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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书记员说，“你后面没人了，所以就这么办吧。”

书记员往电脑那边走的时候，我们往后让了让。父亲靠近我，压低嗓门儿说：“年轻的时候啊，有很大的优势。你是新来的孩子。然后呢，到了中年，就没办法回避了——人们会觉得你是个笨蛋。再然后呢，就这样过了好多年，到我现在这样，幸运的是，状况又会好起来。人们都认为你已经被时代抛弃了，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所以他们又和从前一样，又对你笑脸相迎了。”

书记员把宣誓书拿了回来。父亲戴上老花镜，检查了封面页，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币。“肯定就是这份了，”他对书记员说，“谢谢您关照我。”

我们从法院出来了。父亲没有把老花镜收起来。事实上，我们站在街角等红灯时，他又把老花镜戴上，细细读起了宣誓书。“咱们去这个地方吧。”他说。

他用食指指着一个地址。我读了一下那个地址所在的那句话：“午夜12点10分，斯卡吉特县的警员接到911电话，是从锡德罗伍利附近的斯通巷7279号打来的。”父亲将食指移到“12点10分”的位置。“这么晚，”他说，“都半夜12点10分了。”

我朝锡德罗伍利开去。我知道那地方在哪儿，因为我在喀斯喀特山脉开车的时候不止一次从那儿穿过，或者路过。这是一座小镇，主要产业是木材、煤炭开采、铁路货运，还有一家曾经生产伐木绞盘机的钢铁厂。小镇给人的感觉是湿乎乎、阴冷冷的，好像受到了胁迫似的。在我看来，这里好像与斯卡吉特县的其他地方隔绝开来。这里位于漫滩之上，地势很高，与三角洲上的广阔田野相距遥远。大规模的农业在此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的树木。每年的旅游旺季，有一百多万人会到附近去看盛开的郁金香花丛，但很少有人会来这里。它和“郁金香之路”是天上地下的反差，对游客没什么吸引力。相比于锡德罗伍利木艺节上的电锯雕刻和伐木比赛上的伐木展，游客们更喜欢在可人的平原上逛逛农贸市场。锡德罗伍利近郊曾经有一家叫西部州立医院的精神病院，选址于此的部分原因就是这里地处偏远。此时此刻，有一辆车正驶过20号高速公路上的医院旧址，沿着斯卡吉特河向上游开去，驶入寂寞荒凉的群山。所有这一切都让人觉得锡德罗伍利就像是斯卡吉特最偏远的村落，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的确如此。

不过，尽管锡德罗伍利地处偏远，手机信号还是有的，所以我能找到去斯通巷的路。我们沿着伊顿花园路向北行驶，这是一条上坡路，在铁轨上方蜿蜒曲折，最后到达一个丁字路口。在莫泽尔路，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泥泞——被践踏过的牧场、腐烂的树桩、铁丝网，还有屋顶上长满青苔的移动房屋。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从灌木丛中穿过。藤上缀满了带刺的黑莓。我们从那里驶下陡坡，开进树林。在我们的一侧，人行道穿过一条小溪，已经快看不见了。车轮下的路就像是在以前伐木作业的支路上铺了砖石，路边是一座座简朴的小房子，房前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周围一片凌乱，都是砍下来的木料——高高矮矮的灌木、杂草、荆棘——所有这一切的上方，是长长的电缆，悬在两端的电线杆上，形成一道道弧线。

我们到了斯通巷7279号。车道被黄色的胶带封住了，胶带被风吹着，摆来摆去，因为后面就是犯罪现场。车道旁边是几棵刚刚结果的果树，树冠被人用网罩住了，防止鸟儿来偷吃果子。我们眼前的景象，大半都是荆棘。没有看到那个从埃塞俄比亚收养的女孩死去时所在的院子，也看不见哈维一家住过的房子。

“我们可以沿着车道走到房子那儿，”父亲说，“只要我们不碰任何东西，就没关系。”

我们沿着车道走了过去。父亲把宣誓书也带上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房子的后面，停着一辆漫步者。院子里的一根柱子上装了泛光灯。有一个简陋的谷仓、一间工具棚、一个鸡圈，还有一个便盆，有点奇怪。我能听见头顶上方的电力线噼啪作响。

我们站到一个露台上。有一个带挂锁的冰柜、一个带轮子的圆筒式烟机、一个铝制的折叠野餐桌、一个装满球拍和球的垃圾桶，还有一个之前装西蓝花的大盒子，里面放着空的塑料牛奶罐。父亲把宣誓书往后翻了一页。“这里就是她死去的地方，”他说，“就在这里，在这个露台的边缘。”

他把宣誓书递给我。我读了关于911电话的那句话，里面写了斯通巷的地址。是贝琪·哈维打的911，她在电话中说，她的女儿在黑暗里一个趔趄，摔倒了，还脱掉了衣服，最后脸朝下，嘴里还含着泥巴。调度员一听，就打电话给治安官，并派出了警员。等到午夜，一辆救援车也被派来了，凌晨1点30分，从埃塞俄比亚收养的女孩死在了斯卡吉特山谷医院的一张桌子上，养父母给她起的名字叫阿比盖尔·哈维。

*　*　*

我开车送父亲回家，跟着他进了屋。我那患有肩周炎、青光眼、脚肿身子颤的母亲在父亲的脸颊上轻轻亲了一下，然后又亲了我，说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拖车公司把车拖到安全服务中心的查克那儿去了。11点半的时候，查克打来电话。他说，他需要时间。还有别的车排在父母那辆车前面，很多。不过，他会先看一下，算一下价格。之后又来了一个电话，但母亲当时没接到，因为她一直在地下室整理东西——是一个保险代理人打来的，是事故另一方的保险代理人，就是停在那儿被撞坏的那辆车，我们可以听语音留言，说了好半天，但是前言不搭后语。除此之外，母亲还步行去老年中心参加了西班牙语小组的会议，回家路上又去了杂货店，因为她和父亲家里的茶、面包、奶酪、西红柿都吃完了，牙线也用完了，所以她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囤了一批，尤其是牙线，因为正好赶上打折——所以，待会儿，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吃烤奶酪三明治，不过目前她还不饿。还有另一件事。她一整天都在想一个问题，也就是在查克把车修好之前，她的丈夫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的早上怎么去上班，晚上又怎么回来，所以呢，关于这个问题，她在老年中心打听了一圈，那里有很多热心肠的人，不过也有很多人说了半天却答非所问。幸运的是，老年中心有个问询台，那儿有一个头脑清晰、又聪明又通情达理的志愿者，坐在一台电脑后面，她清楚地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位志愿者名叫琳达，她上网搜了搜，打印了一些材料并整理好，母亲把材料全部抱回家，就是现在沙发旁边的那一摞，里面有公交时刻表、拼车项目、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号码，还有关于老年人交通服务的小册子。今晚，她和父亲可以一起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找到解决方案。

母亲听我们说了今天的行程，便提起她之前去斯卡吉特县看郁金香的事，但是当她听到发生在那里的案情时，她的眼睛眯了起来，嘴唇也抿紧了。“这是我听过的最丑恶的事了，”她拧着眉头说道，“对一个孩子做那样的事。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会允许那些信奉‘不打不成器’这种歪理邪说的人去领养孩子——我实在是无法理解法律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人有资格领养儿童。”

我留下来吃了一个烤奶酪三明治。我们看了本地新闻。我注意到，父母家的沙发边桌上有一本小说，叫《已故的乔治·阿普利》，作者是约翰·P．马昆德。我拿起那本书，认出它是“《时代》阅读计划”的特别版。母亲三四十岁的时候，“《时代》阅读计划”每月都给她寄一本书，每本书都由《时代》杂志精选，前面都有编辑写的序。“我在读第二遍，”母亲说，“或者至少我觉得是第二遍。”她从我手中接过书，往后翻了翻。“这里说，”她说，“在前言材料这里，《已故的乔治·阿普利》是对波士顿上层社会的深刻讽刺。也许是吧。应该是的。但问题在于：我不记得读到过这个意思。我有可能读过，但是不记得了。而且我也不想拿这个来给约翰·P．马昆德贴金。我想说的是我自己，不是他。想想我花了多少时间来读书！把读书看作这世上最重要的事儿！我记得自己曾经想过，如果我能在一天当中抽出一个小时来读书，那就太好了，简直完美，我的人生有了目标，我会去到某个地方——去到哪儿我说不出来，但是我在读书，这就是进步，是自我提升。而做饭洗衣服什么的，我做的所有的家务活儿，都只是原地踏步。我不是在抱怨。我做主妇、做妈妈，都没问题。干家里所有的活儿，也可以，也没问题，但我想说的是，我总觉得，如果一天当中能有时间看看书，就好像一种救赎，就好像有一个未来在前面等着我，我会有所成就。我不是在说这是一种幻想，因为我从阅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让自己变得更成熟，也更努力。我读了各种各样难啃的书，因为我想坚持下去，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些什么，对此，我没有任何遗憾，不过，说真的，这本书我究竟读过没有？《已故的乔治·阿普利》？”

*　*　*

第二天下午，雨下得很大，我顺路去了趟丹妮尔那儿，丹妮尔是我的姐姐。

顺路去丹妮尔那儿很容易，因为她开了一家名为a的茶馆——a在捷克语里是“茶馆”的意思（我们的母亲那边有捷克血统）——丹妮尔用这个名字来营造布拉格的氛围。她的茶馆位于西雅图的沃灵福德社区附近，在巴格利北，就在“海怪休息室”拐角旁边的一幢小楼里，那里曾经是一家土耳其餐厅。我要是想找丹妮尔聊天，走路就能过去——只需要15分钟——然后就在那儿待着，直到她有空为止。这一天，茶馆里很忙，不用说，是因为下雨，所以我不得不在后面的凹室里等了一会儿，那里有一张单独的长桌，桌面是一块枫木板制成的，因为用得太多，已经磨得发亮，有些地方还坑坑洼洼的，但是特别敦实：是件历久弥新的工艺品。这张桌子让我说了这么多，是因为它让我想到了丹妮尔。

高中时，丹妮尔是她们篮球队的中锋。她一直特别厉害。她的胳膊肘总是有办法防守。她曾经创下纪录，在加时赛中得了42分。当时我也在场，我敢说，这42分里至少有36分是如入无人之境的灌篮。篮球队里的大部分女生都会把头发束成各种各样的花式，但是丹妮尔直接拿了把办公剪刀，把一头沙色的长发剪成了披头士的蘑菇头，还自我感觉挺好。现在她的头发长点了，但她的身高仍然足以把门挡住，她要是站到茶几旁边，看着就像个傻大个儿。在茶馆后面的凹室里，她把手抬到胸口，像英式管家那样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对我说：“下午好。”

我请她坐下。她坐了，不用说，她的膝盖紧紧抵着桌子。丹妮尔有三个孩子，两个在上大学，一个在维和部队，还有，不管遇到什么事，她几乎都能有条不紊地搞定。在茶馆里，她雇了五名员工，她自己负责所有的账目、工资和采购工作。她的丈夫伦纳德有一家专门浇筑混凝土的公司，和团队一起在大型的新开发项目工地工作。由于长年弯腰操作平泥板以及穿着很重的靴子踢湿的混凝土，他的背落下了毛病。当丹妮尔确定伦纳德已经累坏了身子，并且判断茶可能会像咖啡那样风靡西雅图之后，她便开了这家叫a的茶馆。不过，她很快就接受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即便她起早贪黑，也只能勉强糊口。在夏季，茶馆都是亏损的。等到雨季来临，境况便有所好转。

在茶馆后面的凹室里，丹妮尔和我交换了信息。她跟我一样，已经得知了父亲的事故，不过有一点跟我不同，她还知道——因为母亲在我踏进茶馆前一小时左右刚刚跟丹妮尔通了电话——父亲已经不能再买车险，也不能再开车了。“这是个大问题，”丹妮尔说，“父亲母亲都不能开车了。”

她去拿茶。她捧着一个茶壶和两只茶杯回来了：“嘿，你来这儿的时候一般都会带个笔记本，我说得没错吧？”

她说得没错。正常情况下，我每次来茶馆，的确都会带上笔记本。我在家里有一个写作的地方——我的书房——但是有时候，我也会来茶馆里写作，就是为了换个环境。在冬日的午后，茶馆里很舒适，挂毯是斯洛伐克的，茶也是免费的。那样的氛围让我灵感大发，然而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我跟丹妮尔说了为什么这次没有带笔记本。“好吧，”她说，“现在你有时间做其他事情了，是吧？”

我们喝着茶，聊着天。在我们头顶上方的墙上很高的地方，有一块大大的黑板，上面用紫色的粉笔写着这样一段话，是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诗：

天色越发暗了；在桌子上，闪闪发光的，

夜晚的茶炊咝咝作响，

将瓷质的茶壶温热；

薄薄的蒸气在它的下方飘**。

香茶已经，

被奥尔加的手倾下，

倒进杯中，仿佛黑色的溪流，

一个男仆端上了奶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