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君再来（第1页）

何日君再来

一

那男孩七岁半，已懂得羞耻，走向那个男子，叫他：“爹地。”

孩子的母亲叫阿玲，一米六，纤瘦，长眼，吊梢眉，一笑眼角有几道清浅的皱纹。她像看不见那男人-跑步归来，坐在马路沿上喘息-而只顾跟我聊天。

阿玲搬到这个小区已有六年，房子是租的，每月租金一千块。

“钱都压在股票上啦，再说，还不一定在这边常住呢！”我骇然，心里盘算：是要迁到香港？她兀自笑说：“我对门的，在惠州买房啦，火车站旁，两套打通，有两百平哦。”然而，她也不打算去那里买房。自然“钱都压在股票上”。

她穿着深绿色T恤，中裤，脚上夹着十字拖，浑身披挂，应该不超过两百元。此前在停车站，看到她儿子和我儿子穿着同样的校服，我们便谈了几句关于学校的话题。她儿子每天都回来吃午饭：显然，她并不出门做事。

最初，她的身旁从未出现过任何男人。我猜测她离过婚-已有了儿子；但总要谈恋爱吧-还那么年轻。大概三个月后，第一次见到她的男人，令我惊骇。我骑着自行车进了大门，看到她下了公交车，便想过去打招呼。然而，我终于还是没有停，一拐车把，从侧面闪开。她身后走着个男人，一米八左右，头发稀疏，右肩挎着布包，里面冒出把绿油油的芹菜。她和他虽然没有并肩走，但却像被根无形的绳子牵着，总保持某种恒定的、不远不近的距离。她三十出头，而那个男人的面孔上，已有三四个杏仁大的斑点，像手指蘸上墨，按了上去。

接下来的一周，那男人每天从我窗下跑过，肚腩微挺，大手熊掌般此起彼伏地甩动着。傍晚，他坐在阳台的躺椅上小憩，看男孩拿来的作业，深夜拉起窗帘，关上灯。他的全部活动，都像丈夫或父亲。

那孩子总是背着米老鼠图案的书包。有时，我会冲着这个背影喊我儿子的名字。他们几乎一模一样：统一的蓝白校服，红领巾，蓝绳校牌，小平头，边走边玩的神情。男子跑步累了，坐在马路沿上歇息。孩子穿过花园的石板路，慢腾腾蹭过去，用小胳膊去撞男人汗津津的粗胳膊，轻声蹦出那个词：“爹地。”

孩子的母亲像没听见，继续和我聊天。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

我的目光停留在男人身上，他仰着脑袋，暗黑的脸庞泛着光，小腿上肌肉紧绷，稀疏的头发是漂染过的，顶部能看到头皮。这男人身上带着某种陌生的气息，是我此前在北方从未直接面对的。小镇里的人告诉我，他们能一眼认出人群中的香港人。他们比我更熟悉这种气息。而女人原本是张娃娃脸，但两颊的肌肉却已深陷下去，颧骨嶙峋耸起，长眼陷落，像两条峡谷，一头长发，随便一抓。这样一张脸，若再过十年二十年，不知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儿子放学回来了，放下书包，即刻下楼，和阿玲的儿子玩起拍篮球。两个毛茸茸的小平头，随着球奔跑着，一径追到楼后去。

我将如何向孩子解释对面的阿姨，她的“老公”，她的“家”？而阿玲自己，又将如何面对已开始提问的男孩？那孩子的眼神里，总有股胆怯，像从瞳孔背后的某个地方射出。我儿子也会害羞，也会因忸怩而显得慌手慌脚，更多的时候，他会选择大喊“爸爸妈妈”来解决问题。

阿玲说她从未去过香港。

她买了张香港地图，用手指触摸，浏览着那个纸上城市。她似乎已看到拥挤的街市，喧嚣的车水马龙，某一处的拐角，剧院，餐厅，然后是海洋公园。她答应过儿子，带他去海洋公园；而她的“男人”，就住在海洋公园附近。所以，对阿玲来说，海洋公园甚至比整个香港还大，墙壁闪闪发光，池水闪闪发光，地板闪闪发光。

当她这样描述时，我惊讶：“你可以参加旅行团啊！”

并非她不能去，而是她不想去。好像离她越近的东西，她越要回避。

因为有了这个闪闪发光的海洋公园，她看小镇的一切都不顺眼，无论是茅草簇拥的弯曲街道，还是哄抢便宜货的市民，又或没礼貌的打工仔，都让她感觉不舒服。所以她并不打算在这里买房，而一会儿想去香港，一会儿想去周边城市。在她的灵魂深处，一直在期待意外的发生。她总是睁着一双大眼睛，观看着此时此刻，并把希望寄托在明天。

阿玲不大喜欢提她幼年的遭际，因而我只能从她常说的话题里寻得一点线索。

她的家在广东东部蕉岭县的一个小村，窄小的田地，脏污的农院，寒酸的收入，阿玲在那里有什么可干的？她对那里一天到晚的枯燥生活了如指掌。我去过那个县城，主街道有子弹射程那么长，两边是店铺，拥挤着汽车修理、摩托车修理店，到了路的拐弯处，零星的小店便都收了形迹。走在街上，像坐着时光机，陡然回到了20世纪50-60年代。我们找到家饭馆，但饭馆却因生意萧条而歇业。在昏暗中穿过县城，前方陡然开朗，一派灯火通明，像刚从梦里闯出来。

在阿玲的词汇系统里，制鞋厂相当于地狱。她嘻嘻一笑，说村里的女孩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中，便相约来东莞打工。知识对她们来说是个封闭的园地，但她们却要放大胆子去闯世界，做着平步登天的美梦。于是，她们携带着尚未充分发育的身体、小动物般机敏的眼神，来到东莞。

阿玲坐在满是新鞋子和机油混合的味道里，面对正在噼啪作响的机器，拿起鞋面，用可以调整的小夹子夹住，然后推动机器旁边的一根小钢柄。机器发出尖锐的喀喇声，冲下几片圆形的皮，鞋面上就留下将来穿鞋带的洞眼。这活儿看起来轻松，但必须保持平均的速度。这种速度的设定是严苛的：工人根本没时间四周张望，必须集中精力工作，才能不让鞋面堆积起来。

开始只是脖子和肩膀酸痛。后来，两腿发酸，坐不住，阿玲便转动脖颈，歇息片刻。虽然不饿，但浑身发虚，看周围世界，愈发粗糙不堪，像个囚牢，将人幽禁住。到中午时，手腕发疼，整个掌心、手指都疼，到后来，肌肉的疼渐趋麻痹，她总想要呕吐。

一声铃响，所有的女工即刻离开凳子，奔下楼去。转动的拉线停了下来，整个车间陷入死寂。一走上阳光下的街道，血液立刻变得温暖，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从快餐店的玻璃窗朝大街望去，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总有几个年轻姑娘，穿着时尚、举止大方，而阿玲身上的工衣是旧的，颜色已褪，松垮下垂。阿玲感觉，在她和那些姑娘之间，不仅仅隔着一道玻璃，更有一条鸿沟。

这街灯、餐厅、商厦、公园，这一切，阿玲也想拥有，可在制鞋厂的时间越长，她越明白，单靠自己，是无力摆脱这困境的，她必要攀附着一根绳，才能从枯井的底部，攀到井口。

她注定要遇到林生。

有个老乡当售楼小姐，说坐车去看房，可以免费旅行、吃午餐，于是，她便和一群人挤上中巴。她的身旁，坐着香港退休警察林生。午餐时，林生自然而然坐在她身旁，为她夹菜。两周后，林生打电话，问她是否买了房。她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林生话题一转，说想约她吃饭，谈谈买房的事，他住在香港，来一次不方便。

“香港”二字，像一盆冷雨，从半空倾泻而下，令阿玲浑身紧绷。她不得不努力思考她的未来：她不美丽，又穷，若继续当女工，找个男工结婚，哪怕生了孩子，租了房子，还得继续将打洞的活儿干下去。想到一辈子要被囚禁在车间，她心疼如割。

她要行动-立即行动起来-不能等年龄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