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宋之宫殿苑囿寺观都市（第1页）
第二节 北宋之宫殿、苑囿、寺观、都市
宋太祖受周禅，仍以开封为东京，累朝建设于此，故日增月异，极称繁华，洛阳为宋西京，退处屏藩，拱卫京畿，附带繁荣而已。真宗时，虽以太祖旧藩称“应天府”，建为南京（今河南商丘市），乃即卫城为宫，奉太祖、太宗圣像，终北宋之世，未曾建殿。其正门“犹是双门，未尝改作”（10）。仁宗以大名府为北京，则因契丹声言南下，权为军略措置，建都河北，“示将亲征，以伐其谋”（11）；亦非美术或经济之动态，实少所营建。
北宋政治经济文化之力量，集中于东京建设者百数十年。汴京宫室坊市繁复增盛之状，乃最代表北宋建筑发展之趋势。
东京旧为汴州，唐建中节度使重筑，周二十里许，宋初号“里城”。新城为周显德所筑，周四十八里许，号曰“外城”（12）。宋太祖因其制，仅略广城东北隅，仿洛阳制度修大内宫殿而已。真宗以“都城之外，居民颇多，复置京新城外八厢”（13）。神宗、徽宗再缮外城，则建敌楼瓮城，又稍增广，城始周五十里余（14）。
太宗之世，城内已“比汉、唐京邑繁庶，十倍其人”（15）；继则“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16）。迄北宋盛世，再接再厉，至于“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17），其建筑之活跃，不可言喻，汴京因其水路交通，成为经济中枢，乃商业之雄邑，而建为国都者；加以政治原因，“乘舆之下，士庶走集”，其繁荣尤急促；官私建置均随环境展拓，非若隋、唐两京皇帝坊市之预布计划，经纬井井者也。其特殊布置，因地理限制及逐渐改善者，后代或模仿以为定制。
汴京有穿城水道四，其上桥梁之盛，为其壮观，河街桥市，景象尤为殊异。大者蔡河，自城西南隅入，至东南隅出，有桥十一。汴河则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共有桥十三。小者五丈河，自城东北入，有桥五。金水河从西北水门入城，夹墙遮擁入大内，灌后苑池浦，共有桥三（18）。
桥最著者，为汴河上之州桥，正名“大汉桥”，正对丈内御街，即范成大所谓“州桥南北是大街”者也。“桥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过，其下密排石柱，皆青石为之；又有石梁、石笋、（左木右盾）栏。近桥两岸皆石壁，镌刻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之北，御路东西，两阙楼观对耸……”（19）。金、元两都之周桥，盖有意仿此，为宫前制度之一。桥以结构巧异称者，为东水门外之虹桥，“无柱，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艧，宛如飞虹”（20）。
大内本唐节度使治所，梁建都以为建昌宫，晋号“大宁宫”，周加营缮，皆未增大，“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21）。
“宫城周五里”（22）。南三门，正门名凡数易，至仁宗明道后，始称“宣德”（23），两侧称“左掖、右掖”。宫城东西之门，称“东华、西华”，北门曰“拱宸”。东华门北更有便门一，“西与内直门相直”，成曲屈形，称“（左讠右移）门”（24）。此门之设及其位置，与太祖所广皇城之东北隅，或大略有关。
宣德门又称宣德楼，“下列五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桷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自宣德门南去，“坊巷御街……约阔三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朱杈子外。杈子内有砖石甃砌御沟水两道，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春夏之日，望之如绣”（25）。宣德楼建筑极壮丽，宫前布置又改缮至此，无怪金、元效法作“千步廊”之制矣。
大内正殿之大致，据史志概括所述，则“正南门（大庆门）内，正殿曰‘大庆’，正衙曰‘文德’……大庆殿北有紫宸殿，视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视朝之所也……次西有皇仪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后有需云殿，东有升平楼，宫中观宴之所也。后宫有崇政殿，阅事之所也。殿后有景福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凡殿有门者皆随殿名……”（26）。
大庆殿本为梁之正衙，称崇元殿，在周为外朝，至宋太祖重修，改为乾元殿，后五十年间曾两被火灾，重建易名“大庆”。至仁宗景祐中（1034年），始又展拓为广庭。“改为大庆殿九间，挟各五间，东西廊各六十间，有龙墀、沙墀，正值朝会册尊号御此殿……效祀斋宿殿之后阁……”（27）。又十余年，皇祐中“飨明堂，恭谢天地，即此殿行礼”。“仁宗御篆‘明堂’二字，行礼则揭之”（28）。
秦、汉至唐叙述大殿之略者，多举其台基之高峻为其规模之要点；独宋之史志及记述无一语及于大殿之台基，仅称大庆殿有龙墀、沙墀之制。
“文德殿在大庆殿之西少次”（29），亦五代旧有，后唐曰“端明”，在周为中朝，宋初改“文明”。后灾重建，改名“文德”（30）。“紫宸殿在大庆殿之后，少西其次又为‘垂拱’……紫宸与垂拱之间有柱廊相通，每日视朝则御文德，所谓过殿也。东西阁门皆在殿后之两旁，月朔不御过殿，则御紫宸，所谓入阁也”（31）。文德殿之位置实堪注意，盖据各种记载，文德、紫宸、垂拱三殿成东西约略横列之一组，文德既为“过殿”居其中轴，反不处于大庆殿之正中线上，而在其西北偏也（32）。宋殿之区布情况，即此四大殿论之，似已非绝对均称或设立一主要南北中心线者。
初，太祖营治宫殿“既成，帝坐万岁殿（福宁殿在垂拱后，国初曰‘万岁’）（33），洞开诸门，端直如绳，叹曰：‘此如吾心，小有私曲人皆见之矣。’”。（34）对于中线引直似极感兴味。又“命怀义等凡诸门与殿顶相望，无得辄差。故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与左右升龙、银台等诸门皆然”（35）。福宁为帝之正寝，柔仪为其后殿，乃后寝，故垂拱之南北中心线，颇为重要。大庆殿之前为大庆门，其后为紫宸殿，再后，越东华、西华横街之北，则有崇政殿，再后更有景福殿，实亦有南北中线之成立。唯各大殿东西部位零落，相距颇远，多与日后发展之便。如皇仪在垂拱之西，集英宴殿自成一组，又在皇仪之西，似皆非有密切关系者，故福宁之两侧后又建置太后宫，如庆寿宝慈，而无困难（36）。而柔仪之西，日后又有睿思殿等（37）。
崇政初为太祖之简贤讲武，“有柱廊，次北为景福殿，临放生池”，规模甚壮。太宗、真宗、仁宗及神宗之世，均试进士于此，后增置东、西两阁，时设讲读，诸帝且常“观阵图，或对藩夷，及宴近臣，赐花作乐于此”，盖为宫后宏壮而又实用之常御正殿，非唯“阅事之所”而已（38）。
宋宫城以内称宫者，初有庆圣及延福，均在后苑，为真宗奉道教所置。广圣宫供奉道家神像，后侍奉真宗神御，内有五殿，一阁曰“降真”；延福宫内有三殿，其中灵顾殿，亦为奉真宗圣容之所。真宗咸平中，“宰臣等言：汉制帝母所居称‘宫’，如长乐、积庆等，请命有司为皇太后李建宫立名……诏以滋福殿（皇仪）为万安宫”（39）。母后之宫自此始，英宗以曹太后所居为慈寿宫，至神宗时曹为太皇太后，故改名“庆寿”（在福宁殿东）；又为高太后建宝慈宫（在福宁西）等皆是也。母后所居即尊为“宫”，内立两殿，或三殿，与宋以前所谓“宫”者规模大异。此外又有太子所居，至即帝位时改名称“宫”，如英宗之庆宁宫，神宗之睿成宫皆是（40）。
初，宋内廷藏书之所最壮丽者为太宗所置崇文院三馆，及其中秘阁，收藏天下图籍（41），“栋宇之制皆帝亲授”，后苑又有太清楼，尤在崇政殿西北，楼“与延春、仪凤、翔鸾诸阁相接，贮四库书”。真宗常“曲宴后苑临水阁垂钓，又登太清楼，观太宗圣制御书，及亲为四库群书，宴太清楼下”（42）。作诗赐射赏花钓鱼等均在此，及祥符中，真宗“以龙图阁奉太宗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并置待制学士官，自是每帝置一阁”（43）。天章宝文西阁（在龙图后集英殿西）（44）为真、仁两帝时所自命以藏御集，神宗之显谟阁、哲宗之徽猷阁，皆后追建，唯太祖英宗无集不为阁（45）。徽宗御笔则藏敷文阁，是所谓宋“文阁”者也（46）。每阁东、西序皆有殿，龙图阁四序曰资政、崇和、宣德、述古（47），天章阁两序曰群玉、蕊珠，宝文阁两序曰嘉德、延康（48）。内庭风雅以此为最，有宋珍视图书翰墨之风历朝不改，至徽宗世乃臻极盛。宋代精神实多无形寓此类建筑之上。
后苑禁中诸殿、龙图等阁及太后各宫，无在崇政殿之东者。唯太子读书之资善堂在元符观，居宫之东北隅，盖宫东部为百司供应之所，如六尚局、御厨殿等及禁卫、辇官亲从等所在（49）。东华门及宫城供应入口，其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所在”（50）。
所谓外诸司，供应一切燃料、食料、器具、车驾及百物之司，虽散处宫城外，亦仍在旧城外城之东部。盖此以五丈河入城及汴、蔡两河出城处两岸为依据。粮仓均沿河而设，由东水门外虹桥至陈州门里，及在五丈河上者，可五十余处。东京宫城以内布局，乃不免受汴梁全城交通趋势之影响。后苑布置偏于宫之西北者，亦缘于“金水河由西北水门入大内，灌其池浦”，地理上之便利也（51）。