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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盖尔来了之后，有一次我在伯灵顿的Costco超市碰到德尔文，我们聊了几句，聊的就是‘你家里人怎么样’这类问题，他说他和贝琪跟阿比盖尔之间有一些问题。所以，我自然就接着问他是什么样的问题，他说阿比盖尔很叛逆，事情已经发展成了一场战争，发展到他们叫阿比盖尔站在这里，她就故意向左站两英寸，或者如果叫她把书放在这里，她就故意放到左边两英寸的地方，所以现在他们不得不经常惩罚她，打她，计时隔离，不让她吃饭，让她一个人吃饭，等等。我就看着他，心里在想：‘德尔文，你是疯了吗？’最后，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我说：‘德尔文，你疯了吗？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你怎么了？你已经变得跟贝琪一模一样了。贝琪——她已经把你给洗脑了。’而德尔文的回应还是那一套。他说：‘你去读读《圣经》吧，去仔细读读你的《圣经》。’然后他引用了《圣经》中的几句话，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男人是女人的头。’另一句是：‘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德尔文为我讲解了这段经文。坦率地说，那个画面非常令人尴尬。我们俩站在Costco超市的过道里，那地方人来人往，而德尔文像传教士一样比画来比画去，给我宣扬教义。”

*　*　*

审判的第六天，一名儿童保护服务中心的调查员出庭做证。她说，阿比盖尔死亡当晚，斯卡吉特山谷医院的人给她留了一条电话留言，大意是有一个女孩被送往急诊室，路上就死了，那个女孩明显消瘦，死于失温，地点就在她和七个未成年兄弟姐妹居住的房子附近。第二天早上9点，调查员拿到了一份来自治安官办公室的报告，指出死者的头发被剃光，身上有多处斑痕和擦伤，死时没有穿衣服，就死在离她家后门几英尺远的地方。调查员在证词中说，这一切都表明需要进行实地考察，以确保七名幸存儿童的安全。

在斯通巷，她刚把车停在房子旁边，就有一个男孩出来和她对峙。他看上去十六七岁，但言行举止显得蛮横无理，他立即要求刚刚下车的调查员亮明身份和来意。当她按照他的要求提供了这些信息，他便举手示意她先别进去，在原地等着，自己进了屋。

过了一会儿，另外两个男孩和第一个男孩一起回来了。这两个男孩看上去比第一个小一点，他们的态度同样很不友好。三个人都剃着平头。三个人都穿着白色的短袖棉衬衣，衬衣塞进系着腰带的卡其色裤子里。三人的行为都表现出一种自以为是。在调查员看来，他们不像未成年的孩子，倒像是一支凶巴巴的安保特遣三人组，像防守员、守门员、看门人。一个男孩宣称，他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法律规定他们不必回答她的问题。另一个男孩说调查员是非法闯入民宅，应该立刻掉头离开。他们三个人的行为明显可疑，以至于她当时就断定有问题需要彻查——在他们的阻挠、他们对她的颐指气使以及为阻止她执行任务而做出的过激行为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问题。在她看来，他们的行为很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这种强硬的手段和武断的抗议所产生的作用其实恰恰相反，她觉得他们应该知道：如果他们反过来邀请她进门，表现得很亲切，反倒可能更容易达到目的。可是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越是坚持要她离开，她就越知道自己有理由留下。“我哪儿也不去，”她告诉他们，“进去吧，找一个大人出来。”

一个男孩进屋去了。等他再次出来，是跟在贝琪和德尔文·哈维身后。现在有五个哈维家的人在车道上跟她对峙。德尔文·哈维的衣着打扮和他的儿子们一样，也是白色的短袖棉衬衫，塞进系着腰带的卡其色裤子里。贝琪·哈维穿着长及脚踝的裙子，她对调查员说，她不可以跟孩子们说话，孩子们也不会回答她的问题，她知道儿童保护服务中心想干什么，现在，她正式警告儿童保护服务中心——以及调查员本人——如果她试图剥夺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那么她和儿童保护服务中心都有可能要吃官司。“好的，”调查员说，“但是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判断这里的孩子是否安全，而且法律还规定，如果我不被允许这样做，我就有义务向治安官求助，所以我建议你还是配合我，让我完成工作。”

贝琪·哈维打开大门，叫另外几个孩子。又有四个孩子出现了：一个男孩，可能10岁或11岁，他和其他男孩一样穿着白色短袖衬衫，还有三个女孩，都穿着印花的棉布裙子。这些孩子组成了一幅画面，让调查员想起《草原上的小木屋》。她现在明白眼前是什么情况了——她所看到的是一个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家庭，这样的家庭她遇到过不止一个，他们分散在全县的各个角落，出于同样的原因，有时她也会拜访其他家庭，就像现在这样，她眼前的这些人对儿童保护服务中心有着黑暗的观点，其中包括这个中心的存在是为了绑架儿童，然后把他们交给撒旦。“我需要跟孩子们单独交流，”调查员说，“因为孩子们在父母面前没办法自由地告诉我自己是不是感到安全。”

贝琪·哈维说她会对此提起诉讼，因为这是宪法所不允许的。而且不管怎么说，也没有必要跟孩子们单独交流，因为她的孩子在任何时候都会说实话。“所以，让我们迅速完成你的小家访吧，”她冷笑道，“孩子们，排队。”

孩子们按照年龄排成一排，从大到小，从左到右。贝琪·哈维把右手放在第一个孩子的头顶，说：“以西结，你觉得自己安全吗？”他回答说：“当然。”

贝琪·哈维沿着队伍往下走，把手放在每个孩子的头上，孩子们都回答“当然”。就像小机器人一样，调查员心里想。就像玛丽亚出现之前的冯·特拉普家的孩子。调查员被激怒了，她重申——她需要跟孩子们私下交流，以履行她的职责，如果不允许她进行调查，她会给治安官办公室打电话。“那就给治安官办公室打电话吧，”贝琪·哈维并不买账，“他们会站在我们这边。”

根据多年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调查员做了她认为最佳的选择——她先行离开，并启动正式的调查程序。很快，她从法官那里得到了所需要的法官令，并打了电话给治安官办公室寻求支持，然后，她带着法官令和儿童保护服务中心的一位同事在两名警员的陪同下回到了斯通巷，一行人开了三辆车。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贝琪和哈维都不在家。其中一个曾经公然对抗她的男孩来到门口，他看见两名警员，便说他的母亲去买菜了，父亲上班去了。调查员告诉他，她和其他人是来带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去弗农山的儿童管理办公室的。“现在是午饭时间。”他回答说。

调查员说他们可以把午餐带上。然后她说她要进去，但她的同事和警员会继续站在原地等候。

她进去了。另外六个孩子在前厅里，一开始都呆住了，盯着她，直到她说没有人会伤害他们，他们需要拿上外套和牙刷，因为他们所有人现在都要离开这个家，去一个他们会被照顾和保护的地方。六个孩子按她的要求去了，但是第七个，也就是最大的那个女孩却匆匆跑进厨房，开始做花生酱果冻三明治，她把面包片配好对摆整齐，迅速涂上花生酱和果冻，然后把每个三明治塞进一个塑料袋，袋子上写有每个孩子的名字。

孩子们很快便拿着外套和牙刷集合了。调查员注意到，他们没有哭，也没有害怕的样子。他们都出奇地高度配合，对她的回应也很有礼貌，而且行动迅速，包括第一次访问时恐吓她的三个男孩。“咱们走吧。”她一边说，一边领他们出了门。警员们在一旁看着，没说话。她的同事带了四个男孩上车，调查员则带了三个女孩上她的车。路上，离开斯通巷几分钟后，最大的孩子请求允许她打开最小的孩子装三明治的袋子。她用很小的声音说，她担心她的妹妹可能会把花生酱和果冻弄到车子的内饰上。调查员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说：“你们当然可以打开袋子吃三明治。我并不在意汽车的座椅干不干净。这车已经旧了，可以说已经很破了。我自己的孩子经常在后面吃东西。那样的事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放心吃你们的三明治吧，吃吧。”

她一边开车，一边继续从后视镜里看着。较小的两个孩子吃了，但最大的那个并没有打开她的三明治袋。“吃吧，吃啊，”调查员催促她，“我们会给你东西吃的，不用担心，现在趁着有机会吃就吃吧。”

女孩打开了她的袋子，但还是没有动那块三明治。“打扰一下，”过了一会儿，调查员说，“你是叫丽贝卡吗？”

“是的，女士。”女孩回答。

“你不饿吗，丽贝卡？”

“不饿，女士。”

调查员和她在后视镜里四目相会——她似乎并不希望调查员看着自己的眼睛，显得有些羞愧和惊愕。好像她们不应该看着对方，好像这样是有问题的，好像她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与此同时，女孩并没有移开视线，要么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应该把视线移开，要么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她也不想移开，所以就陷入了与儿童保护服务中心的调查员四目对视的两难境地，即便存在后视镜的缓冲。“你13岁？”调查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