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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斯蒂文斯播放了警长对贝琪·哈维的采访录音，作为证据之一。我们听到警长先问了贝琪一些基本信息，比如她名字的拼写、出生日期、住址、电话号码、有几个孩子、丈夫姓名、工作单位、收养阿比盖尔的日期。然后他问：“是怎么回事？”

“她待在外面。”贝琪回答。

“为什么？”

“她不开心。”

“她为什么不开心？”

“我们从埃塞俄比亚收养的她。她在那里的生活很悲惨。没有吃的，也没地方住，经常生病。然后她不得不住进了孤儿院，所以她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就染上了一些毛病，精神问题，行为问题。我们原先几乎都不知道。我们毫无头绪。”

“好的。”警长说。

“她不配合、叛逆，还有精神问题。”贝琪说，“除此之外，我真的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今天晚上，”警长说，“具体到今天晚上。具体到今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具体到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她出去了，一直待在外面。不管我多少次让她进来，她就是待在外面。她跟我对抗。不肯让步。我给上着班的丈夫打电话，跟他说了这件事，他说：‘好吧，过一会儿她就冷了，就会进来了。孩子嘛，他们感觉到冷了，过一会儿就进来了。’”

“她为什么不肯进来？是什么原因？”

“原因，”贝琪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她的精神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她走到外面，不肯进来。您知道有些人抗议的时候会怎么做吗？您见过那些躺在大街上的抗议者吗？我不停地叫她‘进来’，但她一心想要跟我对抗，反正我说的话她是最不愿意听的，如果我让她做A，那她一定要做B，不管天多冷多黑。她非得把自己的抗议坚持到底。”

“我明白了。”

“就像有些人绝食，直到饿死为止，”贝琪说，“就像那样。只是她所做的是非要待在外面，直到冻僵为止。”

“你当时是这么想的吗？认为你女儿出去是想自杀？”

“我认为是这样的，”贝琪说道，“她太叛逆了。”

一位叫伯格的医生出庭做证。阿比盖尔死亡当晚，她是斯卡吉特山谷医院的急诊医生。大约凌晨一点半，救护队的一个队员给她打电话，说他们正在朝医院运一个年轻的女孩，她情况危重，没有反应，也明显没有呼吸，没有血压也没有脉搏，他们对她进行了心肺复苏，并接上了心率监测，想看看能否检测到心跳，但是没有，他们对她做了七次电击，但她仍然没有心跳。这时，救护车抵达了医院，伯格医生接手，但也无力回天，因为这个女孩已经死了。

“我去和家属谈话，”伯格医生做证说，“她的母亲和父亲。急诊科走廊的尽头有一间办公室，是社工的办公室。有人把他们安置在那个房间，我就去那里找了他们。我在那里告诉他们，他们的女儿已经死了。”

“好的，”林肯·斯蒂文斯说，“从贝琪·哈维开始。她当时的情绪是怎样的？”

“很平淡，”伯格说，“她能跟我交谈。她非常健谈。她没有心烦意乱。她没有歇斯底里。想要从她那儿得到信息并不困难。她非常善于表达，非常善于表达，而且她不止一次提到了脸朝下，提到了死者曾经脸朝下在草地上，也就是说她是脸先着地的，她的脸比身体的其他部位都要先着地，哈维夫人对这一切非常坦然。”

“哈维先生的情绪呢？”

“所有的沟通都是哈维夫人说的。哈维先生没有提出问题，也没什么要补充的。但我的确记得，当我告诉他们阿比盖尔已经死亡的时候，他低下头，摇了摇头，好像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　*　*

法院收来了阿比盖尔的衬衫、内衣、运动裤、鞋子和袜子作为证据——都是阿比盖尔——阿贝巴——死亡当晚穿的。接下来我们便开始看投到屏幕上的幻灯片，看到了哈维家的房子和院子。其中有很多张阿贝巴经常被关禁闭的那个壁橱的照片，还有这个壁橱所在的房间，房间里有两个书柜。壁橱的门只能开到九十度，因为在它的开合半径上立着一个书柜，里面放着克莱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约翰·史密斯和劳拉·英格尔斯·怀德的传记，还有《美国女孩娃娃故事集》和《缝制工艺全书》等书，以及盒装的《松莱特科学课程》。另一个书柜里放的是盒装的磁带，包括《建立一个稳固的家庭》和一张精装版的《秘密花园》，书柜的顶层还摆着一张贝琪的新娘照，装在金色的相框里。照片的背景好像一层薄纱，她身上仿佛有一圈光晕。

有一张幻灯片用图表形式描绘了哈维家的房屋布局——卧室、走廊和室内门。看着这张幻灯片，我突然意识到，当阿贝巴被关进壁橱时，她可以透过门缝看到哈维夫妇的卧室，看到我们在法庭的照片里看到的情景：哈维夫妇的床头板上方挂着一幅画，画面里是穿越特拉华州的华盛顿，还有，在床的一侧的角落里，立着两根粗壮的棍子、一把带鞘的短刀，还有一柄木剑。

我坐在审讯室里，忍不住问自己：谁会把华盛顿穿越特拉华州的画挂在自己的婚**方？他们为什么要把它挂在那里？为什么是这幅画呢？这幅画大家都很熟悉，在黎明时分，在冰雪覆盖的河流上，在一众船夫之中，华盛顿面色冷峻，英勇无畏。为什么挂在床头板上方的是这幅画，而不是别的东西呢？可是我想不出什么合情合理的答案。我也明白，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我对床头板上方的画感到好奇，只是对奇怪信息的一种反应。我只是出于习惯，想要挖掘其中的含义。因为我们努力想要理解事物，从而对其危险性进行评估。床边的棍子、带鞘的短刀和木剑——我想，它们暗示着一种危险，如果德尔文和贝琪睡在**的时候遭到敌人袭击，那么它们就是能够随手拿起的武器。

*　*　*

一位验尸官出庭做证，证实在阿比盖尔死后十二个小时，他被叫到了斯卡吉特县的停尸房。在那里他听一名警员简单介绍了情况，他发现死者身高一米六（3），体重三十五公斤（4），肉眼可见的消瘦，原因可能是营养不良。之后他通过观察她胃里的残留物证实了这个推断——她的胃里有一些种子和谷物，但主要都是**，这表明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吃得很少。林肯·斯蒂文斯随后关掉天花板上的灯，将验尸照片投到屏幕上（我前面提到的哭声就是这时候发出来的——就是招来拉斯穆森法官训斥的哭声），我们听着验尸官向我们解释眼前的画面。“初步看这张照片时，我发现了一点，”他说，“稍后的其他照片将显示更多的细节，那就是左侧额头擦伤的表皮下有一个瘀青。这里是右侧额头和鼻子上的一些小一点的擦伤痕迹。右侧盆骨这里有一个擦伤，两侧的胳膊肘、右大腿、左大腿还有小腿肚上都有伤。你们还可以看出死者的身体异常地瘦，肋骨都露出来了。她的脸是枯瘦的。死者的头发被剃得只剩下一厘米（5）。”随后，公诉人又展示了十张照片，都是同样的狰狞和可怕，然后是第十一张，阿比盖尔的左大腿。“在这里，”验尸官说，“我看到一种不一样的伤，伤痕是一种典型的模样。伤痕很长，两侧的边缘发红，中间发白。当人的身体被任何狭长的物体击打时，都会出现这种伤痕——皮带啊，绳索啊，树枝啊——这些东西击打身体，会使该区域的毛细血管破裂，于是血液被压向着力点的两侧，就会出现这种红红的印子，而中间部分是没有瘀青的，因为这里已经没有血液，皮肤也就不会变颜色。因此，这个伤痕就能显示出用来击打的物体的轮廓，这里有四处明显的伤痕，是由一些物体击打大腿之后留下的。”

林肯·斯蒂文斯问是什么样的物体。“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验尸官回答，“任何狭长的物体都有可能，比如带子、绳子，只要能像鞭子那样抽打，都能留下这类伤痕。”

“你看到四处？”

“到目前为止看到四处。我们可以放下一张幻灯片。”下一张幻灯片放上去了，验尸官继续讲，“这一张显示的是小腿肚。这里是脚踝——右脚踝，左脚踝。照片里看不到脚。膝盖就在照片的右手边，也没照进来，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小腿肚。这里显示出来的伤痕，有些跟我们在前面的照片里看到的左大腿上的伤痕一样明显，有些则没那么明显。就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这种击打造成的伤痕有时候很明显，有时候不明显，取决于击打的力度和角度。总而言之，我在这里看到了十处类似外观的伤痕，大多数是水平的，或者几乎是水平的。有一个是在右小腿肚上，就是我现在所指的地方。这是第二处。跟我现在所指的第三处稍有重叠。下一处我可以确定的，可能是左小腿肚最上方那里。我现在指的是另一处，腿下面这里。这里是位置最低的两处，我现在指的这里，还有这里，在左腿下方。所以这几处都跟左大腿上的那处伤痕外观相似，我数了一下，一共有十四处，我相信死者至少被打了十四下。”

“医生，在你检查死者的尸体时，对于这些伤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有什么想法吗？”林肯·斯蒂文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