉片、清炒生菜、蛋花汤。
三
当雨荷在电子厂的女生宿舍公布这个菜谱时，引来唏嘘一片。
除了周六、周日不加班雨荷返回出租屋和父母团聚外，平时在宿舍里，她睡我的上铺。我们都住在女生宿舍。我在这家电子厂打工已三个多月，干的是拉线上的普工，而雨荷进厂后，只干了两个月普工，就被提升为QC。
和第一代打工者完全不同，雨荷的求职经历毫不曲折。同时，这种周末全家聚餐的生活，在珠三角堪称奇迹。她甚至和父母达成协议，每月留下一千元零花钱。
一千元！
身为第一代打工者的父母，反复向女儿诉说当年求职如何艰难。如何在人才市场排队、占位、递简历，未能获得聘用后，在立交桥下的涵洞里凑合一夜，吃一个饼抵挡一天。为保住得来不易的工作，无论多么苛刻的条件，都咬牙忍受；无论多么不堪的嘲讽，都忍辱负重。然而，到底不是自己亲历，再怎么描述，对雨荷来说，也不过是“以前的事”。
雨荷不喜欢父亲所在的珠宝厂（她曾在那里打过暑期工），觉得那里人少，不好玩，而且，“没有更多上升空间”。母亲所在的纸箱厂，她去了一次，总结出一个字：“臭”。她不让父母帮忙（他们也帮不了什么忙），自己出门找工作。看到这家日资电子厂拉着横幅在招女工，便到门卫室，递上身份证。
然而，母亲劝她不要去：这个厂有两千人，虽然发薪准，但制度严格，稍有不慎，便会被罚款。可女儿却下定决心，要进就进大厂，即便从普工干起，机会也比别处多。
“你可以通过女工受雇的年龄，来判断这个厂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如何。”
雨荷告诉我，如果那些二十几岁的女孩-打工族的精英分子，大量汇聚在某个厂，就说明这个厂不错。
第二天上午八点来报到，填写简介后，雨荷被面试者问询：会不会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又给出一排简单的英文单词，问是什么意思；再拿出各种不同颜色的卡片，让她辨认。诸事毕，她去医院：验血，做视力检查、心电图（共花费一百一十五元）。第三天上午，先去医院拿检查单，下午重返电子厂，被分配至拉线当普工。
女孩如此之快就获得了工作机会，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年轻女孩更受企业欢迎。在东莞的工厂里，70%的工人是女性。她们同时还分布在文员、人力资源部职员、售货员、推销员、保姆等各个职位。在老板眼中，年轻女性既勤劳，又聪明，而且比男性更易管理。
雨荷进厂后第一件不能适应的事，是被本地人称作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